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们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安慰，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最大的愿望是他们都能超过我。

他们说：他是一位智者、长者、朋友，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盏明灯！能跟着他学习，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幸运。

他就是闻名国际相图界的 “长沙金”——金展鹏，他们则是被誉为被金展鹏带出了世界水平的“金家军”——金展鹏的学生们。从最初金展鹏一人代表中国出席国际相图大会，到“金家军”分兵挺进欧美，成为国际相图界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金展鹏和他的学生们在科学研究的疆场上携手前进，收获颇丰。同时，他们用自己最质朴的方式和最寻常的语言讲述着他们间相识相交的故事，还有那已经无法言说的淡于水浓于血的师生情。

郑峰：一个“异数”，一段忘年交

在金展鹏的所有学生中，郑峰绝对是一个“异数”，从言谈到神情都透着与众不同——与严谨沉稳的“金门”风格相比，他要随性不羁得多。他自己也坦承：我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金老师的学生，我只是在1983年要做本科毕业论文时才跟了金老师不到半年的时间。不过，就是这半年时间，让郑峰和金展鹏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郑峰与其他同学不一样，不光是与现在的同门不一样，读大学时也与同学们不一样。在那个年代，他下过乡，也就是有过一定的社会经历，所以，他崇拜科学家，梦想实业救国，却并不崇拜权威，也不害怕老师。当然，他不知道当年金老师是如何看待眼前这个并不怕老师的学生，但是，郑峰给自己和金老师的关系定位为——首先是朋友。

郑峰还记得，就是在跟金老师做毕业论文的时候，金老师派他这个小本科生去株洲买回了实验室第一台做实验用的炉子；刚进课题组，金老师就给每人发了一篇英文的科技论文，大家是抱着一本字典，“连滚带爬”度过那段时间的，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老师真厉害，有学问！

半年的时光，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当然摸不到太多的门道。但是，“金老师应该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大学毕业后，郑峰去了东北工作。依然还在“摸门道”的郑峰在工作中发现师傅用的方法和金老师的不同，和金老师联系后，金老师兴奋地邀请郑峰到学校来跟学生们讲讲。这一年回家过年时，郑峰很认真地用毛笔画了许多图，然后到学校去给大家“讲了一课”。“金老师后来还给我10元讲课费呢，他还挺抱歉地说：我只能“破格提拔”给你副教授的讲课费了。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金老师给了我副教授的讲课费呀。”多年过去，郑峰说起这段往事仍然咋舌不已。金老师的这种肯定和鼓励绝不是10元副教授讲课费可以比拟的。

此后，郑峰不论是在国内，还是远赴英美，他总是会碰到认识金老师的同行，也会接触到或多或少与金老师有关系的事，所以，总是和金老师保持着联系。2003年，在国外呆久了的郑峰想回家了，他觉得家比哪儿都好。于是，从伯克利到中南的理由也变得很简单：在家乡，我只认识金老师，所以就到这里来了。

到中南后，郑峰做了金展鹏的助手。说是助手，在刚回国那段时间，金展鹏为郑峰操的心似乎更多。郑峰与金展鹏的相处时间也很多，每天，爷俩一起散步、聊天，同进同出，很是惬意。很多次在一起，旁人都以为“我是金老师的儿子”，说起这个时，郑峰的笑声里跳出了幸福与自豪的味道。

杜勇：第一个博士，最像金老师

杜勇，金展鹏与黄培云院士合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是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好几个国际著名刊物的编委。

杜勇是1992年博士毕业的。事实上，从1984年进入大学起，他就认识了金老师，并日益受其影响。杜勇很勤奋，每天都会去实验室，而金展鹏也会每天晚上都去实验室辅导学生，风雨无阻。师生间的相处日月相积，影响也就潜移默化。

读书时的生活就是那样，上课、做实验、自习，与金老师的相处也跟过日子一样平平常常。20年过去，杜勇已经想不起当时是否发生过特别的事情。但是说起金老师，他还是很有些已经变成 “概念”的记忆：这么多年的相处，金老师既是老师，也是朋友。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说年轻人是创造的源泉。他认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比较大，所以他从不干扰学生的想法，并竭力为学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杜勇还记得，1988年和金老师一起去北京出差。金老师当时的科研经费不算少，对自己却非常的俭省。拎个包，坐着公交车就去了火车站，很少买卧铺，都是坐上一二十个小时去的北京。住在北科大的招待所，那是个地下室，很潮湿，但是很便宜，只要几块钱一个晚上，金老师就和学生挤住在一起。不过，金老师绝对不是抠门儿。他对学生是很慷慨的，学生出差，金老师一定会强调是“科研出差”，因为这样的话，出差补助会高一些。在学生的发展问题上，金老师更是舍得花钱。在那个时候，出国应该是一件挺奢侈的事，但是只要有机会，金老师就会让学生们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因为他觉得，做科研，就要了解最新、最前沿的东西，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了，要走到前面去。

杜勇的博士论文完稿后金展鹏请中美英的学术权威担任评阅人，并顺便告诉他们还有报酬。外国朋友说，能够做你们学生的论文评阅人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希望以后保持联系，加强交流，审稿费就用不着寄过来了。

