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真实地书写着古代神话中“换心换肺”的传奇，给濒临绝境的人们新生的希望；他们不断挑战着新的高度，先后创下心肺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全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存活时间和生存质量的三个“亚洲第一”；他们因为一次手术与移植病人结下一辈子的缘分，精心呵护着这群人的身体和心灵——

全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手术紧张进行中。

小郑参加2010年全国移植病人运动会。

部分心肺、肾、肝等器官移植患者和医护人员参加第三届中国移植运动会。

医护人员与移植病人代表联谊。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科病房，护士们都管他叫姚叔，见面就亲热地问：“姚叔怎么样了？”“每来复查一次，就要感动一次。”姚某说。2006年5月，姚某在医院接受了肝胰十二指肠联合移植，现在已经健康存活了6年，保持着亚洲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

“每活一秒钟，他们都在创造生命的奇迹。”5月下旬，在姚某成功接受肝胰十二指肠联合移植的“6岁生日宴”上，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齐海智教授悄悄告诉记者。

在湘雅二医院，还有一群人也像姚叔一样，用“活着”顽强地创造着生命的奇迹。记者走进该院，和这些与生命“续约”的人们一起，感受奇迹背后的苦辣酸甜。

解密移植医学团队的“通关密码”——

敬畏生命：我是你一辈子的医生

2003年9月20日，年仅20岁的小郑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当时，别说是地处内地的湖南，就是“北上广”等地，也仅少数几家医院能开展这种手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手术获得成功，迄今已是第九个年头，术后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都创下了亚洲移植医学的“吉尼斯纪录”。首例心肺联合移植一鸣惊人，对该院以胡建国教授为首的胸心外科器官移植团队来说，无疑令人欢欣鼓舞。肝胰联合移植、全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等，也都是首次开展便一举成功。

“每一个医学成果的取得，都不是应激式的‘跳起来摘果子’。我们的移植发展之路经历动物实验、临床实验和临床三个阶段，从外科领域进入到移植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单个器官移植到两个器官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难坎坷。敬畏生命，充分准备，注重细节，移植学科发展历程中处处体现了湘雅精神的精髓，奇迹于是水到渠成。”当记者问“首发成功率”为何这么高，齐海智教授如此解释。

众所周知，器官移植医学是外科领域的巅峰，就像登山爱好者向往高峰一样，很多外科大夫都在铆足劲发起进攻，谁能摘得皇冠上的宝石呢？“要高原造峰，敢于攀登世界医学的最高峰，这需要勇气，更需要对生命的敬畏。”中南大学原校长黄伯云院士这样勉励医务人员。

翻开该院移植医学的创业史，你会发现，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与湘雅精神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从医理念一脉相承，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敬畏，支撑着这个团队白手起家，走过艰苦岁月，创造了一个个“第二次生命”的奇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医院老一辈外科专家刘任教授和黄循教授等专家就通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开展了异体肾移植手术。齐海智、苗雄鹰等教授1994年开始用80头猪做动物实验，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猪的背驮式原位肝移植动物模型。心肺联合移植团队的胡建国、尹邦良、周新民等教授1993年开始进行了10只山羊原位心脏移植急性动物实验工作，1998年4月再次进行30只山羊原位心脏移植手术技术、人员配合、供体心脏保护的急性动物实验。2001年，第一例原位心脏移植临床手术获得成功。腹腔器官移植团队从1994年开始做动物实验，4年磨一剑，1998年进入临床。

“单看能不能做没多大意义，做完后活得长、活得好才是最关键。”胸心外科主任周新民教授道出了这个团队对于生命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精神，2001年，他们56分钟完成新世纪湖南首例心脏移植。2003年3月，完成湖南省首例儿童肾移植，2003年9月完成湖南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攀上胸腔器官移植最高水平。2007年，成功实施了湖南省首例非体外循环下不断胸骨序贯式双肺移植手术，完成了世界医学界公认的高风险、高难度移植手术，标志着医院各学科的综合实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010年，幼儿亲体肝移植和全腹腔器官移植双双宣告成功，标志着医院在器官移植的广度和精度上都达到一流水平。更值得称道的是，病人的生活质量也达到了极好的水平：心肺联合移植患者术后已生活9年，肝胰联合移植患者也健康生存6年，全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患者术后生存时间也创亚洲纪录，肾移植患者顾某夺得全国移植运动会羽毛球单打冠军，胰腺移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并发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医院院长周胜华教授饶有兴趣地和记者聊起了移植学科的特点：“其一，不求庞大，唯求强大，在技术而不是数量上取胜。由于地域限制，我们每年开展的移植数量并不算最多，但高难度、高风险、创新性的手术占据了很大份额；其二，技术全面，涵盖所有分支。医院获准开展肝脏、肾脏和肺移植，指定开展心脏移植，是全国获准开展器官移植项目最多的医院之一；其三，手术几乎都由本院专家‘原创’，没有外援；其四，移植受者术后存活时间长，生存质量好，三个‘亚洲第一’的纪录就是最好的佐证。”

