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创新＝先进

——记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创始人舒畅主任

采访舒畅教授相约在8月30日下午五点。当我准时敲响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门时，一句“对不起，李记者，我迟到了”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来。循声看去，一位穿着白大褂、带着白色医生帽子、身材高挑的四十出头的男子向这边走来。他的步子迈得大而稳重，清瘦的面庞，透出几分精神。这就是现实中的舒畅，比我想象中的舒畅要年轻一些。

当我们正准备“闲聊”时，一个电话又把他叫走了，他边穿工作服边说，要到某科会诊，大约40分钟回来。人命关天，没办法，不能正面“强攻”，只好迂回包抄了。

走进医生办公室，有两三个穿白大褂的人正在埋头整理病案。听说要讲讲舒畅的故事，大家都显得很乐意，都要求年逾花甲、德高望重的杨泽厚教授开个头。杨教授说：“舒畅作为中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标兵是当之无愧的，他终身洋溢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可用一个等式来表示：忠诚＋创新＝先进。”

舒畅的忠诚表现在敬业爱国上，他对医学科技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就是忠诚党和国家卫生事业的崇高表现。1989年，舒畅从原湖南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某大医院担任普外科医生。在临床和硕士研究生学习中，他发现越来越多的血管疾病，诸如，颈动脉疾病、主动脉夹层、腹主动脉瘤、糖尿病足、血管瘤等血管疾病需要手术治疗才能根治。但当时，湖南省乃至全国基本上只能开展静脉曲张等比较简单的血管手术。如何在血管领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地开展手术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报考了我国血管外科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教授博士生。在攻博期间，舒畅选择了当时国际血管外科尚未进入临床的最前沿领域——腹主动脉瘤的成因和腔内治疗作为研究方向。他要以此为契机，做好基础研究，由此及彼，触类旁通，抢占血管外科领域的制高点，希望经过他的手将这一技术在国际上率先引入临床。于是，他吃住都在实验室和病房，每天睡眠时间规定为5小时。这样做，坚持一天并不难，难的是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无论是严寒酷暑，他都坚持下来了。后来，当他的腹主动脉瘤手术成功应用于临床时，他的导师，他的同行都说，正是这些夜以继日的执着，孕育了血管外科治疗方法上的革命。

2001年4月，在导师汪忠镐院士的推荐下，他前往国际血管外科的前沿阵地——美国斯坦福大学血管外科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当飞机飞出国境时，他想起了邓小平的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此时此刻，他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一种男子汉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油然填膺，他咬紧牙关，一字一句地在心里说：“我要把美国的前沿阵地搬到中国来！”

刚到斯坦福大学，和几乎所有的中国出国的临床医生不得不放下临床走进实验室从事无休止的基础试验工作一样，舒畅也被安排在实验室从事建立肺动脉高压动物模型的研究工作。他不排斥基础研究，但他也不愿意放弃临床，他认为，如果没有学会如何把基础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中去，那依然是纸上谈兵。他曾说，他最佩服毛主席学一点用一点，一边努力学，一边努力用的高超水平和坚强毅力。要把国际心血管前沿阵地搬到中国，就必须一边掌握前沿知识，一边掌握将前沿知识应用于临床的技能。为此必须赢得“老外”的信服，创造进入临床的机会。于是，他一方面努力做基础研究工作，一方面把自己在临床治疗上的一些见解向他的导师等权威专家“游说”。经过这些努力，他在攻读博士期间所从事腹主动脉瘤的手术治疗和腔内治疗的研究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美国血管外科协会主席CK.Zarins教授的充分肯定，并特许他参观临床手术，但条件是帮助Zarins建立大鼠腹主动脉瘤模型。这对于有肤色歧视的社会来说，舒畅得到了一个莫大的机遇。他每天早上6点钟就赶到病房，一直“见习”到下午3点钟，然后，到实验室从事试验工作，凌晨才回宿舍休息。由于他的辛勤工作，几个月后，他在实验室成功地建立了国际上首个大鼠腹主动脉瘤patch模型。Zarins十分感动，在美国血管外科年会等几个重要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舒畅的文章，并再次破例，允许他参加临床手术。同时，舒畅申请的AHA课题也得到了批准。他如饥似渴地把握着每一个机遇，分秒必争地用在掌握血管外科的新技术和科研中。不久后，他就成了斯坦福大学血管外科中心的手术能手。此时的舒畅感到很幸运，感到很骄傲。他说，幸运的是，遇到了汪忠镐导师和Zarins主席，从而拥有一技之长，使报国有望，报民有长；骄傲的是，外国人能做的事，中国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中国人能做的事，外国人不一定愿做，也不一定能做。杨泽厚教授说，有报国之志是可贵的，但吃苦耐劳地积累报国之能尤其可贵！

