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素不爱照相的谢陶瀛，执意要用黑白菲林记下这个场景：站在贵阳中央医院手术室的断壁残垣间，上身光着膀子，裤脚卷得老高，缠满绷带的右胳膊吊在胸前……    

（ 1941月5月2日，谢陶瀛在被日机炸塌的贵阳中央医院手术室废墟前）

一天前，他刚刚从这里死里逃生。     

这一天是1940年5月1日。随着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十八架日机呼啸而至，人们四下惊散，躲避空袭。     

谢陶瀛没有跑，因为手术台上还躺着他的病人。     

开刀、清创、止血、缝合……在满城的爆炸气浪和建筑物的倒塌声中，谢陶瀛镇定地完成了手术，与护士和工友抬着病人正匆匆撤离手术室，两枚炸弹从天而降，四名护士当场炸死，谢陶瀛被埋瓦砾中，人们把他刨了出来，万幸，仅是右臂骨折。     

几天后，照片洗出来，谢陶瀛在背面写上一行字：“幸而不死，报仇雪耻的责任更大”。     

谢陶瀛，湖南湘潭人，1910年生。1929年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湘雅，1936年湘雅第十期毕业，获湘雅医科大学毕业证书和美国康涅狄克州医学博士学位。    

（ 1935年8月，谢陶瀛（前排右一）与同学唐家桢、黎光、刘秉阳湘雅毕业合影）

湘雅学成，中国外科一新秀

1937年抗战爆发，12月12日南京沦陷，南京中央医院在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率领下一路西迁，曾驻足长沙城北麻园岭。沈克非常去湘雅医院外科主持手术，正在此任职的谢陶瀛十分敬仰沈克非的人格魅力和高超医术，沈克非也很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两人时有交集。     

1938年8月，湘雅医学院被迫西迁，谢陶瀛随湘雅医院全体留守长沙，11月，武汉、临湘、岳阳接连失守，日军逼近长沙，守军“焦土抗战”，一把“文夕大火”把长沙烧成灰烬，湘雅医院解散，谢陶瀛历尽艰难，流亡至山城贵阳。时任贵阳中央医院院长的沈克非收留了这位流亡青年，谢陶瀛在贵阳中央医院任总住院医师，同时在稍早前西迁贵阳的湘雅医学院兼任外科学讲师。     

湘雅求学时打下的扎实功底，加上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外科大夫，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之一沈克非的耳提面命和言传身教，年仅三十的谢陶瀛迅速成长，医术精进。其间，他曾与沈克非一起，为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实施过阑尾穿孔救治手术；还独立主刀为一代枭雄杜月笙摘除过胆囊，平时诊疗、抢救的抗战将士和平民百姓，更是不计其数。这一切，为他日后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作好了经验积累和技术准备。     

冒死出征，抛妻别子赴火线  

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拉锯式的的相持阶段。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横扫东南亚，锋芒直指缅甸，企图掐断中国抗日战争仅存的“国际援助大动脉”——滇缅公路，英国在二战时输出资源最多的远东殖民地印度，也受到直接威胁。为此，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订“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结成军事同盟。在英国的求助下，一支由10万精锐组成的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3月开赴缅甸，与日军作战。

这支战略力量的医疗保障任务，落在了已是卫生署副署长，负责滇缅抗战医疗事务的沈克非肩上。尽管各部队都有野战医院，但异国作战，战事异常残酷惨烈，救护力量明显不足，他迅即组建了六支卫生署手术队赴缅增援。     

那么，谁来担任这六支手术队的总领队呢？沈克非心中早有了人选——中国外科新秀谢陶瀛。年富力强，思维缜密，系统的湘雅医学训练和娴熟的英文，使他足以胜任战场救护的一切并与盟军顺畅地沟通，而这些年的临床历练，已把他打磨成中国外科的一把好刀。     

其实，滇西缅北，对谢陶瀛来说，并不陌生。1941年4月-6月，他就以组长身份，带领“卫生署特派赴缅手术组医师”到云南楚雄完成过阶段性的防疫任务，此次再度出征，在他看来，是精忠报国的的机会，也是那张照片背面所提“报仇雪耻”之责任。     

1943年11月7日，谢陶瀛告别爱妻和刚满周岁的儿子，率领统称为“中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一到六手术队”全体队员，经昆明抵滇缅前线。    

（ 1943年11月，手术队出征前在贵阳图云关合影，前排右起四为谢陶瀛）

浴血滇缅，野战救护总领队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1943年11月出版的《救护通讯》第二、三期报道：“卫生署派遣手术队六队，志愿参加远征军救护，番号并派定主管人员如次：领队，谢陶瀛医师……”；“指定工作地点如次：第一、第二手术队设滇属文山，第三手术队设滇属砚山；第四、第五、第六手术队分设镇康及顺宁”。     

作为整个战区战场救护级别最高的卫生署手术队，大多随部队师级建制推进，救治的伤员都是用汽车或飞机运来、必须马上手术治疗的抗日将士，行动方向、手术救护地点，随各阶段战事的变化而不断变更。     

谢陶瀛在滇缅的一年，正是被称为“人肉碾子”的大反攻中松山、腾冲、龙陵三大战役最残酷阶段，20万远征军与数万日军殊死搏斗，中日伤亡比例为6:1，据《救护通讯》发布的医疗统计显示：1943年：外科手术14194例；骨折复位918例；敷伤989882例/次；1944年：外科手术15082例；骨折复位1851例；敷伤1034582例/次。     

手术队在滇缅战场的工作，谢陶瀛1945年曾在《公医》杂志发表《卫生署手术切除缝合队在滇西》向国民报告，今已无从检索，而第一手术队队长严仁华的回忆，向我们呈现出更多真实细节：“野战医院，都设在距前线较近的地带，目的是使伤兵便于创愈再战”……“每队都拥有一个或两个压力消毒蒸锅、一架显微镜、血压测量仪和全套能够开腹和截肢的外科器械，美军随时供应的磺胺药类、石膏、绷带、胶布，消毒的纱布、棉花和酒精，用之不竭”……“敌军围攻松山，坡前伤兵的营幕(美方供应的)密密的排扎足有两百多个，轻重伤官兵在两千五百以上”……“我们从早到晚，忙于开刀、换药和包扎，还有时燃着油灯做手术，直到深夜。一批伤愈出院了，一批又抬下来了，我们整整地忙了四个月，百分之八十的受伤官兵都重返火线”。     

为感谢手术队在滇缅大反攻中作出的卓绝贡献，孙立人将军特遣人将缴获的两面日本军旗作为战利品送给了谢陶瀛。     

解放后，谢陶瀛先后任湘雅医院外科主任、副院长；湘雅二医院外科主任，在国内最早开展深低温麻醉心内直视手术，是湘雅胸心外科奠基人。1981年10月2日，谢陶瀛去世，遵遗嘱，遗体捐献给湘雅解剖，供后学医学教学研究之用。     

（取材于黄珊琦所著《心胸外科专家谢陶瀛教授传》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