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采访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不是件容易事。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胡彬彬的工作节奏始终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

他以平均每年不少于140个村落的节奏，累计寻访了500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总行程绕地球7圈有余。

他每年至少写下500多万字的田野考察札记，拍下胶卷3000多卷、数码照片20多万张。

他每年手绘古村落建筑式样图超过1000张，撰写研究专著10余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研究论文50多万字。

几十年专注于中国传统村落研究与保护，他要做的事，太多太多。

研究“古村落”的公务员

一本重约1.5公斤、厚约20厘米的《四角号码字典》，是16岁的胡彬彬以知识青年身份上山下乡时，父亲送给他的唯一礼物。

“‘34700’，‘谢’字的四角号。”时隔40多年，很多汉字的四角号，胡彬彬依然能脱口而出。

与一般的字典不一样，《四角号码字典》具有鲜明的特色：注音、字的原型出自何处，字体怎样演变，各种用法、词义出自哪些典籍，全都详细列具。一本字典，蕴藏着一般人识字时不会接触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父亲送给胡彬彬这样一本“大部头”，深意就在此处。

世代居于湖南双峰县的胡家人，基本上只从事两种职业：郎中，或私塾先生。

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小知识分子家庭——胡彬彬这样定义他的成长环境。小时候，他接触的是家族里藏的几万卷古籍、书画。再大些，他跟着行医的叔爷爷走村串户治病救人。叔爷爷治病不收钱，作为报答，那些认识不认识的村民，会偷偷塞个鸡蛋、一块红薯给年幼的胡彬彬。

温良恭俭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这种姿态植入幼年胡彬彬的心中。同时植入的，还有家庭的古文启蒙教育，以及各色花草植物名。那时候，胡彬彬特别想当一个博物学家。

1978年，胡彬彬参加高考。他的分数足可以上北大，却因非自身原因，去了“服从祖国分配”的邵阳师专。“只要有书读就是好事。”父亲劝慰他。他听了进去。到了邵阳师专，因为常在寝室、走廊、路灯下读书，胡彬彬没少被点名“不守纪律”。18岁，他的《论维克多巴黎圣母院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成为那所学校当时唯一一个发表论文的学生。

毕业后，胡彬彬进入邵阳市政府，当了一名公务员，他的上级是个“泥腿子干部”，常带着他下乡。鸡栖于埘，柴门犬吠，书中看到的古人关于乡村的描述，在胡彬彬日复一日的下乡中越来越清晰。

公务员胡彬彬开始大量撰写与村落、文物、工艺有关的论文。2001年申报文博与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职称时，胡彬彬提交的材料除了以上论文，还有两本专著。当年，全国申报此系列正高职称的有3000多人，最终评上的仅有3人，其中，胡彬彬是唯一一位以公务员身份、破格获得此系列正高职称的获评人。他最终也如愿被南京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在审阅申报材料时，评审委员们都不太相信这是一个机关里的干部提交的材料。按常理，机关并不是一个做研究的场所。他们不知道的是，胡彬彬找到了一个并不比任何书斋逊色的“研究院”——传统村落。

寻找活着的文化

胡彬彬办公室的门后，立着一根挑柴的纤担：高约2米，中间似扁担，两头像弯月，木头制成，两头扁担与弯月处的连接，用竹鞭编成的图案，精美生动。这是他从湖南城步县的侗寨里带回来的，是明代侗族男性的劳动工具。

山里的侗寨建筑与外边很多地方不同，屋里的门往往只有闩，没有锁和锁挂。家中男主人如果出门打猎、砍柴，就会将纤担斜放在门前；女主人如果不在家，门前放置的可能就换成竹篮，或者是挂上一根纱线。路过的客人可推门进去，歇歇脚，倒杯茶喝。至于留不留钱，留多少，客人自定，主人不会要你怎么做。

“什么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什么是工具之美、工艺之美？什么是古人对劳动生活的态度？这就是！”胡彬彬说，书本里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记述，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传承，“但书本的记载非常有限，村落的天地却广阔无边。”

基于此，胡彬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式：从实物资料和亲临各种文化现场实地考察着手，由物而史，以物证史，以物正史，以物补史。

这套“白天找实例，晚上找文献”的方法论，帮助胡彬彬在30多年的田野考察中，不断有新发现。

比如，以田野调查和民间搜集的古砚台为研究对象写成的《中国民间藏砚珍赏》，区别于以馆藏或皇家藏砚为研究对象的主流著作，丰富了中国藏砚的记载；以大量实物资料确证中国竹簧及其雕刻艺术起源于宝庆的《宝庆竹刻》，更填补了我国明清竹刻艺术流派研究的空白，其学术影响促成“邵阳竹刻”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对湖南靖州发现的“群村永赖碑”进行考证后，他又用一年半时间，走访调研了碑文中提及分布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五县的24个苗寨，最终写出《靖州“群村永赖碑”考》，确证此碑为目前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完整立法构成要素与意义的、有关少数民族婚姻制度的地方立法。

