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许广平的私奔
文/邢荣勤

    鲁迅与许广平的“私奔”，当然不是什么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
翻开1926年8月的《鲁迅日记》，从8月3日至24日，“许广平”这个名字共出现了8次，鲁迅与许广平是8月26日动身的，可以想见，这段时间正是他们商量与南下有关事宜的关键时期，许广平的名字在8月份多次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奇怪的是《鲁迅日记》中并没有记下丝毫他们准备离京南下的内容，至于《两地书》，则根本没有这一时期的书信，《鲁迅全集》中则只有这年8月他们互相邀请吃饭的两封信。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真的是不必商量就“心有灵犀一点通”？还是另有传递资讯的渠道？

    1923年，许广平在北京女师大读大二，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课。这位总坐在第一排、喜欢打断先生讲话提问题的女学生，察觉了鲁迅并不“怪僻可怕”，不觉得消除畏惧，敢于跟鲁迅“淘气”，乃至“放肆”。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在信中针对现实发了一通牢骚，流露出几丝内心的苦闷，然后诚恳地请求得到指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写完正文后，许广平又附上这样几句：“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敢以老爷自命……”这两个“不敢”，是否就在暗示双方的地位平等，请鲁迅不要时时记起自己是什么“老师”、而且是已经变老的“老”师？
    当时的鲁迅已经44岁，而外貌则更像是50多岁。而那时的许广平，是27岁。
    但鲁迅的反应很快。当天，他就给许广平写了回信，而且篇幅比来信要长得多。当然，这时的鲁迅，决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回信写得中规中矩，不仅尽量解答了许广平的疑问，也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对于人生的悲观和绝望。从中看不出任何导致他们以后感情发展的东西。
    然而，他们的书信来往在继续，虽然总是一本正经地在谈论时局和讨论文学与人生，但频率在加快。短短一个月间，双方的书信往来多达12封。而且当时鲁迅正给女师大上课，他们之间本来就有机会见面的，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书信交往的方式。
    当他们的书信来往仅仅一个月后，信中就开始出现互相开玩笑的句子，气氛也由严肃变为幽默。而且，许广平并不满足书信的来往。她采取的另一个举动，就是到鲁迅的住处“探险”。关于鲁迅住处的印象，许广平的描述十分优美—— “尊府”居然探险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到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 不愧是鲁迅的得意弟子，大有《野草》之韵致，《秋夜》之遗风，不过请注意“探险”一词，去老师家拜访有什么“险”可探呢？大概她自己已经意识到这种交往的“冒险性”了罢！
    但鲁迅却在犹豫和谨慎。
    他不能不如此。不仅由于他的已经有家室，不仅由于他母亲的健在，也不仅由于他的身份、他的社会地位和敌人的可能攻击，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使然。怀疑一切、对人生感到绝望，是他的信条——自然也包括爱情。他曾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他虽然百般倾诉自己的苦衷，许广平却不为所动，飞蛾扑火般扑向鲁迅的怀抱。
    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同行者》一文，像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不慑于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卫道士的猛烈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按理，他们应该就此跨过了友谊的门槛，进入热恋阶段，可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双方情书的写作却突然终止了——根据《鲁迅日记》，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8月，许广平仅给鲁迅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还是对稿件的说明，而鲁迅则一封也没有回，更没有主动写信。
    当然，表面看，似乎是因为双方都忙，没有时间卿卿我我，如许广平忙于投入反对杨荫榆的学生运动，鲁迅的被教育部解职和由此引发的打官司，以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等等。
    不过，这显然不是理由。因为就在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鲁迅依然在大量回复朋友的来信。
    是否因为许广平可以常常来鲁迅处而不必写信了？也不是。因为查《鲁迅日记》，可知这一年间许广平去鲁迅住处仅有三次，而他们最初频繁书信往来的那五个月就有七次之多！
    那么，是否因为双方都卷入学潮，可以常常见面，就不必再写信了？这也不是说得通的理由，因为那都是在公共场合，讨论的自然不会是私人问题。还有什么方式能让两个精通文笔的人放弃写信呢？还有什么能比写信更能向对方倾诉衷肠？
    查《鲁迅日记》，在1926年3月6日有这样的句子：“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鲁迅的日记用词极为严格，例如凡从学校所得工资，他一律称“薪水”，而教育部所发则都称“奉”，从来没有混用。对于许广平的来信，最初他的记录是“得许广平信”，后来就改为“得广平信”，而到了1926年2月，则称“得害马信”，（许广平曾被辱骂为害群之马）用词的变化显然在表示双方关系的进展。鲁迅写日记全用西历，此处却特意注明旧历，是为了什么？“剪去鬃毛”显然是隐语，又指的什么？历来有很多种推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一定发生了鲁迅以为有必要牢记的事情，他才会又用旧历加以强调。
    也许，是否到“剪去鬃毛”的1926年的3月6日，他们才真正确定了爱人关系呢？双方的关系发展到此时，才真的没有必要写情书了？
    所幸的是他们的恋爱进程并未受到影响，并且，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1926年，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在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后，知道鲁迅在北平遇到一些麻烦，就热情邀请他去厦大执教，而许广平正好这一年毕业，家在广东的她自然要回南方——两人有了可以同行的最好理由，无论对他人还是对他们自己。
    1926年7月28日，鲁迅即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7月份的薪水400大洋和100大洋的旅费。但在整个7月，《鲁迅日记》中却没有出现许广平来信和来访的记录。
    看来，鲁迅决定应聘厦大，如果不是故意不记，就是事先没有与许广平商量，但他们要一起离开北平，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这样的想法恐怕他们早就讨论过多次。因此，她在得知鲁迅有机会离开北平、离开他那个毫无生气的家庭时，一定是毫不犹豫地赞成。
    既已决定离开，自然有许多事情处理，接下来的时间鲁迅当然格外忙碌。直至临行前一天，他才抽出时间来“收拾行李”，这一天是1926年8月25日，但许广平并没有来帮忙，从《鲁迅日记》中找不到记录，可能她也在忙碌吧。而且，她此时来可不合适。
    也许是太忙、太累，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比较简略，最后两个字是——“夜风”。
    不知那一夜的鲁迅，心情是否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