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进入中南大学，桂卫华忙碌的脚步就从未停过。

“我们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而一些发达国家又处处卡我们的脖子，我怎么停得下来？”69岁的桂卫华，这样解释自己的忙碌。他说，他的梦想是将中国建设成世界科技强国。

桂卫华，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工业自动化专家，现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有色冶金自动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

从工人到院士，从青丝到白发，桂卫华怀抱着科研许国的初心，怀抱着为祖国担当的使命，以大国需求为己任，以民族振兴为伟业，奋战在科研创新的最前线，攻坚克难，教书育人，一如他的名字所示：摘桂冠，卫中华！

啃下一块块“硬骨头”

桂卫华，名字听起来很豪迈、大气，但他的身形却很清瘦，身体也不是太好，“体检时，很多指标都在高限值。”

清瘦的桂卫华，竟铁齿铜牙，在几十年里率领团队，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

桂卫华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有色冶金自动化。

提起自动化，人们往往容易想到生活中的场景。自动门、自动档车、遥控器、智能手机……很简单嘛，哪是什么“硬骨头”？有色冶金领域里的自动化，跟人们想象的可完全不是一回事，不然，桂卫华也不可能成为我国自动化领域里的院士，而此前，这一领域的院士评选沉寂了10年！

难在哪？

6月19日，在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桂卫华给记者进行了这样一场“科普”——“简单地说，就是在工业生产中，如何使设备实现自动化，减少人为操作带来的质量不稳定、效率不高等问题，让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降低能耗，最终实现绿色、高效生产。”

还是“一头雾水”。

桂卫华进一步作了解释，加上认真阅读他近年的相关讲座和报告文稿，特别是2017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双清论坛上的报告《有色金属生产流程智能的若干问题思考——人工智能助力制造业升级》，我们终于明白，桂卫华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制造强国的大事。

有色金属工业是制造业的基础产业之一，我国是有色金属工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其产量和消费量连续16年居世界第一，但能耗、污染也相当惊人：能耗占全国制造业总能耗的7.67%，废气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5.94%，废水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27%，一般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6.62%，危险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21.55%……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利用、环境污染和矿物回收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有色冶金自动化的水平低。

作为自动化专业的学者，桂卫华深感责任重大。“一定要用我国自身科技力量来提升有色冶金自动化技术水平。”他的“国家担当”使命感油然而生。

30多年后，他在给“00后”大学生们上党课时，阐释了他的“个人担当”和“国家担当”，他说：“只有我们每个人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桂卫华的“小事”，要真正做好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什么这么说？

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加工，多在高温、高压、密闭的冶金炉窑中进行。例如，当年“西南铝”生产大型高强度铝合金构件的淬火炉，设备是“国宝”级，在国务院还有备案，操作工人都是精选的。

上世纪90年代，“西南铝”承接了大型高强度铝合金构件的生产任务。但由于其形状复杂、成型精度要求高、变形力大、热处理难，加之构件制备装备的自动化技术跟不上，产品质量一直过不了关。

桂卫华和同事们临危受命，一头扎进了位于重庆的西南铝业集团。

“国宝”级的淬火炉里，一个小原件总是坏，导致淬火温差无法把控，产品质量上不去……一大堆难题让桂卫华和他的同事们痛苦不已。现场一次次的调研、测量、实验，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来，然而胜利女神总是若隐若现，好像看见了，伸手一抓又扑了空。

桂卫华压力极大，整晚整晚睡不着。正是这个时候，1995年12月，妹妹打电话来了：父亲胃癌晚期，可能不行了。当时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桂卫华哪里走得开？“等等，等忙过这一阵。”他对妹妹说，仍然出发到重庆。那时通讯不发达，等忙完手头的事，父亲已经走了。“我没想到这么快。”多年后，桂卫华回忆起父亲的去世，还很是难过和不安，身为长子的他没能送父亲最后一程。