同门师兄弟们说，大师兄和金老师最像，工作起来都很拼命，做起学问来都很严谨严肃。当然，确切地说，是和年轻时的金老师很像。现在的金老师可是幽默风趣多了。

刘华山：危难相扶，一起走过最难的日子

1998年，是金展鹏人生路上的一道坎。这年年初，金展鹏因为严重的颈椎病导致全身瘫痪，仅脖子以上能动。这对一个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人来说，不啻于致命一击。很少人知道金展鹏是怎么熬过那段突变的岁月。作为刚毕业留校的助手，学生刘华山见识了老师的坚强与乐观：大约生病半年后吧，金老师就把心理状态调整过来了。我们有时候看着他难受，他反而会安慰我们。

1998年，国家与日本有一个人才互换培养协议，对刘华山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去了日本的话，实验室就只剩下病中的金老师了。刘华山很犹豫。金老师劝慰他说：你放心，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困难是暂时的，我现在身体状况也稳定了，可以把相图实验室支持下去，不会让它散的。

两年后，刘华山谢绝了日本导师的挽留，回到了中南大学，他说，我不仅与国家有协议，而且与金老师有着“精神上的协议”。在那么困难的时候，金老师送我出去进修，为的是我个人的发展，也是为了相图实验室的发展，我不能辜负他。

作为与金老师相处最久的学生，刘华山说金老师带学生和很多老师不同：进了课题组后，金老师会把他认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告诉学生，征询学生意见，你可以选择金老师的研究方向，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跟着金老师的方向走，自然会很省事省心也省力，但是即便选了金老师不做的方向，金老师也会全力支持和指导，帮助你了解前沿信息和进展情况，帮你理顺思路。金老师觉得，搞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所以，老师要做的，是培养起学生的学术兴趣，训练他的学术思维，引导他走上研究的道路。

与金老师共事，刘华山也更深地体会了金老师对学生不遗余力的关怀。就在去年，刘华山要在一个材料大会上发言，那段日子，工作确实也很紧张。在路上遇到了金老师，师生俩打招呼的时候，金老师见刘华山一脸疲惫，轻言细语地问：最近是不是很累？继而，金老师还“大包大揽”：你很累的话，就把学生的论文给我看吧！刘华山说：金老师自己也有学生，而且身体情况不好，我肯定是不能给他增加负担的。但是他的话给我很大的支持。这种精神的支持跟随了我很多年，很强大，也很让人感动。

蔡格梅：十年情缘，注定是师生

瘦小文弱的蔡格梅现在是金展鹏的助手，承担着金老师许多的日常处理工作。说起和金老师的相识还颇有些曲折。

2002年，蔡格梅还是湖南农大的毕业生，她的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这一年，她报考了中南大学。有一天，她打电话到办公室咨询，接电话的正是金老师。那时，他们互不相识。不过两天后，金老师给蔡格梅打来电话，问她要不要来旁听学院的一个讲座。这一年，蔡格梅没有考上中南大学。不过，金老师将她推荐去了另外一所大学。素昧平生，却对自己这么关照，这让蔡格梅对金老师充满了感激。此后，不论是读硕士还是读博士，不管身在何地，蔡格梅都会给金老师打打电话，说说自己的近况，谈谈自己的想法。

博士毕业后，蔡格梅来到中南大学，跟随金老师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回顾往昔，突然发现，兜兜转转一大圈，终于还是做了金老师的学生。

蔡格梅博士时期学的是物理，跟金老师做的相图似乎没什么联系，不少人都奇怪：这样怎么跟金老师做研究？这个问题在金老师这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待学问，金展鹏表现出了一种大师的气度与素养——兼容并包，海纳百川。蔡格梅说，我现在也做相图研究，只不过我和其他同学有些不同，他们侧重于相图计算，我侧重于物相结构与材料性能的研究。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平，学问深时也自会融会贯通、处处有路径吧。

金展鹏说，当教师是一种幸运。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女孩对妈妈说：我们家隔壁住的是爱因斯坦。妈妈很奇怪：你怎么知道？小女孩说：因为我去他们家玩了。妈妈好奇地问：你们玩些什么？小女孩说：我们聊天、闲扯，他还帮我做作业。妈妈很严肃地告诉女儿：不要再去找隔壁的爷爷玩了，不要耽误老人家的时间。后来，爱因斯坦对这位妈妈说：你女儿教给我的东西比我教给她的要多得多。当老师也是一样的，看上去是老师教学生，其实，老师从学生那里也学到了很多很多。金展鹏说，都说我对学生好，他们也对我很好啊！

年逾古稀，金展鹏经常会念起自己的老师，他总说：老师们对我很好。“大学毕业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小学老师们教的东西多半已经模糊、淡去，然而历届恩师们慈祥和期待的目光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清晰起来。”他说，是老师们教会了他怎样去对待学生。

多年过去，学生们也记住了金老师这段充满诗意的话，时光渐逝，很多东西都已模糊、淡去，然而金老师慈祥和期待的目光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