去年11月23日，履新才20天的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到医院调研时，称“学校真正每天为社会服务、面对人民群众的就是附属医院”，寄语各学科团队“将临床和基础研究紧密结合，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医院党委书记周智广教授自豪地告诉记者，器官移植团队正是该院实现“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医院”战略的重要“生力军”。

病人的惨状让你忘记危险

那天晚上8点多，齐海智接到电话，南宁一位意外去世的病人要捐肝肾，订了11点半的机票，医生在机场等了很久都没听到登机通知，一问才知道：突发大雾，所有飞机停飞。想到那些跪求救命的病人，想到那“一人死全家散”的惨状，他们觉得别无选择：肝肾联合移植供体来自同一个人效果最好，“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们无法放弃。从机场返回医院已近凌晨1点，“自己开车去！”，这个“疯狂”的决定让院领导很犹豫，几经考虑才答应。雾越来越大，能见度只有几米，要摇下车窗才能看清路，连高速路口都差点错过。走出雾区，他们的汽车在高速路上飞驰，7小时驱车1000公里，硬是比预计时间提前10分钟赶到，第二天上午在当地做了取肾手术，又马不停蹄往回赶，晚上做手术。“后来想想，要是路上稍有闪失，可能就没命了。暗暗对自己说，以后再不能这样冒险了，但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又不长记性，还是不要命地往前冲。”说到这时，齐海智自己也笑了，“现在这个病人还活得非常好。”

移植器官从取下来到移植上去，各种器官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时间越短越好，取出器官放在0℃~4℃的器官保存液中，让器官“休眠”，就要马上赶回来。这种特殊性也就决定了移植医生出差时的常态：不能下车吃饭，车子不加油，任何人都不能上厕所，大冬天也只能用冰凉的汉堡饮料充饥。有一次普外器官移植科贺志军教授等人在怀化突遇暴雨山洪暴发，车子过不去了，他们把衣裤脱下，把装器官的箱子顶在头上，从齐腰深的激流中淌过去，拦了辆“摩的”到火车站及时赶回医院。

移植手术最怕抗体水平过高，否则容易产生排异反应，一般达到40%就是高危病人，怀孕会增加抗体水平。衡东一患者四次怀孕，有流产史，贫血，意识不清醒，抗体水平达到90%，而且还有乙肝“大三阳”。按常理，这种状况不能做手术，但她做透析很难受，甚至会晕倒，做一次透析就像“过一次鬼门关”，每个星期还必须经历两次。为了提高她的生活质量，肾移植团队决定冒险给“大三阳”患者做手术，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只要有刮擦伤，沾上一点点体液、血液、粘膜，都极可能被感染。

“移植医生不比一般的外科医生，常规的外科手术像‘修复’老化的零件，做移植手术则像‘更换’一个‘二手零件’，每一步都必须谨小慎微，一旦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满盘皆输，没有后悔药吃。”肾移植科谢续标教授反复向记者强调移植手术的“不可逆转”特性，所有移植医生对此都刻骨铭心，他们非常珍惜每一次手术机会——既给了病人生存的希望，也成就了医生救人的梦想。

“器官移植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涉及全院的工作。”周胜华院长这样描述：“各科室间的协调配合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早中晚期的病人又不一样，手术之前必须针对病人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将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一一列出来，找到风险点，然后制定多套应对方案。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尽力解决。