终于，淬火炉上的小原件稳定了，但产品质量问题却没解决，特别是其质量的稳定性。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把铝合金构件送到炉内进行淬火时，就务必要将炉内温差控制在3℃以内，否则，铝合金材料要不“烧死”，要不“结合”不好。然而，淬火炉是个庞然大物，地上30米，地下也有30米。试想一下，一间小居室，即便空调正常运转，也很难保证每一个角落都均衡控温，更何况是足足有几十层楼那么高、全封闭的淬火炉？

也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桂卫华和他的同事们成功研制出万吨模锻水压机和大型立式淬火炉智能控制方法，身形庞大、全封闭的淬火炉硬是乖乖“听话”了。“升温的曲线、精度、温度，都比他们要求的好。”他说，这项技术使我国大型航空航天构件制备自动化技术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相关企业成为波音公司的供应商提供了支撑技术，按当时的价格算，每年的经济效益就达2980万元，这项成果获得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前后做了14年。

像这样为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动辄耗时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科研项目；像这样的“硬骨头”，过去几十年，桂卫华“啃”得太多太多了。

我国最大的锌冶炼企业——株洲冶炼集团，年销售收入30多亿元，但每年生产所用电费也超过1亿元。桂卫华和他的团队又是一头扎进这个企业，用12年的时间，研制出分时供电的调度技术，及与其配套的电解沉积过程电流密度、电解液温度及酸锌浓度的智能控制技术和锌电解生产工艺条件优化及电解液制备过程优化控制技术等，企业电能损耗一年减少3000万kWh，吨锌电耗下降174kWh，经济效益每年达7642万元。这一系列技术，获得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我国最大、世界第三大的铜冶炼企业——江西铜业集团，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桂卫华，和他的团队成员在铜冶炼生产全流程自动化关键技术及应用领域攻坚克难，研发的铜冶炼生产综合自动化系统，不仅提高了冰铜品位，降低了重油消耗，使我国闪速炉单台产能跃居世界第一，铜冶炼综合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企业一年回收铜500多吨，经济效益达5039万元。这个项目荣获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些年来，在国家节能降耗减排重大战略需求的引领下，桂卫华率领他的团队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有色冶金企业，对中国有色冶金企业生产一线整体自动化装置情况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他和团队成员围绕冶金过程的建模、控制和优化，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复杂冶金过程智能集成建模与优化控制的技术框架，提出了一系列以智能优化方法为核心的集成优化控制技术，并成功应用在有色冶金企业的生产过程中。

桂卫华和他的团队，为有色金属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在自动化技术的提升和自主创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攀登学术界的“珠穆朗玛”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桂卫华和同事们一直是在“啃硬骨头”的话，那么，现在他率领团队做的事，则是攀登学术界的“珠穆朗玛”。

高炉炼铁是钢铁流程的关键工序，在钢铁制造过程中能耗最大、排放最多、生产成本最高，分别占钢铁综合能耗的60%~70%、钢铁工业总排放量的90%和钢铁制造总成本的60%~70%。如何在这高能耗、高排放、高成本的庞然大物中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是桂卫华及其团队近年来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得知道高炉运行时的各种参数。但是，如何监测这每天都在运行着的大型高炉？有专业人士说，对大型高炉炼铁过程运行信息进行监测，是这个领域的“珠穆朗玛”。

“先搞清楚它的内部运行情况。”桂卫华对团队成员说，并设想着为高炉做一个“内窥镜”，对大型高炉关键参数进行高效、实时、可靠的监测。

高炉“内窥镜”，这可比做手术时的人体内窥镜难多了。桂卫华的博士研究生陈致蓬告诉记者，高炉空间密闭，炉顶温度在200℃以上。像他们进行试验验证的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钢）那座高炉，每10分钟投放70吨铁矿石，即使特制的内窥镜不被熔化，那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铁矿石也会把它砸得体无完肤，那漫天弥漫的粉尘更会让它“两眼一抹黑”。

其实，这一课题已在学术圈沉寂了近20年，甚至有人直言不讳——“要想解决高炉的监测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用高炉冶炼”。据美国学者说，10多年前，“美钢联”斥资3000万美元做过类似的研发，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这不仅仅是“珠穆朗玛”，甚至根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怎么办？

