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觉得办公司不好意思，现在觉得不办公司不好意思。”在湘江之滨，麓山脚下，一批两院院士大大方方地竞相办起了自己的公司。据统计，湖南目前已创办或领办企业的院士有10多名，占38名在湘院士的三分之一强，中南大学14名院士中就有9名院士在去年相继“下海”。

    在人们的印象中，院士应在书斋中，在实验室里，如今怎么“下海”了？是不是一种角色的错位？是不是人才的浪费？

    每当中南大学教授、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何继善院士看到洪魔肆虐、家园被毁的电视画面，他的心就要揪紧一下。千百年来，人们抗洪都在搞人海战术，巡查堤防搞拉网式战术。1999年，以何继善院士任首席科学家的科研集体研制出了“管涌渗漏探测仪”，汛期时渗漏点的判断准确度高达95％以上。可他却苦无资金向社会大力推广，发挥其巨大的防洪效益。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血结晶“老死深闺”，更不愿看到人民的生命财产为洪魔所吞噬。经岳麓山大学科技园这个“红娘”牵线搭桥，他找到了两个合作伙伴，自己出技术，另一方出钱，去年3月22日，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家公司，成为落户岳麓山大学科技园的第一只“金凤凰”。

    说起为什么要创办公司，何院士向记者是这样解释的：“中国即将加入WTO，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一些外国公司将涌进中国，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战争。为了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民族工业需要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同时需要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需要‘元帅’、‘将军’。这样的企业家只能从实践中培养。我们‘下海’是为年轻人引引路，搭搭桥！”

    长沙业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南大学刘业翔院士创办的，自己占10％的股份。他“下海”也是“形势所逼”。他经常对“弟子”们说：“国外许多东西打入了中国市场，但电解铝行业还没有，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把自己的先进技术开发出来，占领中国市场，打进国外市场，长中华民族的志气。”

    “办公司不想赚钱是假的，但赚钱不是办公司的惟一目的。”业翔公司总经理丁凤其说。

    可以说，院士们创办自己的公司，并非利益驱动，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使然”。何院士说：“就我个人而言，凭我现在的收入，工作、生活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据了解，公司用他的名字，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有人提议要支付使用费，或让他个人参股，他都不同意。公司除课题组占17．5％的股份外，他个人并不占有股份。

    当初，院士们“下海”也是不那么情愿的。如今在股市上火爆异常的“隆平高科”，开始打算以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名字为企业冠名之时，就曾遭到袁院士本人的强烈反对：“袁隆平今天涨1元，袁隆平明天跌0．5元，像什么话？”袁担心以他的名义打牌子做商业广告，会影响科学家的声誉。但是袁院士有两个夙愿未了，一是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二是把超级杂交稻研制成功。实现这两个宏愿，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懂得经营的专家向他不断灌输融资的观念，他终于同意了。

    袁隆平、何继善一“下海”，带动效应就出来了。许多院士不用政府领导上门做思想工作，主动寻找合作伙伴，开发自己的产品。

    但要调动高校广大科技人员创业的积极性，光靠嘴皮子劝说还不行，更需要政策做保障。2000年3月，中南大学率先出台了《关于落实国家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政策的实施办法》，其中“两个70％”引人注目：把技术类无形资产入股时作价总额70％的股份给予对无形资产形成的直接贡献者；结余横向科研经费入股科技型公司时课题组成员持股70％。湖南大学也出台了鼓励师生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暂行办法。这些规定使师生利用科研成果创业合法化，极大地调动了师生创业的积极性。目前，由中南大学师生提出的创业项目100多个，创办的入园企业29家，参与创业的教授200多人，学校通过科技成果的无形资产参股企业的资本金额已达1亿多元。

    湖南省、长沙市也为以院士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人才创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税收、资金、征地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省委、省政府从财政拨出5亿元专款支持科技园建设，并决定省、市每年固定投资2000万元进行项目扶持开发，每年从省高科技产业资金中切出5000万元，专项用于科技园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粉末冶金学家黄伯云在航空制作材料、高温金属间化合物和特种材料研究与应用方面开展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一人就创办了两家公司———湖南刹车材料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英捷新材料公司，并担任法人代表。遗传学家夏家辉院士与一家公司合作成立了湖南瑞雅生物技术公司，开发基因工程产品。仅在岳麓山大学科技园，就有35家博导、教授创办或领办的企业，5家博士办的企业，两家硕士办的企业。

    院士或博导、教授当“老总”，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中南大学依托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的航空刹车副是飞机实现制动和保证其飞行安全的最关键部件之一。要使其产业化就需要大量的非实验室的工作，如设备设计、工艺设计、产业设计等等，对于一个传统运作的大学实验室来说，没有三到五年甚至七八年是无法完成的。而他们与中国航空器材总公司联合组建的湖南刹车材料公司，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形成了年产300盘的生产线，产品投入市场后，一举打破美、英、法3国在此市场的垄断局面，去年创产值近亿元。每年可节约外汇5亿多美元。

    “基于CAN总线的全分布式智能测控系统”是刘业翔院士带领助手们研制出来的，1997年10月就已通过鉴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成果用于电解铝工业，生产一吨铝就可节省两三千度电，中国目前年产300万吨铝，其巨大经济效益可想而知。如果不搞产业化，仅在青海铝业公司一家企业发挥作用，“这对国家是巨大的损失”。1999年交给校办工厂开发，但学校没有加工制造产品的地方，大部分利润送给别人了。按照传统运作方式也很难大面积推广。成立公司后，机制灵活了，产权明晰了，一年就创产值1000多万元。

    院士“下海”，会不会影响他的科研工作？何继善院士说，“这是相辅相成的，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开发的阵地。”据了解，院士们大多只担任公司的名誉董事长或技术负责人，主要时间、精力仍用在科研上，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以前埋头做学问的教授们在推广中更加明确了科研选题和技术完善的市场化原则，并且根据有关规定，按企业5％的销售收入再投入科研，又将获得一笔不小的科研经费。长沙业翔公司甚至将一半以上的利润用于科研。    “这次院士创业与80年代高校教师‘下海’不是同一个概念。”长沙业翔公司总经理丁凤其说。他们创办的公司不是一个商业机构，而是一个学术团体，刘老师经常告诫他们：“不要把自己当一个商人。”

    以院士为代表的创业群体也更趋于理性。他们与民办企业家或风险投资家结成创业团队，并外聘了懂管理、会经营的人才，在人才结构上互补，从而减少创业风险。

    何继善院士认为，现在刚刚起步，很难说成功了，也许办不成功，但肯定会培养一大批人才，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会脱颖而出。

    可以预见，一批知识富翁也将脱颖而出。从中南大学目前申报成立的企业来看，科技人员个人共获股份3066万元，其中最多的个人股份为890万元。有实际贡献的科技人员正在从“知本家”变为“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