1998年4月28日进行湖南省首例原位肝移植时，从供体切除、运送、接收到相关科室协调，从手术专家到顾问团队，都在高度紧张状态下有序运行。外科楼手术室里，20多个专科的“大腕”专家在此集结，严阵以待。手术成功完成后，特医特护小组24小时守在病人床边，严密观察记录病情变化，检验科、病理科、药剂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相关检测结果，影像诊断科每天进行一次影像检查。院领导多次主持全院会诊，专家组，顾问团每天两次对术后情况进行会商。2003年心肺联合移植时，为缩短供体到达时间，医院甚至租用了直升机，手术当天50多名专家参与，还不包括后勤、物业等为手术提供支撑的人力和物业人员。“当时要是没有医院这个庞大的体系在后面支撑，我们是不可能攻下这个难关的。关键时刻，我们都会得到各个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医院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心肺联合移植专家、胸心外科胡建国教授很欣慰地告诉记者。

肺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手术中难度最大的。因为肺是人体与外界大气相通的器官，受外界环境的污染大，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机会多，并且肺组织本身脆弱，开放引起的灌注损伤比其他器官都大，所以，供肺的摘取、供肺的保护、排异反应的监测和治疗等都非常困难。2009年成功地将一例离体缺血时间达十余小时供肺进行了移植，尽管手术后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在喻风雷教授的带领下，在医院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整合呼吸科等相关科室的力量，严防死守，奋战一月余，硬是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整个医院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就像一个高水平的交响乐团，需要每种乐器协作发声。医院器官移植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医院的团队协作精神。”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在看望移植患者时对医院团队协作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爱与责任随器官一起“植入”

“一旦你做了移植医生，你就是你病人‘一辈子的医生’，连同器官一起植入的，还有暖暖的关爱、沉甸甸的责任。”贺志军教授对记者说。

十多年来，他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移植病人免疫力很低，就像玻璃瓶，极容易瞬间破碎。有时小感冒没及时处理，都可能导致悲剧，医生必须确保病人遇到危险能第一时间联系上自己。

由于肾移植患者较多，湘雅二医院开设了专门的移植回访门诊，泌外器官移植科主任彭龙开告诉记者，即使不在门诊时间，也随时准备回答患者的各种咨询。2001年，36岁的谌某不幸患上尿毒症，做了7年透析，心脏越来越难以承受，只能选择换肾。手术后彭主任就成了谌某心中的“靠山”。第一次感染是在手术4个月后，在电话里谌某无意间聊到，各方面都感觉很好，量体温却显示37.5℃，彭龙开马上要他赶过来医院检查，看是不是肺部感染。一查果然出了问题。凌晨两点多谌某开始发高烧，停了抗排异药，药物增强免疫，每天输液3次~4次，发烧间隔越来越长了，住院20多天，谌某总算逃过一劫。“要是那天没赶来，很有可能就挺不过晚上的高烧。”医生和病人都不禁捏了把冷汗。

有位肾移植术后出现脱水的患者，昏迷了很多天，专家会诊做了气管切开，病情趋于稳定。家属以为病人长期昏迷不醒，应该“离死亡不远了”。因为家里穷，家属决意放弃治疗，把患者拖回家等他断气，三天过去却还活着，家人又把患者送回医院。“回去的时候干干净净，回来的时候却一身屎尿，活像垃圾堆里拉出来的一样。”肾移植科护士长方春华至今仍然记得当初的情形。到科室后，彭龙开教授、谢续标教授等立即为他进行紧急救治，护士们进行了精心的护理，患者终于苏醒，至今都生活得很好。

“由于我国移植病人术后康复体系还不完善，需要终身服药的病人比平常人更显脆弱，移植术后指导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手术。”胸心外科李建明教授八年多来一直负责心肺联合移植患者小郑的用药指导和健康咨询。小郑对李医生很依赖，李建明也把这看成一种责任，渐渐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

身体和心灵都需要更多呵护

移植患者洪某术后一度情绪低落，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打算放弃治疗。医院立即组织了心理会诊，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李凌江教授、张燕医生立即对他这种“负性消极效应”进行了心理干预，帮助洪某校正认知，让他在心理上接受移植的器官，并让他找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他的生存对其他病人意义不同寻常，经过两个星期的跟进，患者渐渐树立起了对治疗的信心。

移植大夫说，移植病人总有一种“另类”的感觉，这让他们心灵更为脆弱，一不留神都可能触及痛处。普外移植科护士长卢彦芳告诉记者，许多移植病人术前脾气会很暴躁，这也增加了治疗和沟通的难度。她们总是耐心劝慰，再大的委屈也往肚里吞。但做完手术后，他们的脾气就好了，尤其康复到一定程度后相处更融洽。

