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是目前医学研究的巅峰，治疗终末期疾病最后的“救命稻草”。

它日趋成熟的技术，使传说中的换肝人、换心人变成了现实。其中肾移植，更是成为发达国家终末期良性肾病首选的常规治疗方法。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得到飞速发展。“我院2003年做的全省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病人，现在还能上班，创下了亚洲同类移植患者中最长的存活记录。”湘雅二医院院长周胜华介绍。

然而，技术虽日趋成熟，供体却很匮乏。

湘雅二医院是全国获准开展器官移植项目最多的医院之一。据该院医务部副主任梅其元介绍，从2011年开始DCD（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试点至今，共完成了14例DCD，获取肝脏11个，肾脏28个，角膜3对，延续了39个濒临死亡的生命。

14例DCD，这与我省每年有6万多器官衰竭患者的移植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

“我国每年有100万终末期肾病接受透析的患者，有30万患者死于终末期肝病。在这130万人中，约30万患者有移植指征，但目前只有1万人得到移植机会，供需比约为1比30。”4月13日，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在长沙举行的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讨论会上介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国每年约有800多万人因各种原因去世，其中约40%符合捐献的标准。“器官移植医学发展至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符合世界公认的器官来源。”黄洁夫说。

目前，我国器官来源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DCD公民自愿捐献，二是亲属活体捐献，三是死囚捐献。在这3个渠道中，因为“少用、慎用”死刑的发展方向，死囚捐献来源会越来越少。而亲属间的捐献，对于供体来说意味着很大的创伤，而且并不完全符合医学准则。因此，公民自愿捐献才是真正可发展的道路，代表了未来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方向。

我省自2010年开展器官捐献试点至今，共有65名器官捐献者分别捐献了122个肾脏、34个肝脏，共延续了156个濒临死亡的生命。

这65位捐献者中最小的是不到1岁的男婴葛子玉。去年12月11日，子玉由于患上重症肝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孩子的父母与省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希望以捐献器官的方式让子玉的生命延续。经过湘雅二医院肾移植科6个小时的“生命接力”，子玉的肾脏被成功移植到30多岁的女病人小萍体内。

“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将给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带来颠覆性的重生，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体系，则关系到器官移植事业的生死存亡。”黄洁夫指出。

为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登记、捐献体系，促进公民自愿捐献率的提高，避免陷入市场行为，2010年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着手建立中国的器官捐献、获取和分配体系。3年来，DCD试点，共完成了733例捐献，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

黄洁夫介绍，正在讨论推进的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体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中国独特的法律依据和组织框架；二是心死亡、脑死亡、心脑死亡3类死亡标准；三是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救助体系。

一般来说，只要器官或组织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都合适捐献器官。凡有意愿者，都可在生前通过书面申请器官捐献登记。没有登记、但生前未表示不愿意的，在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和父母也可以书面形式申请捐献。

“有了自己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就能扬眉吐气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发言。这是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

来源：湖南日报2013-04-19第07版：综合http://epaper.voc.com.cn/hnrb/html/2013-04/19/content_650669.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