“做科研，没有一个问题是低垂的果实。如果很容易就能摘到果实，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人摘了。”桂卫华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打算“死磕”到底。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让“内窥镜”在大型高炉内找到“栖身之所”？

科学研究，很多都是在“死胡同”面前“死磕”着往前走而柳暗花明的，那最艰难的一步往往是成功的关键。桂卫华和他的团队通过分析高炉炉顶粉尘分布机理，建立炉顶粉尘颗粒的运动轨迹模型，借助数值仿真技术终于寻找到一方“宝地”——在高炉炉壁上确实存在低粉尘区域，这便是近距离取像设备的最佳安装区。即使吨量级铁矿石从高处降落，也不会砸到器械，又能实现对高炉料面的实时监测。

陈致蓬最先找到这块“宝地”，他提出要找企业合作进行试验。

“怎么可能？”“异想天开！”“太危险了。”团队成员一片质疑。

“要不让他试试。”桂卫华轻声说。所有人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陈致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导师素有不服输的劲，有“死磕”的劲，但这次的“死磕”，搞不好就真的会“磕死”。

按照桂卫华团队的设想，他们将利用合作企业柳钢的高炉检修期——这个时间只有短短的20多个小时，在高炉上开个口子，将他们研制的“内窥镜”放进千辛万苦找到的那块“宝地”，此后高炉正常运行，“内窥镜”监测各项参数，并传送回计算机。

理论上，很完美。但企业迟迟不敢答应。

为什么？

高炉上开口子？吃了豹子胆？！高炉内满是一氧化碳，如果一不小心气体泄漏，中毒者20秒内昏迷，90秒可致终身瘫痪。若气体大面积泄漏，整个柳州不保！

没人敢开这个口子。

桂卫华豁出去了。他对团队成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注意安全！桂卫华及其团队成员与柳钢20多个部门的领导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多次研讨论证，讲意义、陈利害，并拍胸脯下保证。最后，在国家重大利益面前、国家重大需求面前，所有人都豁出去了。

那是2014年4月，陈致蓬记得很清楚，先天他一晚没睡，从高炉上下来时，满身满脸的煤灰，甚至嘴里吐的口水都带有煤灰。可一直守在现场的桂卫华，看到计算机上传来“内窥镜”拍到的影像时，也不管学生身上灰呀土的，高兴得拉着他的手，像孩子一样跳起来。“平行低光损背光高温工业内窥镜”横空出世，可由此获得较为清晰的高炉料面形状，大型高炉炼铁过程运行信息的高性能监测从理想照进了现实。

这之后，每年柳钢的高炉检修期，桂卫华和他的团队都来做试验，“内窥镜”也不断得到改进，至今已是第七代了。

“最想教给学生的，是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

“老老实实为人，踏踏实实做事。”在中南大学民主楼前的空地上，立着一块石碑，呈翻开的书本状，书页上刻有“求实”二字。这是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1978级全体研究生在入学30年之际送给母校的礼物。

桂卫华便是其中的一员。40多年寒来暑往，他从求学者变成执教者，从青葱年少走向人生新的风景。

他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科研，一是育人。

“厚德博学，勤勉敬业；求实创新，研以致用”，这是桂卫华教书育人的16字方针。厚德博学，勤勉敬业，是指科学研究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博览群书，厚积薄发，踏实做事；求实创新，即从科学规律出发，大胆提出设想，小心求证、反复论证，让它真正落地生根；研以致用，意在实现从0到1，再从1到N的突破，让更多的人享受科学研究带来的“福利”。

“以德为先，立德树人”，这是桂卫华的育人宝典。他最想教给学生的，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技能，而是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

“他招学生，最看重人品。”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党委书记王一军说，他对学生“德”的要求远远高于技术。比如发展学生党员，有的导师签个字就了事，他不是这样，非得自己一个个找学生谈，还特意叮嘱王一军再找学生详谈。