作为移植病人术后第一站，监护室是个缓冲带，护士们要教会病人很多东西：任何情况下都要按医嘱服药，要调节也要由医生决定；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严防感染；教会家属怎样照顾病人，包括用药、心理等多个方面；还要帮他们重塑对生活的信心。

小郑做完心肺联合移植后，有段时间对未来很没信心，胸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竭尽全力安慰他，告诉他以后可以学本领，告诉他一些国外病人精彩的生活状况。还会变着法子逗他玩，和他聊天。他转出监护室后，科里的护士还轮流去看望，了解他的思想动态，还给他带去CD机、磁带等听音乐解解闷。

“移植病人回归社会难，仍是当下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找工作尤其不易。”谈到这个问题，院党委书记周智广教授颇有些忧虑，“一方面他们的术后治疗还需要不菲的费用，没有工作经济会更拮据；另一方面，他们需要长期观察和定期复查，这都是病人和医院需要共同面对的。这些年，我们也竭尽全力做了一些工作，尽量让移植病人术后活得更精彩，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但真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

“一听说做过移植就婉言拒绝了。”不少病友移植手术后找工作屡屡碰壁。医院给了他们特殊的帮助，先后安置多位移植患者在院内工作，小郑就是在医院图书馆当资料员，基本能自食其力的他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工程师金大姐觉得自己特别幸运，2004年接受过肾移植手术的她仍然尽情享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快乐。今年四月份她还报名参加了国家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

经历生死，我们融入彼此的生命

日久生情，对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这种感情会更强烈，足以融入彼此的生命。移植科的医患之间感情就是如此。

心肺联合移植患者小郑术后吻合口出现肉芽肿，需要再次手术，“术前他心跳很快，160多次，我很紧张，生怕他熬不过来了，抓着他的手说，不用怕，小郑，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救你。”小郑的心跳奇迹般地恢复了平稳，胸心外科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戴爱萍觉得，当时她和小郑之间就像亲人一样有股强大的力量在传递。小郑现在还经常跑到科室里面来看看她们，去年护士节时，他还给护士们送了一束花，这让大家高兴了大半天。

“分享新生的喜悦，我们感同身受，但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生死离别。”这是移植科护士最痛苦的时候。曾经有位患者，由于术后自行断药，导致严重不适，几次冲击治疗后，身体开始变得糟糕，移植心脏也进入终末期。二次移植最终没等到供体，弥留之际，他把护士叫到床旁，希望大家关照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小孩。医院获悉后，把他妻子留在院内做花工。“听说那边建房子了，花圃要拆了，她将来怎么办呢？” 见到记者，护士一脸担忧。临终托付，亲人间才有的依赖与牵挂在这里不是新闻。

在肾移植科办公室的桌上，记者看到了一张移植病友“全家福”，站在最中间的彭龙开教授就像是家长，他如数家珍：“这个是益阳的，现在结婚了；这个是怀化的，小孩都9岁了……”逢年过节发来问候，结婚生子第一时间报喜，医患间建立起家人般的关系。40多岁的陈万军在做肾移植手术十年之后，勇敢地登上了喜马拉雅山，在8844.43米的纪念碑下定格了自己的身影，他特地把照片送来作纪念。“替他高兴，也很愿意与他们分享。”每每这时，移植医生所有疲倦都消失殆尽。

直面移植供、受者生活原生态——

珍爱生命：“换”种人生更精彩

姚叔：大多数时候我都忘了做过移植

“2006年5月，我在湘雅二医院接受移植手术，当时并没觉得这是个很大的手术。”被护士们亲热地唤作“姚叔”的姚某回忆。由于工作关系应酬多，他经常一天要喝一公斤白酒，一次和朋友喝酒到凌晨两点多，第二天起来感觉全身无力，上腹部明显胀大，家人陪同到湘雅二医院就医，专家告诉他，因为长年酗酒等原因，他已患上了严重的酒精性肝硬化、腹水、糖尿病。多次内科治疗无效，病情不断恶化直至生命垂危。生死关头，经过齐海智等教授会诊，认为已经是终末期肝病，必须马上做移植手术。

姚某很幸运，一星期后就等来了匹配的供体。六年来，他自我感觉良好，以前暴躁的他反而脾气好多了，“甚至连糖尿病也连带治好了——胰腺换了，功能恢复了。”

