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平凡的老教师。40年平凡的教学生涯令人神往，让我自豪。

有一年的春节期间，一位青年敲开我的家门，提着两大网兜水果和其他礼品来给我拜年。我正在想：这是哪一届毕业的学生，不懂我从来不收礼品的规矩，前来“套近乎”了？青年开口说：“我就是您挽救过的那个学生！”一句话把我的思绪带回到4年前。

一天下午，我从省科协开完会驱车回家的路上，在学校附近的新华书店旁边，忽然听到人声鼎沸：抓小偷！抓小偷！与此同时，一群人从书店涌出。司机被迫来了一个急刹车。无意中把追赶的人和逃跑的人正好隔开来。我们发现逃跑者往我们学校逃去。“糟糕，偷书的是我们的学生！”司机会意，立即追上前去，在图书馆附近把他截住，我从前座下来逮住他，一把塞进了后座。然后，把他带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发现他已经吓得脸色发青，双手冰凉，浑身发抖！“初犯！”——凭我的经验我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我问他：为什么要出此下策？（我始终没有使用“偷”这个词汇）他哭丧着脸带着颤抖的声音说：我是自费生，家里经济很困难，交得了学费就没有钱吃饭；筹得了伙食费，又没有钱买书。再说，大家都说“偷书不为贼”，所以……我打断他说：这是过去的老观念，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要他第二天下班前交一份深刻的检查来，我再酌情处理。这孩子看着我不敢离去。我说：你先走吧。孩子狐疑地反问我：您不怕我跑掉？我说：我相信你，就看你自己相不相信自己！

第二天，这孩子如期交来检查。我当着他的面把它放进我办公桌的抽屉底层：“在你毕业前如果你不犯类似的错误，那么。毕业时我把你的检查还给你。”

此后，我多次给他买了必需的一些教材，还送给他一些我自己读过的课外读物。

这孩子毕业前，找过我一次，是为了告诉我，他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我要他把检查拿回去。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说：“还是放在您这儿吧。您这么信任我……再说，放在您这里对您、我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对我还是一个约束呢。”

……

“老师，这是我用劳动挣来的钱给您买的礼物，它们是干净的。您无论如何得收下！”青年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

这时，恰好老伴出来想看个究竟。竟然发现老少两条汉子的四行热泪！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人之所以为人，全靠教育。作为从事教育工作40年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们的辛勤劳动下，得以成人，自然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处理过好多次这一类的问题，都留下了令我终身难忘的故事和收到了很好的结果。

我老伴也是有40年教龄的老教师。长期的教学生涯，使我们悟出了三条道理：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先生；

没有听不明白的学生，只有讲不清楚的先生；

力可补天的人，自然要当仁不让地去“补天”，无才补天的人，好好地做人梯也就充分体现了人生的价值。

其实，在我们教过的学生中，有的已经当了高级党政领导干部，有的成了事业有成的专家，有的成了我们学校的副校长，还有不少也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每当看到他们的成就，我心中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比我们自己获得部省级、国家级科技进步奖还要强烈得多。因为，我们的劳动在他们身上开了花、结了果，这就更加体现了我们教师劳动的价值。我们在甘为人梯方面，有着共同的情怀。有诗为证：

携手登高

不攀藤葛仗相携，上得高山志未迷。

回看石阶千万级，补天何若做人梯。

然而，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之中，人民教师不被承认是劳动人民；就连脑力劳动也不被承认为劳动。有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那是“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已经全面“停课闹革命”。我们平时除了政治学习，还要接受再教育，再有就是经常搞一搞体力劳动。这时已经把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当中的教师，排在“地、富、反、坏、右、黑、资、丐”之后，称为“臭老九”。许多教师不甘忍受，发起了“斗、批、走”运动。当时，我总是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党和国家总会需要知识分子的，总有一天我们的知识会有用的，我们的劳动是会被承认、甚至被重视的。

一日，本单位一干部主持会议时提出：“今天我们搞劳动——到校园里拔草！”当时我还很年轻，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也不知深浅。就接着这位干部的话说：“我们平常备课、上课，搞科研、写论文，不算劳动吗？——那可是脑力劳动啊！”

就这么一句话，我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招来了好长时间的批判。

“四人帮”垮台后，到了1978年，小平同志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劳动人民。当时的我，为能够“回到”劳动人民“内部”而欣喜若狂。真的，作为地地道道的脑力劳动者，长期被排挤在劳动人民范畴之外，此时的心情，是其他长期被承认为“正统的劳动者”所不能体会的。我们找到了一种渴望已久的、宝贵的归属感；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报国有门的欣慰。

不久，文革后的第一次科学大会，在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召开。郭沫若同志做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报告——《科学的春天》！

欣逢盛世，心潮澎湃，诗思奔涌，得《满江红——劳动节畅想》一阕。用毛笔书写在大红纸上，贴到文革遗留下的大字报栏。一时间，老中青三代教师围在栏边观看，场面极其动人。曾经指导过我的老系主任刘教授，特地把他的老伴从办公室叫来“一起欣赏”。发现二老还没有读完，早已是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现将当时的拙作录下：

满江红

——劳动节畅想

（1978年5月1日）

佳节来临，

喜煞了重生“老九”

——俺也是劳动人民，

同干美酒。

“四害”猖狂诬我臭，

导师告戒何能走！

借清明泪雨润胚芽，

瓜与豆。

倚天剑，

补天手。

宇宙锋，

司北斗。

千里马常在，

伯乐常有。

盛会空前沾雨露；

春风可意吹杨柳。

为中华再着领先鞭，

齐抖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劳动人民称号的我们，焕发出了自觉高涨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我和我的夫人一起，在良好、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在高质量地完成本职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任务的基础上，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上，平均每年作报告不下30场。退休以后，则达到40多场。我们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读书与做人》已经被收入全国最畅销的人文教育读物。广大青年赠我以“青年之友”的美誉。虽然，我先后有过省、市、区党政领导部门的智囊人物、校长高级顾问、一个全国性自然科学学会的理事和省级学会的理事长和其他许多头衔，但是，我还是最看重“青年之友”这一民间授予的称号。它体现了我当初投身到教师队伍的初衷，它激励我在退休以后还在孜孜不倦地为青年学生服务。我定要在我的有生之年在崇高的教师岗位上继续努力地劳动，从再做贡献到“余热发电”，直至“废物利用”。暮年的壮心，请让我以《咏粉笔——赠教师》与同行们共勉：

咏粉笔

——赠教师

模范型成正直身，白头笑对黑头吟。

一生磨炼灰飞尽，擦去遗痕让后人。

（ 该文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与人民网共同举办的“我自豪，我是劳动者”有奖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