“人要有信仰，我就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采访中，桂卫华不止一次这样说。“我是1973年6月28日入党的。”他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随口说了出来。

2003年，在重庆参观渣滓洞，桂卫华内心很受震撼，回来后主动要求给学生上党课，讲忠诚，讲烈士们钢铁般的信念。2015年春，从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归来后，他给学生带回很多书籍，再次主动给学院师生上党课。看着讲台上情绪激动、神采飞扬的老人，学生们哪里知道，那时桂卫华身体状况其实很不好，差点“就要过去了”，但他仍坚持与师生分享自己的学习体会。

为什么？

他认为，如果说自己也算有所成就的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有信仰、有追求，就是求实努力，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己任。“为国家搞成一件事，比得嘉奖还高兴。”他说。

桂卫华不仅仅是说，更多的是做，用实际行动写就“最好的教科书”。

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院长阳春华是1985年考入中南大学的（当时名为中南矿冶学院）。入校没多久，实验室的老师就总在她耳边“小桂”“小桂”地念叨。“以前小桂在这，实验室里所有的接线、打蜡都是他弄，从不用别人操心。”

“小桂是何方神圣？”阳春华在心里嘀咕。那时桂卫华正在德国进修，阳春华当然不认识他，但在她心里，“小桂”的形象俨然高大起来。及至见面，才发现“小桂”外形清瘦，但为人处事还真让她敬仰。

上世纪90年代初，她和桂卫华一起在洛阳铜加工厂带学生实习。他们承接了一个名为“750mm冷轧机控制系统引进消化”的项目。为了成功复现一套完全引进的系统，桂卫华数百次到工厂现场测绘电路。由于电路的复杂性，加上桂卫华高度近视，他经常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电路板，远远望去，脑袋好像被“冻”在了电路板上。就是这样，他们硬是全盘消化了有100多块电路板、近万个零件的复杂控制系统，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外汇。当然，他的高度近视也就更加“高度”了。

1995年，阳春华被评上副教授，开始独立承接项目。没想到初战便是“硬骨头”，一接就是“高大上”的课题——汽车起动机发电机的电器设备质量测试，横向课题，经费20万元。由于项目难度较大，年轻的阳春华做得很辛苦，几乎每天都是“早8晚12”。“桂老师总来询问项目进展，还帮我们做实验，甚至自己趴在柜子底下接电线。当时，他已是分管科研的副主任。”阳春华说。

中国的有色冶金企业大多建在偏远山村，生产环境恶劣而且危险性高。1996年冬，桂卫华带队去大同矿务局化工厂做“乳化炸药全自动连续生产线”项目，工作地点是在一个远离县城的小山村。他们吃住都在简陋的工棚里。工棚四面透风，窗户玻璃都被寒风震碎了，每天吃得也极差，酱油泡刀削面、馍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坚持连续调试一个多月，如期完成任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看到刀削面和馍馍就想吐。

如果说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是桂卫华送给学生的宝贵财富，那么他给予学生的爱与陪伴，则从另一个侧面诠释着为人师者的责任担当。

被学生笑称为“空中飞人”的桂卫华，一年365天，大概有200天在出差或是在去出差的路上，但每次只要一回学校，就会组织学生开项目研讨会，或是立马赶到实验室，挨个找到学生，询问近期的科研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放手去做。无论有多忙，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有问必答，把学生的事放在第一位。

“桂老师在学术上的敏锐度和洞察力，一般人难以企及。每一次对话，他都有真知灼见，都能直击痛点，让人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在读博士研究生杨超感激桂卫华传授给他的一切。