大部分时候姚某甚至“忘了”自己是个移植患者，他偷偷告诉记者，有时候也抽点烟，嚼点槟榔。“这个教授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让。”姚某脸上露出孩童般的调皮。但身体一有不适，或遇到拿不准的问题，他会立马打电话给医生，“他们总是有问必答，即便是晚上也很热心。”

秀秀：四年前，她捐肾救夫

“上帝还是很眷顾我们的，虽然关了一扇门，但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见到记者，秀秀一脸阳光。四年前“捐肾救夫”后，她和丈夫身体状况都很好。每天坚持锻炼，注重保养，全家其乐融融，女儿乖巧懂事，夫妻生活也很融洽。秀秀也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出去玩，他病着的时候，两三年没出去玩过，好东西也不能吃，水都不敢喝，现在吃啥都香。感觉从地狱又重新回到了天堂。”

八年前，秀秀的丈夫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肾性高血压、脑溢血”。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秀秀决心“砸锅卖铁也要治好他的病”。

湘雅二医院肾内科和神经内科联合实施了腹透插管手术。眼看病情一天天好转，第21天时，造化弄人，病人突然肺部感染，第二次脑出血，呼吸困难，人也不能动，大小便失禁。身边的亲友都劝秀秀放弃，免得“人财两空”。秀秀坚信“只要紧握希望，奇迹总会出现”。经过医护人员三个多月精心治疗，丈夫竟奇迹般地站起来了，也能走路说话了。       

从此丈夫便走上了漫长的腹透之路。但两年多后，腹透管被堵了，丈夫血压特高，又不适合血透。医生说：“做肾移植是他最理想的治疗方法”。

肾源奇缺，唯有亲属捐肾能救丈夫。70多岁的父母想捐肾却因肾功能衰退不适合捐，秀秀决心为丈夫捐肾。三天后，彭龙开教授告诉她,“配型成功了，相容性很好”。丈夫坚决反对，最终没能拗过妻子。秀秀为此辞去外企高管的工作，也没同家里人商量，甚至没有告诉最好的朋友。

2007年9月21日，带着一颗平常心的秀秀被推进了手术室，她和丈夫的手术都很顺利。护士长紧紧地握住秀秀的手：“放心吧，过两天他的肌酐就会正常。”那是秀秀三年来最轻松的一刻，长舒一口气，她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朋友，亲友们都不敢相信，跑到医院抱着秀秀就哭……

小郑：因为年轻，生活还可以更精彩

小郑出生在邵阳农村，初中体育课时稍作运动就感觉气喘。1999年查出是先心病，家里没钱，一拖再拖，到来院时已没了手术指征，手指头最前面的关节胀得像套上了小锤子，脚趾尖也胀大了，嘴巴发乌，这是患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病人的晚期症状，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心肺联合移植。当时没有合适的供体，小郑每两到三个月来院检查一次，身体越来越差，“等待的过程很难熬。”凝视着天花板，小郑仿佛又回到那段绝望的岁月。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电话，说供体找到了。”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2003年9月20日，由胡建国教授主刀，周新民、尹邦良等胸外科教授一起为小郑进行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获得了巨大成功。

那年圣诞节，胸外科的医生们、监护室护理小组的全体成员和病房护士们为小郑精心策划了热闹的新年晚会：有蛋糕，有礼品，还有祝福的话语。一向性格坚韧的小郑再一次流下了感动的泪水。2005年1月，带着医务人员的祝福，小郑康复出院了。

半年后，医院考虑到他家庭条件不好且来回奔波很不方便，要他到图书馆工作，一方面小郑爱读书，爱护书，他不仅能像正常人一样胜任这份工作，更能比他人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医生和护士们也可以时刻在小郑身边，为他提供最及时的帮助。

工作中小郑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每次交给他的任务总能圆满完成。谈起小郑，湘雅二医院图书馆的郭馆长总是流露出肯定的眼神。

现在负责管理电子阅览室的他休息时也会到处走走。阳光开朗的他“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手甩得老高”。感冒或身体不舒服时，胸外科医生尤其是周新民和李建明医生就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他参加过两次移植受者运动会，“没拿得什么好名次，以前锻炼太少了。”

     来源：健康报2012年5月30日第07版：医院采风  http://211.154.163.181/jkb/html/2012-05/30/content_1261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