编者按：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南大学新闻中心以校史档案为依托，通过新闻视角，寻访当事人、知情人、见证人和遗迹、遗物，记录中南人为保卫祖国英勇机智、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现在新闻网开设《中南人的抗战》系列故事专题，以此铭记历史、告慰先烈、珍爱和平。

从即日起，网站定期推出黄培云、赵天从、杨和荣、汤飞凡、谢陶瀛等老一辈的抗战故事。您也可将自己了解或采访的反映中南人的抗战故事，或缅怀心得等发到新闻网投稿专线（http://xwtg.csu.edu.cn/system/contribute/login.jsp），欢迎您的关注和参与！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黄培云院士在鲐背之年，还常常哼起这首《满江红》，一字不落。这是他的校歌，更是他的心声。这支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的《西南联大校歌》，穿越岁月风云，伴随着黄老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写人生。        

 

求学时代的黄培云

烽火中南迁长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国民政府在庐山开会讨论中国抗战时局，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会。为了保存中华文明血脉，维系中国的人才培养，教育部决定将清华、南开、北大这三所大学南迁长沙。        

1935年，清华未雨绸缪，以建农学院的名义在长沙岳麓山下建造了两栋校舍（即现中南大学的民主楼、和平楼），之后又将大量图书和教学仪器自北京运达。        

正在上海家中度暑假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黄培云接到通知：新学期在长沙报到，37年9月，黄培云以及清华、南开、北大1600多名师生从各地陆续赶到长沙，这三所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琇等一批中国顶尖教授群英荟萃。因清华修建的校舍尚未完工，临时大学借用长沙韭菜园美国教会圣经学校办学，校舍不够，黄培云和二哥培熙在附近租住民房，无床，铺层稻草，席地而睡。1937年11月1日，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也因定为西南联大校庆日而名垂史册。

侵略者的铁蹄越逼越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失守，长沙告急。为远避战火，临时大学决定兵分三路，西迁昆明。        

第一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辗转到昆明。陈寅恪等大多数教师、家眷部分体弱者及女生安排了这条路线；第二路由朱自清任团长，同行的有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教授，从长沙乘坐汽车经过桂林、柳州到南宁，再经过镇南关到越南河内，最后乘窄轨小火车抵达昆明。第三路则是将身体好的学生，按照军事编制分为三个大队，18个小分队，组成“步行团”，步行入滇。

西南联大师生入滇路线示意图

草鞋徒步三千里

黄培云参加了“步行团”，与15名同学编入一大队二中队五分队，并任小分队队长。此行山高路险，湘西匪患猖獗，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派中将黄师岳出任“步行团”团长，并布置湘西作家沈从文先行与湘西各方势力协商，确保师生安全。        

“步行团”共有三校学生三百多人，其中清华占百分之八十，各校有老师领队，清华的领队老师是文学家闻一多，以及后来成为学术泰斗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化学家曾昭抡、植物学家李继侗、吴征镒等教师。        

1938年2月19日，身着黄色制服，外罩黑色棉大衣的“步行团”队伍，在冬末春初的细雨中出发。        

黄培云晚年时回忆：出发前，老师们提醒大家，不要穿皮鞋、胶鞋，最好穿布鞋。上路之后，大家才发现，最好还是草鞋。脚上一双，腰里别着一双，穿一天就换，几个铜板一双，随处可买，刚穿时脚起泡，几天就没事了，“能够走得很快”。        

常德、沅陵、芷江、玉屏、镇远，这支由学生娃、文人、科学家组成的队伍，走走停停，一路向西。地质系的同学带着小锤子，跟着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这里锤锤，那里敲敲，沿途考察地貌，采集矿物标本和化石；文学家闻一多教授随身背着一块画板，带着一只小板凳，走到风景好的地方就自顾坐下写生，引得大群当地农民纷纷围观，学生们则沿途采风，收集民间故事和歌谣；植物学家吴征镒教授热衷于观察植物，老是落在队伍最后，这些植物图形和描述，都收入到他后来主编的126册《中国植物志》中；化学家曾昭抡则一路道骨仙风，坚持不穿制服，长衫飘飘，一步一步走在“山路四十八盘”上……流亡之旅，变成了文化之旅，实践之旅，科学考察之旅。     

步行团在西迁路上，前排左一为黄培云

69天后，“步行团”徒步走完1670公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昆明拓东路口，黄培云见到四位身着旗袍的年轻姑娘，抬着花篮迎接他们，当时他哪会想到，自己后来与其中的一位——中国语言学先驱赵元任之女赵新那结为百年之好，一辈子相濡以沫。   

先期抵达昆明的师生、家属在路口迎接“步行团”

 

西南联大的日子

在昆明，黄培云度过了大学本科的最后阶段，成为西南联大的首届毕业生。        

回忆起联大求学时光，黄老激情依旧。干打垒墙，树皮盖顶，有一半的日子在躲避日机的轰炸，国难时期物价飞涨，师生每天半饥半饱，穿着长衫或皮夹克的教授们有的胡子留得很长，说看不到胜利就不刮胡子。清苦的生活，简陋的环境，并不影响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学问研究，学生们也经常讨论：我们为什么挨打？就是因为不强大，民族强盛需要科学，需要知识，需要文化，“要用前方将士一样的心情来读书”，共同的爱国情怀和自由宽松的学风凝聚激励着师生为救国而读书，为民族复兴而读书，以致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国之栋梁。        

 

清华大学化学系十级合影，他们都是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三排左二为黄培云

多年后，黄培云回忆：“经历过抗日战争，我深刻感受到爱国主义氛围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有力量的爱国者”，一直是他坚定的教育理念之一。        

1938年夏天，毕业留校的黄培云被选派到位于昆明西郊大普吉的清华大学金属学研究所工作。金属所是清华利用庚款基金利息建立的应用型研究机构，旨在通过研究与金属学有关的科学问题，服务抗战。所长是物理学教授吴有训，1939年1月，物理学家余瑞璜从英国归国加盟，黄培云成为余瑞璜的助手，一起创建了X光实验室，做成了中国第一个连续抽空X光管，并结合抗战需要，分析了云贵高原的硬铝石铝矿，为矿务局及兵工厂冶炼合金提供技术支持。在此期间，黄培云在余瑞璜指导下，掌握了X光衍射晶体分析技术，并完成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篇论文《硝酸镍络合氨盐的X光分析》。        

1940年，第五届庚款赴美留学考试选拔，黄培云与清华化学系学长，时任中央研究院任助理员的陈新民竞争冶金学唯一一个名额，考试成绩同样优异，惜才如金的校长梅贻琦破格增加一个名额，两人一并录取。        

在麻省理工学院，陈新民攻读钢铁冶金，黄培云专修非铁冶金。四年后，同日举行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两人结伴同船归国，陈新民先后在北洋大学、清华大学任教；黄培云则就职于武汉大学。        

1951年，新中国两位冶金骄子再度携手，筹办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之一），黄培云因创建中国第一个粉末冶金学科，培养了大批拔尖人才，解决了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军工重大工程问题而被誉为“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        

（取材自黄培云口述《黄培云口述自传》 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