杨泽厚教授对舒畅爱国的忠诚体会十分深刻。他给我讲述了一个关于舒畅回国的故事。

2002年初，杨泽厚教授在一次全国血管外科学术会议之余，对中科院院士汪忠镐说：“我国建立起血管外科的大医院还没有几家，湖南及其周边地区都没有，南湘雅组建血管外科既是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也是解决周边地区乃至全国人民健康需求应承担的义不容辞责任，可惜没有领军人才啊！”汪院士说：“我有一个学生叫舒畅，是你们湖南人，我对他的评价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了解了舒畅的情况后，杨泽厚教授说：“中国医生在美国留学的很多，能成为临床医生的却是凤毛麟角。他怎愿舍弃那里优越的发展环境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呢？”汪院士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002年5月，舒畅接到了湘雅二医院邀请他加盟该院创办血管外科的信，他欣然应允。当他向Zarins提出回国申请时，Zarins果然用科研和临床工作的优越条件和优厚待遇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他。可舒畅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看到他去意已决，Zarins便在自己家里订了一顿丰盛的中餐，邀请了外科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到场为舒畅专门举行博士后证书发放仪式，并将他获得的一顶特制的象征学术权威的帽子戴在舒畅的头上，说，你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中国人，一位不可战胜的中国人！

杨泽厚教授说，开创新局面要有战略眼光，战略眼光实际上就是一种预测新事物发展趋势和未来的能力。没有创新，又何以研究新事物、开创新局面呢？舒畅的创新表现在能开创新局面上。2002年5月，舒畅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祖国，回到了湖南。时差反应还来不及调整，就马不停蹄地来到湘雅二医院汇报创建血管外科方案。6月，血管外科挂牌运转。万事开头难。当时的血管外科只有10多张病床，各方面的资源几乎为零。怎样让这个横空出世的科室拔地而起呢？舒畅认为，要敢做和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手术。于是，他把科室草创期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定位于向高危疑难病例冲击。要攻破“疑难病例”这个堡垒，没有先进技术作保障是注定要失败的。舒畅知道，马列主义只有与中国的土壤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毛泽东思想，自己虽然掌握了美国的先进技术，但不能照搬，因为美国的先进技术是建立在先进装备的基础上的。他首先针对“本土”实际对美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行研究和动物试验，创造了一系列适合本土的全省乃至全国第一的先进技术和术式。如，腔内支架治疗腹主动脉瘤、胸主动脉夹层病分别创全省首例；门静脉切开取栓，门静脉、肠系膜上动脉置双泵、置管溶栓等高难度手术均创下了国际首例，挽救了众多的濒危血管病患者，改变了血管外科在人们印象中的“静脉曲张外科”的形象。此时的舒畅又有了新想法。他说，一个新科室在没有立起来时，要以超常的手段立起来，立起来后，如何站稳脚跟，就必须打造科室的特色品牌，这是科室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他将以大动脉疾病的腔内手术治疗——动脉外科作为特色品牌来做，取得了重大突破。两年来，他们收治炎性腹主动脉瘤、结核性腹主动脉瘤、破裂性腹主动脉瘤、复杂的降主动脉瘤、胸腹主动脉瘤和复杂的主动脉夹层等高危疑难病例数十例，开展腔内手术近100台，救治成功率接近100％。最近，舒畅又完成了巨大胸降主动脉瘤的血管腔内多支架隔绝治疗，既完全隔绝了瘤体使之成为“孤家寡人”而“困毙”，又成功地预防了截瘫这一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篱笆三桩定，好花百叶丛。舒畅很注重开展推广新技术新方法。他开展的下肢静脉曲张的射频和激光疗法，在减轻手术创伤和术后恢复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他们在探索急性门静脉血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等风险巨大而疗效不佳的疾病治疗方案也有了较大的突破。舒畅除了重视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外，也十分重视血管外科学的基础研究。近两年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主编或参编学术著作18部，在国际讲坛上做专题报告6次，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好几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获得美国HAA课题和教育部、省科技厅课题各1项，并与8个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往来。 如今的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特别是舒畅，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有名气的。去年的门诊量超过了5000人次，出院病人有1000多人。全国慕名而来的病人经常一床难求，这个未走，那个在等，使得30多张床位的使用率大于100％。这对于一个医护员工尚不足十人的科室，其压力何其大，其效率何其高！

舒畅的忠诚还表现在一个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上。今年3月，外省一个艾滋病患者因经常自己扎针而导致假性动脉瘤，并出现了生命垂危征象，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迫在眉睫。可他跑了好几家医院，不知是艾滋病的原因，还是技术问题，均被拒绝了。当他听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技术没问题时，便来到了湘雅二医院，并住进了医院，可他隐瞒了艾滋病情。在手术前的抽血检验过程中，他的艾滋病露出了“狐狸尾巴”。给艾滋病人做手术，除了病人因免疫力差需要一个严格的防感染的治疗环境外，对医护人员，特别是主刀大夫自身健康的威胁是极大的，稍有不慎，刀、针等器械就可能划破手指，就会感染上艾滋病。此时有人对舒畅说，让病人出院吧，白求恩就是因手术划破手指感染破伤风而殉职的，可白求恩是为了正义事业啊！舒畅说，现在把这位病人推出医院，等于把他推向死亡线。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何况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这个手术就由我来主刀。第二天，舒畅成功地完成了病人的手术。几天后，病人出院时，特意走进主任办公室，对舒畅说了一句感谢话：“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真正是一家共产党办的人民医院！”

