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两则科技新闻颇受关注：屠呦呦研究员在瑞典领取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SCI数据库将被汤森路透出售。这两则看似无关的新闻，却有着内在的联系—论文。屠呦呦较少发表论文，是否就等同以论文考核评价科研人员的机制一无是处？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评价机制，才是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机制，才是能够最大程度调动起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的机制？本期，我们邀请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的三位专家撰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改进我国科研人员评价机制的政策建议。   

屠呦呦获奖或可反向证明发表论文对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论文评价更适用于基础研究领域的评价实践。事实上，在应用研究领域，以论文的方式对研究过程、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科学理论进行总结交流也非常必要。   

以此次屠呦呦研究员获奖为例，这么好的成果之所以时隔这么久才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缺乏论文特别是高声誉的期刊论文这种学术界的“硬通货”成果形式，使得国际学术界同行难以及时了解相关成果。而其最终获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许多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不懈奔走推广，在此过程中付出的是时间成本和相当高的交易成本。设想如果屠先生当初比较早地就把自己的研究发现在高质量的学术刊物（特别是当前占据国际学术界主导地位的英文刊物）上发表，或许这个奖项会来得更早、更容易些。   

缘何以论文为考评依据

论文兼具交流展示和考核评价的双重功能，以论文为核心的考评机制是规模化科研模式下的产物

现代科学诞生之初，论文的主要功能在于“交流展示”。一方面，科研人员通过撰写和发表论文总结自己的工作成果，与学术同行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在科学奖励回报系统的核心—研究发现的“优先权”之争方面，论文始终是“优先权”展示的最有力工具。   

随着科研活动逐步“建制化”，论文的考核评价功能变得日益突出。特别是二战以来，政府和商业对科研活动资助规模日益扩大，科研模式已从先前的个体作坊式转型为现代的规模化生产，科学共同体也逐渐转变成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出资方更加重视对科研人员工作效率及产出的考核评价，科研人员也更加需要释放信号展示自己的价值，以获得雇主、同行和社会的认可。   

如果说在个体作坊时代，尚可以通过同行评议，以一人（事）一议的规模对科研人员的水平和绩效进行定性化考评，在现代的规模化科研时代，巨大的考评工作量和过细的学科分工，已经使得这种理想化的评价模式变得不太现实。而基于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及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引文分析法（影响因子）的兴起，恰恰使得论文作为一种批量化的“同行评议”，能够成为规模化科研模式下对科研人员考核评价的“硬通货”。与理想的同行评议相比，以论文为核心的定量化评价的精细化和有效性显然更低。但其最大优点却是，作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反映科研人员价值、降低学术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的“信号”机制，同时又便于大规模的实践应用，因而更适用于现代的规模化科研模式。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理想的同行评议类似于小规模自然经济交易中的“以物易物”（只适用于对少数科学精英的评价实践），论文评价却类似于大规模商品经济交易中的“货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论文为核心的定量化考核评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扩散，成为驱使科研人员追求论文发表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在欧美发达国家，青年科研人员也普遍面临为了追求“终身研究职位”（Tenure）而发表论文的压力；对获得了Tenure职位的科研人员，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从以往不加考评转向探索“适度”的考评机制。   

正面作用

以论文为核心的考评机制对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

对以论文为核心的考评机制的一个批评是，过度重视定量化指标会使得科研活动重量不重质，影响科研水平提高。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我国科研论文的产出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以SCI数据库收录论文为例，从数量上看，2013年我国内地共发表SCI论文23.14万篇，与2002年（4.04万篇）相比，年均增长率高达17%，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SCI论文总数的比重，从2002年的4.2%提高到2013年的13.5％，已连续五年位居世界第2位。   

从质量上看，2004—2014十年段，我国科技人员发表SCI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第4位，与1994—2004十年段的第18位相比，被引用次数的世界排名持续提升（2008年以来，每年提升1位）。从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看，我国为7.57次，与世界平均值（11.05次）还有不小差距，但比2013年提高了9.4％，提升速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2013年，我国学者在CNS刊物（Cell、Nature、Science及其子刊）发表的论文数居世界第6位，比2012年上升了3位；2014年发表的CNS论文数又比2013年增长了73.3%，远高于其他国家增速。Nature出版集团发布的反映高质量论文发表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显示，2014年我国高质量论文的WFC总分（加权分值计数）位居世界第二，比2013年提高了16%；美国WFC总分虽然仍远高于我国，但比2013年下降了3.5%。   

量变是质变的基础。从科研规律看，科研论文的影响有一个累积和滞后过程。我国正是在过去十几年科研论文数量的积累和大幅增长的基础上，才有了近年来论文被引用数量的明显上升和高质量论文的涌现。这既是多年来科研投入增加、科研条件改善和研究人员素质提高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理部门和科研单位对科研论文产出的考评和激励导向。   

负面作用

我国论文考评的突出问题是“泛化”和“过度”

论文考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国当前的考评实践没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科研优先”的倾向，导致对部分科技人员的定位和考评出现错位。当前科技界处处体现出“科研优先”的倾向，使得各类科技组织不管自身的研究水平、服务领域和范围如何，都把从事科研作为考评科技人员的重要标准，使得许多本不应做科研的人也来做科研，本不应发表论文的人也去发论文。   

二是考评活动对考评对象缺乏有效分类，存在“泛化”倾向。许多科研单位，对从事科研活动的人，不管其科研活动的性质是什么，都以科研论文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标准加以考核评价，忽视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贡献。   

三是考评活动急功近利，存在“过度”倾向。譬如，考评周期过短，一般至少一年考评一次；考评活动过于频繁，评完职称还要定期岗位聘任；没有建立有效的Tenure制，使得即便是已经取得优秀成果的、资深的科研人员，也始终处于过度的考评压力之下。   

这些问题造成了科研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无效配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学术风气，使得许多科研人员疲于应付考评，难以潜心研究，不敢做高风险、需要长期积累的科研活动，从而影响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产出。   

改革

实施更有针对性、更精准和更有质量的评价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考核评价仍是必要的。政策方向不应是取消或弱化论文评价，而是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更有针对性、更精准和更有质量的评价。   

一是相关部门应对所属科研机构的定位和评价制度进行反思和改革。对相关机构考核评价和提供支持时，不宜仅以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作为衡量机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的主要标准，要按照其功能和职责定位重视其“履责”情况。例如，教育部门应把大学区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不应都以科研产出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只有主管部门率先改变急功近利、唯科研是举的导向，科研机构才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机构定位，不至于一拥而上地把科研成果作为考核科技人员的主要标准。   

二是在科研机构建立有差别的人才评价体系。科研机构应针对从事不同科研任务的科研人员，建立包括学术论文、专利、社会经济指标在内的多元化评价标准，给论文以不同的权重，避免“唯论文”论。在部分机构探索建立Tenure制，为少数经考核确实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研人员设立“终身研究”岗位，采取更为宽松的考评标准，提供相对自由的科研环境；同时，加强对普通科研人员的考核，设立更严格的淘汰机制，逐步引导不具备科研能力的人员“退出”科研领域。   

三是进一步切实落实以“用人自主权”为核心的科研单位自主权，将科技评价和人才评价的权力进一步下放到科研单位。例如，取消全国统一的职称评审制度，将职称评审等人才评价权力下放到用人单位，以便真正贯彻落实同行评议和岗位管理。鼓励用人单位自主探索适应本单位特点的科技评价和人才评价机制，为各种创新性的探索提供政策空间，为成功的探索经验提供后续的制度性保障。   

来源：光明网-科技频道http://tech.gmw.cn/2015-12/11/content_180564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