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强震，九州同恸。政府设立全国哀悼日，既体恤民情，也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尊重。儒家文化重视丧葬甚于养生，死得其葬，祭得其礼，自古被国人视为生命圆满的一部分。
   
    大灾难不仅考验政府，也在考验民众。地壳的一次运动，便让数万人遭遇生死劫难，数十万人经受血泪之痛。我想，可能还有数千万的心灵期待安慰。灾难于人类如影随行，苦痛于人生也常伴左右，一夜之间许多人发现，物质世界并不能成为人生的全部寄托。人只有在灾难与苦痛中，才能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佛教的轮回涅槃，基督的上帝天堂，此刻也许能给痛失亲人者最好的安慰。
   
    中国没有像基督、伊斯兰这样宗教基础。二千多年来，传统中国人大多依靠儒家的“天道”思想安顿他们的心灵。你只有了解儒家，才能理解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贯穿于传统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使人即使在挫折中，也能体会到人生价值，时时可以抚慰你的心灵。中西价值观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天”在俗世之外，而中国人认为在日常伦用中就存有“天道”。
   
    中国文化源于农耕，天、地、雨水人力无法改变，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独特的天道观。这种天道观强调的是顺应自然与天人感应。在周公之前，天道的变化，只用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与人的作为并无关系。比如《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就是这个意思。然而频频出现的天灾人祸，让先民们感到天道无常，由此产生对生命价值的疑惑。
   
    从周公开始，出现了“以德配天”的学说，对至高无上的天道作了某些修正与改造。周公相信，存在一个有意志的“天道”在关照人世的一切，并通过对人事的善恶判断，来决定它的运行。周公天道观的出发点虽是“天道”，但落脚点却为“人事”。如果君王修德慎罚、兢兢业业、以德配天时，就能安享天道、永享太平。
   
    周公认为天道不仅对一切氏族是开放的，对一切人也是开放的，并不仅仅眷顾君王，所以普通民众也应修养自己的德行。在酗酒成风的殷商故地，他颁过一道禁酒令，其中就说“我民用大乱丧德”，会导致“天降威”。周公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认为上天不会固定亲近哪一个人，只辅助那些有德行的人。这句话，道出了古代天道观的核心。
   
    自此，再发生大的天灾人祸，民众就不像以前那么恐惧了，往往会从自身或君王处去寻找原因。天道虽然无常，但天道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控的。《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道代表的还是“民意”。这种观念，往往激励君王推行善政，另外也限制、警示了无道的君王。《诗经》中说：“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孔子时代，对天道的信仰危机已经出现。所以孔子并不从天道来说人事，反而是从人事的躬行中去体认天道。因此，他在人事上愈是遭到颠沛、困境，他对天道的信仰就愈虔诚。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又说：杀身成仁，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是对有限生命与人生苦痛的一次超越，认为人可为完成天道与德行的使命而死。孔子认为，天地无限，而人的生命与能完成的职责有限，君子只要时时尽其职责，人生也就时时在完成中，所以就不怕死。而小人的人生，永远也不会完成，所以他时时怕死。
   
    孟子对天道与生命的认知，向前走了一步，使中国文化走上了独特的“内在超越”之路，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传统世界观。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认为“人心”是“天”给的，“尽心”就是充分发挥与扩充内心固有的善心（如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尽心便能认知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则体现了“天道”。孟子由此把一个外在超越的“天道”收归于人心了，自此人性中含有神性，神性也隐含人性，“知天”便需向内去穷尽自己的善心。孟子说：不管短命还是长寿，都不能三心二意，只要修身以待天道，就是安身立命的好方法。
   
    从周公到孔孟，天道与人的生命就这样合而为一了。儒家虽不是宗教，却抚慰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使多灾多难的中国度过了一个个危难的时刻。钱穆认为：“孔子虽不自居为教主，而实独得世界人类宗教信仰中这最深的领悟。”一个国家要有哲学基础，一个人更要有自己的哲学信仰，这样才能真正安顿他在苦痛中的灵魂。当此民众受难之时，儒家的天道观更应成为庇护中国人心灵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