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以后，日寇节节进逼，南京政府不加抵抗，华北已半沦于敌手，国亡可虑，已居协和任教13年的张孝骞担心北平终将沦入敌手，不禁忧心忡忡。            

痛苦思索中，张孝骞突然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母校的来信，无疑给正在徘徊踯躅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他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的交换着，他将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很快，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直接告白：“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狄瑞德为难地说：“我们正准备再聘你四年啊!你在消化系统方面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这么一走，将会前功尽弃!”            

没等他说完，张孝骞就打断了他的话：“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前途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了。……”            

几天后，张孝骞递给了狄瑞德湘雅的聘书，他沉默了，再次肯请张孝骞推迟一年离开， 就这样，张孝骞一边担负起了湘雅教务长兼内科教授的重任，一边仍然留在北京继续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一边还要做着搬迁长沙的准备。            

（张孝骞1940年照）

西迁贵阳

1937年7月，张孝骞风尘仆仆回到了湘雅，看着眼前熟悉的青树屋舍，回想起当年那个在这里苦读的少年，张孝骞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这时的湘雅医学院已完全由中国人自办了，由于名声鹊起，学校还招来了许多外地的借读生，教学规模有所扩大，其教学医院亦为伤病员提供了服务。张孝骞决定在这里继续他在协和没有完成的事业。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秋天，长沙也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此前医学院院长王子玕也辞职去了江西，学校一时无人主事。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当年的高材生张孝骞，希望他继任这个职位。            

张孝骞感到为难了。他回湘雅，原只打算一是教书，为灾难中的祖国培养一些医学人才；二是在教学之余，把中断了的研究工作部分地恢复起来。如今，群龙无首，诸事无着。接受院长的位置吧，辛苦操劳不说，研究工作是绝对做不成，学术上的抱负也无法实现，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白白毁掉；不接受吧，又何以对得起董事会和师生们的信任，何以对得起这所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学校！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意愿，挑起了院长的重任。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向南推进，湘雅已经无法在长沙生存下去了。张孝骞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经过一番思考，做出决定；“西迁。湘雅培养的人材是属于中国的，我不能眼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            

为了学校的大搬迁，张孝骞成立了迁校委员会。与湘雅第一任校长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颜福庆谋划着西迁地址。1938年10月11日，全校 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26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辗转一个星期，顺利到达目的地贵阳。两周后，湘雅师生在这里上起了第一堂课。            

不久，广州、武汉相继失守，长沙城在“文夕大火”中几为灰烬。湘雅建筑群侥幸保存，护士学校却遭解散。      

有人这么评价：张孝骞真是有神通，美国人反对搬迁，不给经费；国民党政府大员纷纷南逃，无人管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道路堵塞，交通工具奇缺；全校师生员工虽大都同意南迁，但毕竟拉家带口，机构臃肿。张孝骞凭着严密的运筹和计算，竟然在很短时间里把一切处理得有井有条。而张老后来提及此事也有些后怕，也庆幸当时果断的搬迁决策，还诙谐地说“广西爽约，对湘雅来说，难道不是塞翁失马？”            

（1938年4月，湘雅医学院西迁前颜福庆博士、张孝骞代院长与教职员在长沙合影。）

再迁重庆

随着时局的变化，敌人对我国的封锁和包围日紧，东南亚与太平洋战争逼近，学院外援经费来源日益困难。学院已经背起了沉重的债务，举步维艰！            

正在他一筹莫展时，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贵阳调研，这一消息无疑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盘旋——只有争取改国立，湘雅才有出路！他连夜起草了改国立湘雅医学院的申请书和改革方案。第二天，他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来到距城十多公里的三桥，欢迎陈部长的到来，并递交了申请书。他向陈部长陈述了湘雅如何历尽艰难险阻坚持办学的过程，以及既要发展医学教育事业又不想依赖外援的想法，陈部长被感动了。1940年8月1日，教育部下达批文，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            

国立湘雅医学院成立后，经济困难有所缓解，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也稳步发展。他深知，作为一所学校，越是战乱时期，越是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于是，他在全院发起了征集院训的活动。这一活动激活了年轻学子的热情和创造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生们各抒己见，开始一次“智慧大聚餐”。            

大家把草拟的院训交给张院长。张院长宝贝似的一遍又一遍欣赏着这些作品，仔细琢磨着。不久，“公勇勤慎，诚爱谦廉”，作为湘雅的院训；“求真求确，必邃必专”，成为湘雅的院风学风。次年，“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也诞生了。            

从此，百年湘雅，祖祖辈辈传承着这16个字，而那首院歌也被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吟唱，唱响五湖四海，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仍然荡漾在湘雅园里，是湘雅百年颂歌的主旋律，…..            

1944年，日军到达广西与贵州边界，后撤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占领了学校的房屋，正常的教学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了。许多师生认为学校再也办不下去了，纷纷自动离校。            

12月8日是湘雅建院30周年纪念日。寒风凛冽，风雨交加。清晨，同学们像往日一样聚集在那简陋的操场，等待着张院长召开特殊的朝会。            

张院长来了，气宇轩昂，风采依旧。在这原本应该欢庆的日子，他却要宣布一项残酷的决定。            

“今天是我们的生日，作为院长，我没有更好的礼物送给大家，仅以院训互相激励……。大家不要灰心，要克服困难。不管学校迁往何处，有我在，就有湘雅在。”听罢张院长临行前的宣言，同学们无不唏嘘落泪。            

“长沙张仲景，医学溯先贤， ……历尽艰难颠沛，壮气直无前。院训指薪传，…… ”不知什么时候，张院长大声唱起了院歌，接着整个会场飘扬着湘雅院歌那悠扬动听的旋律。            

“同学们，我们又得出发了！……”            

张孝骞率领湘雅师生员工，再次踏上了流亡之途。            

时值严冬，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张院长决定让一批学生先行离开，自己和另一批老师则暂时留守贵阳，以便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第二年春节前夕，张孝骞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物资抵达重庆。            

原以为到了重庆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谁知那里已人满为患，难民遍布街头。张孝骞去找教育部，教育部早已自顾不暇，形同虚设；张孝骞找到亲朋好友，有人笑他迂，有人表示爱莫能助。无奈、失望、烦恼、愤懑再次充斥着张孝骞的心头，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朋友借给他一个兵工署的仓库，作为学生宿舍，他们用竹子盖起了简陋的教室和实验室。            

1945年3月，湘雅医学院正式恢复上课了。张孝骞费尽心机，颠簸辗转，终于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再一次保住了湘雅医学院！据相关资料统计，在张孝骞领导的八年流亡办学中，先后毕业六年制本科生174名，占建国前湘雅毕业生总数的49.6%。            

流亡求存，呕心沥血。听说抗战期间关了门的协和医院正在恢复，张孝骞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念头，“我才48岁，还可以当一名教师，可以做一名临床医生，也可以追回那医学研究的美好岁月。”他决意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然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极力主张他继续主管湘雅行政，教育部也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张孝骞只得着手筹划将湘雅迁回长沙的事宜。            

1946年夏天，在他的指挥和带领下，迁校任务全部完成。            

（左图为1940年张孝骞在贵阳被炸学校废墟前留影，右图为1939年访湘雅医学院沅陵分院时与同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