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副院长王雅琳是桂卫华早年的弟子。还是学生那会，她被派往北京出差。桂卫华不放心一个女孩子单独出差，特意叮嘱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一位处长到北京西客站接她。事后，那位处长打趣地说：“桂老师来，我都没接过；他的学生来，倒叮嘱我一定来接站。看来，做桂老师的学生很幸福呀！”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谢永芳是桂卫华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出身于贫寒之家，加上兄弟姐妹众多，谢永芳的求学之路并不顺畅。急于改变家族命运的他，硕士研究生一毕业就只身南下广州工作。桂卫华知道，谢永芳是做学术研究的“好苗子”，就这么放弃学术生涯实在可惜，遂鼓励他继续读博深造。考上博士研究生以后，桂卫华从工资里“挤”出两万元，用于谢永芳的学费和生活开支，还用科研津贴资助谢永芳，直到他博士研究生毕业。“其实，桂老师那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不仅帮我渡过了难关，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谢永芳至今感念这份温暖。

因为得到爱，所以更知道如何去回馈这份爱。阳春华、王雅琳、谢永芳，眼下都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的“中坚力量”，成为桂卫华的“同行者”。陈致蓬所参与的科研项目，其成果受到全球十大钢铁制造厂商之一——韩国浦项钢铁公司（POSCO）的高度评价，他也因此受到该公司的盛情邀约。“把他拉到旁边的小屋子里‘策反’他。”桂卫华说，对方许以高薪，还是学生但已成家有了孩子的陈致蓬确实需要钱，他却一口回绝，他说他始终记得桂老师的叮嘱：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回忆过往的岁月，桂卫华直言，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导师王鸿贵的指点。

他时常向学生说起导师在学习生活中给予自己的帮助，说起师生相处的点滴。尽管早在1986年导师就调去广东了，但30多年来，导师家的大事小事总有桂卫华的身影，哪怕他如今身为院士。2013年导师八十大寿，他还张罗着给老人家办了一场生日宴。2019年4月9日，导师病逝，他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第一时间赶赴广州，操办老师的身后事。追悼会上，很多人看见桂卫华，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科研领域的权威大咖，这位深深影响祖国冶金工业发展的一国柱梁，这位69岁的瘦弱老人，在导师的灵柩前庄重跪下，深深三叩首，痛哭流涕。

在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的团队成员中，很多人都是先成为桂卫华的学生，再留在学校，成为桂卫华的同事。他们都是被桂卫华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被他这份朴素的爱所感动，很自然地凝聚在了一起。

“老老实实为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桂卫华恪守的人生信条。正是秉着严谨治学的科研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桂卫华为我国有色冶金自动化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层次人才。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中国一汽总经理奚国华、西南铝业集团副总经理李迅、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牟学民、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冯江华……

他们在一起，就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照亮着祖国的未来。

“每个人都有所担当，最后汇聚成‘为祖国担当’”

“为祖国担当，必须靠每个人做好每一件事，做好自己的事，汇聚起来，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虽是典型的“理工男”，但桂卫华爱读书，说出来的话与哲学家一样，有思考、有哲理。

他这份“为祖国担当”的使命感，从哪里来？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63年。那时，桂卫华13岁，在襄阳五中读初中，寄宿。学校和家之间隔着一条江。那是个没有轮船、没有桥的年代，过江只能依靠小木筏。一张小木筏，坐上一二十个人，全靠老船工划桨。

每到周末放假时，桂卫华的心早飞回了家，可偏偏船行缓慢。他对船上的同伴抱怨道：“这木筏子太慢了，要半天才能过河。”老船工听闻此言，笑着说：“等将来你们长大了，造轮船，建大桥，就不用像我这么慢了。”

“造轮船，建大桥。”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像一颗石子坠入湖底，在少年桂卫华的心上荡起了涟漪。

他后来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过河》的作文，“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做一些事情，很了不起。我也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为国家搞技术。”工业强国的种子就这样播撒在桂卫华的心中，深深扎根，默默生长，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这个为国家建设出一份力的朴素心愿，还与桂卫华成长路上所感受到的爱与温暖息息相关。