娄底市一位30多岁的农民胸部患上了右侧动脉闭合症和左侧假性动脉瘤，因无钱一直未接受治疗。2005年5月的一天，因痛苦不堪而感到生命垂危的他，不得不来到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求医。经过检查后，舒畅教授告诉他的病症，并说：“你患的假性动脉瘤里面已破裂，包裹瘤体的软组织即将破裂，一旦破裂，这些‘残渣余孽’就会堵塞血管而给你致命一击。因此手术治疗，刻不容缓。”可病人因出不起钱而不愿接受手术。望着这位危在旦夕的生命，热爱生命的舒畅对工作人员说：拖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没有什么犹豫了，马上做术前准备，钱的问题等做了手术后寻求办法解决。当问及做不做动脉闭合症手术治疗时，舒畅说，一并做了，何必让病人承受两次痛苦呢？舒畅在做完这一高难度手术时已到了晚上9点多，此时，他想到的是如何解决病人的医疗费用问题。没顾得上吃晚饭，他就走进了办公室，向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请求“援助”。有关方面答应免掉一部分，舒畅要求科室和医务人员承担一些。这位病人被舒畅的行为深深感动了，主动联系亲友。他的一些亲友听了舒畅的“故事”纷纷解囊相助。在亲友的帮助下，这位患者承担了余下的医疗费用。舒畅在决定为这病人做手术时，其实还不尽是承担医疗费用的风险，还有手术不成功的风险。一个医生说，这是两台高难度手术的组合，手术最怕的是大出血，在动脉上开口子，如同挖大坝的“墙脚”，在太岁头上动土。一旦失败，颗粒无收。那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舒畅的行动已给出注释。后来，舒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报告这例手术的学术性时，中科院院士、国际血管外科联盟副主席汪忠镐说：“这例手术将成为世界血管外科史上传奇的一笔。”

2004年，全国著名的某企业负责人在澳大利亚访问时，突发主动脉夹层病，点名要求舒畅赴澳大利亚施行手术救治。舒畅接到邀请后，二话没说，就和护士长刘雪梅飞到了澳大利亚。可在澳大利亚的20多个日日夜夜里，足不出户的舒畅，体重却轻了10斤！护士长刘雪梅说，舒主任做事总是兢兢业业，十分投入，手术、监护都是他全权负责。他唯恐出一点差错，既怕因差错造成病人痛苦，又怕因此丢中国人的脸。同时，他又挂念刚成立两年的科室，家里的疑难病例的手术方案和注意事项，他都要运筹敲定。这种心挂两头的超负荷的运行，即使是机器也会加倍磨损。当这位领导转危为安后，有关方面组织他到澳大利亚观光休闲，他谢绝了，因为长沙还有好些病人才等着他回去做手术。

舒畅的忠诚还表现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周围的人。8月30日下午6点，我对其他人的采访即将结束时，与我谋一面就匆忙去会诊的主人公舒畅又匆忙赶回到办公室。当记者要求他谈谈“自己”时，他说，他很饿了，先去吃个工作餐。可刚端起红酒杯的舒主任接到了一个要求派人抢救急诊病人的电话，一同就餐的一个医生说，另外安排人去吧。舒畅说，这个时候正是做饭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在场的医生都要求他在这里边陪记者吃饭边接受采访。可他说，你们也需要吃饭，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陪李记者边吃边聊吧。他走后，在场的人都说，过年过节，都是他在值班，甚至连护士的工作都代替，他为病人换药、扎针也是很在行的。他总是把与亲人团圆团聚的机会让给同志们。谁家 有困难，他绝不会袖手旁观，总是带领科里人去分担。科室收入分配从不按等级，不按等级的实质就是向年轻人或低工资者倾斜。因为他认为，年轻人或低工资者是一个单位的骨干力量，总是战斗在最前线，劳动强度大，而且最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安居乐业，这个单位就有了发展的基础力量和强劲的未来。在场的年老的、年轻的同志都十分动情地说：“其实，无论是劳心劳力，舒主任的劳动强度是最大的，而他比任何人没有多拿一分钱的劳务费、奖金！”

没有采访成舒畅，也就没有捕捉到细节，我感到很遗憾！当我端起高脚红酒杯的时候，舒畅远去的背影透过夜光杯，浓缩在厚重的、醇香的、甜蜜的红酒中，粗线条的舒畅融入我的脑海：一个能为病人的“舒畅”着想的舒畅，一个能为病人创造“舒畅”的舒畅，一个同事和病人见了就“舒畅”的舒畅，一个名副其实的舒畅！

“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仿佛汪忠镐院士就在我身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