2016年，胡彬彬在湖南江永县发现了长江以南地面建筑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壁画——水龙祠壁画。壁画面积达到380平方米，比此前《中国美术史》中记载的77平方米最大壁画大了几倍。胡彬彬认为，它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有关瑶族的唯一重大文化遗存，“其画面内容，对我们了解巫文化，尤其是了解瑶族的历史文化，有极大帮助”。

首创、补白、拓荒、第一人……30多年或兼职、或专职的学术研究活动中，胡彬彬靠着自己的双脚，走访了中国29个省份。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四嘉子满族乡东、西四嘉子村，西至新疆乌恰县吉根镇托阔依巴什村，南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南湾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当胡彬彬“眼触手摸这些奇迹般幸存于村寨中的古代民居”，走入厅堂，摩挲着家居实用器物，那些濒临倒塌、破败废弃的庙宇牌楼、族氏宗祠的梁柱、神龛、门扉、窗棂，成为他一次又一次创新性研究的灵感来源。

“发现与保护都是我的使命”

2003年，胡彬彬正式离开公务员队伍，来到中南大学创建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此时，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正在陷入一场危机。不断加速的城镇化，在造成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同时，传统村落赖以存在的“人”与“地”，也在不断消亡。

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田野考察显示，传统村落正在以平均每年7.3％的速度递减，每三天就有一个消失。

这是一个让胡彬彬痛心不已的数据。

传统农耕社会，将村落推至中国“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位置。那里保存了无数重要的、有形的文化资源，但它们正在逐渐消亡。以白族大本曲、扎染工艺、剪纸工艺为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在大理的双廊村已寻觅不到传承人。

更让胡彬彬痛苦的是，那些保存完好的古村落，经由他和团队发掘后，却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旅游投资商以“保护”“开发”的名义，将古村落的原始风貌改造得面目全非。

“我看过一整条青石板路被铲掉，铺上水泥”“我看过一个重要遗址被毁掉，改建为停车场”“我看过一座古城，因过度商业开发，而变得毫无特色”……

自己的保护，反成了古村落受损的源头。

这种痛苦纠结于心，一度让胡彬彬想要放弃自己的研究。“我要向许多人做工作，告诉他们‘修旧如旧’‘适度开发’才是最好的保护。”但很长一段时间，他得不到旁人的理解与支持，这让他如堕冰中。

然而他终归放不下古村落和它背后的中华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文化从未中断的国家。但是，当前国内的学术研究都在照搬欧美模式，而“出产”这些模式的国家，只有两三百年历史。在胡彬彬看来，用两三百年经验所建立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用几千年时间建立、丰富起来的文化体系，不见得合适。他认为，必须构建起中国式的学术研究话语体系，来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这是文化自强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发现与保护、创建中国式学术研究话语体系，都是我的使命，哪一项出现问题，我都不安。”胡彬彬说。

这些不可能靠某一人的力量完成。2003年，胡彬彬创建了集文化保护与研究、实物与文献资料集藏展示、数据库建设为一体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他的愿望终于达成，“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中心，胡彬彬对学生的要求是“三在”，即在课堂、在书斋、在文化现场。在课堂或书斋，需要刷指纹、打卡。去文化现场，或者是长达几个月的拉网式考察，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或者是时间不定的主题式考察，发现新情况就即刻开展深度考察；或者是泛考察，不定目标，可从各角度切入。

为了给学生挤出田野考察的时间，经学校允许，胡彬彬将每个学期原定5个月讲完的课程压缩到2个月完成。每天8至10课时的讲授，让他的嗓子常常说不出话来。

这种严格的管理常令刚入学的新生难以适应。但经历过这段“痛苦期”以后，每一个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收获不少。这几年，中心陆续发表《小村落，大文化》《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传统村落的急剧消亡，意味着什么？》《重视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学术研究》等文章，计划中的《村落中国》系列丛书，也已进入文献资料和学术论文整理阶段。

2015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被列入“国家智库名片”。“要做的事更多了，而我已近60岁，只能以生命为代价，能做多少是多少。”胡彬彬说。

他曾经创下一年磨穿11双鞋底的纪录；他的左小腿上分布着20多处1元硬币大小的伤疤，左腿3次、右腿4次骨折；他的脚板因走路过多而渐无知觉；他戏说自己“身上没几块好肉”“生病都生不起”“睡觉也是一种浪费”……

“我的宿命是保护传统古村落。”他对家人说，“若我在田野村落中逝去，请不要悲伤，这将是我最好的归宿……”

（2018年05月31日 第04版  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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