中学毕业后，桂卫华成为一名“知青”，被下放到湖北省谷城县。那时，国家正在修建从襄阳到重庆的铁路，桂卫华作为民工参与建桥。

这是桂卫华第一次造桥，对工程领域有了粗浅的体认。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每次收工回到住所，总有乡民特意送来自家的菜蔬、鸡蛋，或是干脆送上热腾腾的饭菜，让他们一饱口福。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现在看来触手可及的菜蔬却是乡民平日里攒下用来招待贵客的。乡民的淳朴和热情，让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感受到浓浓的暖意，更感受到肩头的责任。他想为乡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怎样才能有更大的作为？如何才能让自己的能力配得上所要承担的责任？桂卫华深知，要想日后有所作为，就必须从脚踏实地的努力开始，从抓住一切自我成长的机会开始。

两年后，桂卫华被招工到湖北丹江铝厂，成为一名电工；又因表现优秀而被推荐到中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上大学，自此与有色冶金自动化领域结下不解之缘。学成归来，他回到丹江铝厂当起了技术员。在工厂里，他常常竖起小黑板，结合生产实际，将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讲给工友们听。

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充实地过着，可桂卫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

1978年，“文革”结束，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也随之恢复。消息一经传来，还在工厂里当技术员的桂卫华坐不住了。如果抓住了这次机会，岂不是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他当即下定决心，要好好地搏一回。

那时，研究生招考已中断十几年，报名人数之多，考试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要参加研究生报名考试，第一道关卡便是资格审查，需要厂方开具介绍信。

“那些清华、北大的名校毕业生，英文报纸倒着拿也能看懂的人，人家都觉得考不上，你行吗？”豪情壮志还未施展，就被厂长的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桂卫华自知所学不多，希望渺茫，也不多作辩驳。可如果不试试，又怎么知道不行？一股子韧劲冒了上来。

厂长不愿开介绍信，他就软磨硬泡，一天往厂长办公室跑上好几回。有一次，正值厂里召开行政班子会议，桂卫华的身影又出现了。明眼人一看便知，还是那件事。

“就让他试试吧，实在考不上，再回来也是一样的。”“小伙子挺上进，是好事呢！”参会者有感于桂卫华的勤勉与诚恳，也替他当起了“说客”。

众目睽睽之下，厂长无奈，只好“放行”。事后，厂长找到桂卫华，说起自己几番阻挠的因由——“你是党员，我是怕你考不上，给党丢脸呐！”

机会来之不易，桂卫华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宿舍就拿着手头仅有的几本复习资料苦读，恨不能把一天24小时掰开来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桂卫华考上了，他如愿重返校园继续深造。“还真没给党丢脸！”回想起这些过往，年近七旬的桂卫华不禁笑着打趣起来。

载着肩头的责任，带着人民的重托，桂卫华选择走向远方。1986年，桂卫华又以优异成绩通过出国考试，前往德国杜伊斯堡大学进修。身处异国他乡，“祖国”这两个字的分量变得更加具体可感，他愈加体会到个人发展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

那时，我国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百废待兴。而德国作为欧美发达国家，自动化水平比我们高出一大截，一辆辆小汽车早已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现实的差距摆在面前，这个初出国门的青年迫切地想要改变点什么。在德国的两年里，桂卫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自动控制方面的专业理论，阅读了大量的外文文献资料，这给他日后的科研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

出发，是为了更好地抵达。

1988年，桂卫华回国，一头扎进了自动控制的科学研究领域。这一干，就是31年。

时光流转，他从大家眼中的“小桂”变成“老桂”，但没有改变的，是他直面国家产业发展重大需求的责任与担当。

“眼下，中美贸易战愈演越烈，这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报国的重要性，同时需要我们更迫切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努力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上取得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桂卫华用这个话题结束了我们的采访。他声音不高，语调平和，但我们分明感受到如黄钟大吕般的铿锵有力，如雷震耳。

折桂为君子，赤心卫中华。50多年过去，那个昔日坐在小木筏上的少年，那个立志为国家“搞技术”的少年，因为要“为祖国担当”，因为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己任”，尽管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但仍然迈着蹒跚的步履，顶着满头白发，率领着朝气蓬勃的、国内一流的研究团队，在崎岖的科研路上辛勤而艰难地跋涉着，从未停歇，也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