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所从昆明西山高峣村回迁。南京、上海、北平三个地点，可任选一处，汤飞凡选择了北平天坛，这里是战前中央防疫所的旧址，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大本营。         

(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旧址)

1995年，日本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此指证日军细菌部队犯罪遗址，内幕逐一揭开。日军在华秘密研究细菌战的七年间，湘雅人汤飞凡和他所领导的中央防疫所，对日本病毒学家和细菌部队来说，是一个并不陌生且恨得牙根痒痒的名字。         

立志成为“东方巴斯德”，报效国家

1921年从湘雅走出的首届毕业生汤飞凡，在协和执教三年后，来到哈佛大学细菌系深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以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微生物学家寇霍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家，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日本学生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汤飞凡不服：“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汤飞凡在哈佛的三年，全身心专注于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病毒学的研究。         

恩师颜福庆的一封来信召唤着汤飞凡。颜福庆在信中如实陈述了自己创办中央医学院面临的困难，以及对弟子的殷殷期望。汤飞凡二话没说，于1929年春携妻回到上海。         

在此后的八年间，汤飞凡在中央医学院（1932年改名上海医学院）任教，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在牛胸膜炎病原学、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他立志成为“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         

8.13的炮火，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汤飞凡的命运。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30万日军进犯上海。汤飞凡走出了安静的实验室，参加了救护队，直接投身火线。汤飞凡一米六零的身躯在炮火中辗转于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救治伤员，他宽慰妻子：“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适合干这个”。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汤飞凡也出生入死三个月，期间，仅回家两次。         

上海最终沦陷，汤飞凡回到租界内的雷氏德研究所，山河破碎，无心学问，汤飞凡倍感压抑，妻子何琏劝他做点研究算了，他冲着妻子大吼：“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其时，雷氏德研究所奉命撤回英国，心灰意冷的汤飞凡决定远走英伦三岛。又是导师颜福庆的一纸书简，留住了这颗矢志为国效力的心。         

临危受命，重建中央防疫所

此时的颜福庆，已在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任上。连年兵荒马乱，瘟疫蔓延，流行病猖獗，加上中日战端一开，重建中国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产、研究专门机构，成为颜福庆的当务之急，微生物学家汤飞凡无疑是不二人选。         

中央防疫处1919年成立于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1935年迁至南京。抗战爆发后，南京告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防疫处1938年迁到长沙。         

天降大任，汤飞凡半点都没犹豫，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任职，携妻子直奔长沙。         

(汤飞凡（右四）抗战期间在长沙 )

1938年的中央防疫处，已濒临解体。办公地点是暂借的，20来位职工中，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设备原本不多，在迁徙途中一路散失，整个防疫所只能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运转。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人心惶惶。         

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卫生署命令防疫所再迁昆明。汤飞凡果断地卖掉北平带来的所有疫苗和抗生素，筹集二千大洋，装车出发。         

两周后，日军逼近长沙，一把“文夕大火”，防疫处来不及搬迁的设备烧得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是后话。         

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70多年前还是滇池边的一个小小渔村。村民不可能知晓，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群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每天坚持阅读能找到的学术期刊和书籍，每周在汤飞凡家中举行一次读书会，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跟踪学科前沿，从事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工作。         

这里虽然没有日机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为了安顿好职工生活，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而且还能接生，所内还办子弟小学。随着大后方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在汤夫人何琏的带领下，职工们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产自销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         

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汤飞凡按照自己心目中的蓝图，重建防疫所，他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同时，参考国外，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结构上，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

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研制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

青霉素，又称盘尼西林，是人类历史上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由于一次幸运的过失而发现了青霉素，但无力单独分离。1941年，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瓦尔特弗洛里从飞行员从各国机场带回来的泥土中分离出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了40单位。与此同时，牛津大学病理学家弗洛里与生物化学家钱恩也实现了青霉素的分离与纯化。

在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动下，美国制药企业于1942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青霉素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因其消炎疗效奇佳，副作用小而被前线士兵称为“救命药”，为扭转二战战局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全世界青霉素供不应求，中国战场更是奇缺，中央防疫所决定自己研制。         

汤飞凡如是记述：“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正报告：关于Abraham, 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         

制造青霉素首先要找到霉菌，汤飞凡带领防疫处全体职工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霉菌。终于有一天，从技正卢锦汉皮鞋上的一团绿毛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分离菌种、发酵、培养精制，经过上百次实验，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余下一瓶珍藏至今。         

新研制的国产青霉素迅速发往国内各战区，为挽救抗战将士和盟军官兵的生命，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李约瑟博士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他昆明考查的亲身经历：“国立中央防疫处由中国最有才干的细菌学家汤飞凡医生主持，去年这里生产了500万支伤寒疫苗，还生产天花、白喉疫苗、破伤风类毒素，并有一试验小工厂生产青霉素。尽管缺乏自来水，他们的工厂仍保持高标准的洁净。在培养装瓶和检验部门还有一个效率极高的系统。……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每晚用完后都要修补。就是靠这台锅炉进行所有的消毒，供应蒸馏水等……透析是在湖里的一个木筏里进行的，后来用很有限的材料在陆地上装配了一个透析槽。”         

1954年，57岁的汤飞凡从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继续从事中断了20年的沙眼病毒研究，1955年8月10日，成功分离标号为TH8的沙眼病毒，国际微生物界称之为“汤氏病毒”。1970年，国际上将“汤氏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离诺贝尔医学奖最近的中国人。         

(1992年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