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立斌，金展鹏老师87级硕士生，91级博士生，1995年留校在金老师课题组工作，1999年去瑞典留学，今年9月重新回到金老师的课题组。我跟金老师在一起的学习与工作的时间有先后有12年，无论从做学问上还是做人方面，金老师都给了我很多指导。

1998年3月份以前，金老师还没生病的时候，总是以办公室为家，晚上和周末也总是会到办公室来，和我们待在一起讨论问题。与我们讨论问题是金老师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总是一起讨论新读到的论文内容，学科的最新发展动向，分析实验与计算过程中碰到的难题。金老师喜欢游泳，好几个学生都成了金老师游泳的徒弟。他跟我们说，做学问就跟学游泳一样，刚开始你会感到很难，但是只要抓住要领，认真的学，多练习，就一定能够学会，学会以后，就会体会到其中的兴趣。

对于新来的研究生，金老师都要给他们介绍我们这个领域的基本情况，应该紧跟哪些著名科学家，应该学习哪些著名的著作，有许多著作还是金老师国外留学时复印回来的，这样使我们一开始就能够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专著与研究成果，给我们指明了学习与研究的道路。金老师总是鼓励学生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要敢于学习相邻学科的新东西，敢于创新，不要只盯着眼前，不要安于现状。他总是希望学生能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一些文章，为将来的事业打一个好的基础。

金老师最关注的事就是学科发展的前沿，并随时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我们。每个国外的弟子回来，他都要求他们给在校的弟子上课，一起讨论问题。大约是1996年，金老师到德国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到了不少学术发展最新动态，感触颇深。开会期间他给研究室的全体学生发来了一页传真，上面密密地写满了他介绍的学术动态，感受以及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展望，甚至包括了要我们学好外语之类的勉励。其实，他与会前后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这些完全可以等回来之后再告诉我们，而他使用了当时最快的通讯手段，可见当时他心悬学科发展，情系教书育人的迫切心情，只可惜那份传真恐怕已无处寻觅了。金老师还从国外带回来了许多的国外培养研究生的习题，这些习题大部分都是金老师的导师从国际上已发表的著名论文与他们课题组以往的研究成果中精炼出来的，这些习题对我们的成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金老师在瑞典皇家工学院留学期间的杰出贡献，在金老师回国以后，金老师的导师一直把他们课题组每年在他们学校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都寄给我们，这些资料对促进我们研究室的发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金老师一直非常重视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与交流，自我们研究室成立以来，先后有瑞典皇家科学院Mats Hillert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永山教授等一批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应邀访问我们研究室，给我们带来了国际上最前沿的知识与经验。

在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金老师经常地鼓励学生，并十分信任学生，总是尽可能的把学生推到前台。在超导攻关课题、863国家高技术研究课题项目总结会上，一般总是课题负责人亲自发言。而金老师宁愿陪着我们反复试讲，也总是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硕士生，博士生上台汇报，回答专家们提出的问题，给我们以极大的锻炼。

金老师极有耐性，他从不给学生施加任何压力，但是无论在金老师身边还是远在异国他乡所有的学生学习与工作都非常努力，因为他们知道不这样做就对不起金老师。虽然金老师的学生遍布全世界，但是他们的心都仍然留在金老师身边。无论是年近五十的大弟子还是刚二十出头的学生都经常从国外打电话回来，向金老师汇报学习进展，交流学科发展信息，倾诉心中的烦恼，寻找心灵的慰籍。正如我师弟余浩在光明日报留言板上写的，“金老师永远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盏明灯……”。

金老师非常尊重学生，在他的眼里每个学生都是好学生，学生犯了错误，他总是循循善诱而不苛责。金老师总是为每个学生的前途着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学生参考，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具体困难，金老师很少为自己的事求人，很少与人生气，但是为了学生的前途，为了学生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金老师总是不惜一切。

学校规定，每个课题的经费都可按一定比例提成作为参与课题工作人员的奖金。按惯例学生都只能拿到其中很少一部分，但金老师总是把这笔奖金按工作量全部分发给所有学生，他自己只拿与学生数额相同的奖金。用金老师自己的话说，研究生承担了课题最主要的研究任务，应该参与奖金的分配。金老师个人却一直非常清贫，金老师家的电视机还是1981年买的。他出差只要能坐火车就决不会坐飞机。在外面总是尽量找最便宜的招待所住，尽量吃公共食堂的饭菜。有一次，我们一起住在北京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那年夏天北京气温达到37度左右，相当闷热，房间内却只有一个老式的台式电扇，而且很小的一间房里还住了四个人，显得十分的拥挤，更糟糕的是夜间蚊子特别多，只能用被单将全身裹起来睡觉。金老师就是在这样的住宿条件下，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尽管如此，对于学生，金老师却非常大方。学生因公出差时，金老师总主动给予普通教师的待遇。学生当助教，他给学生的助教津贴也是全系最高的。对于科研用钱，金老师也从不吝啬，虽然湖南省内有好几台电子探针，但是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的电子探针无论从设备状态还使用人员的素质都是最好的，为了获得准确的数据，金老师每年都要派专人到沈阳做探针试验。

1998年，金老师生病了，即使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湘雅医院，北京天坛医院、301医院、颁发医学诺贝尔奖的瑞典卡乐林斯卡医学院都认为金老师得的是癌症），金老师始终都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心，以及战胜病魔的毅力，从没有减少对学术前沿发展的关注和对学生的关怀。虽然人不在实验室，但是一直关心学生们的工作进展，经常会要胡老师打电话叫学生到湘雅医院的病房里一起讨论问题。那时候，金老师病重得连头都抬不起来，还要我们把文章一段一段念给他听；那时候，金老师经常低烧，很不舒服，但又没有能力自己翻身，我们就读一段给金老师给翻一下身，然后再读下一段。1998年，金老师在湘雅病床上度过的那9个月里一直都这样艰辛的工作着，他就是这样挺过来的。即便处于如此的困境中，在这期间，先后还有四个硕士生（陈和兴，杨莹，蒋超，关迎风）、两个博士生（崔玉文，余浩）毕业，他们的毕业论文，金老师都是这样改过来的。金老师病情稍微稳定后，每天都要看学术方面的书籍和文献，有时候还叫我们查资料给他看，有时候也会坐着轮椅到办公室来与我们讨论问题。每次讨论，他对问题总有独到的见解，令我们受益非浅。乐观的金老师，安慰我们说：“坐在轮椅上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以前没时间想，或者静不下心来想的问题，现在却可以想得很清楚，很透彻”。

即使是在得病以后，金老师还是总是为他人着想的，在自己的生活上，能不麻烦人的地方总是尽量的不麻烦人。金老师的两个女儿都不在学校，虽然金老师的所有学生与我们学校的很多本科生都非常乐意给金老师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不到万不得已金老师从不随便叫我们。记得今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有事来学校，看见金老师一个人坐在校门口的轮椅上，当时金老师一时没有请到保姆，胡老师要去商店买东西，只好把金老师推到了校门口，金老师可是连一个自己赶蚊子的能力都没有的人！我问金老师：“为什么不叫学生帮一下忙”。金老师只是微微一笑对我说：“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做啊”。

金老师以其高尚的品格与公认成就在国际相图界深受尊敬与爱戴，他应邀担任了国际《相图计算杂志》的副主编，美国金属协会《相平衡与扩散杂志》的顾问。1998年金老师刚生病的时候，参加北京国际相图会议的各国科学家联名写了一个问候卡向金老师表示慰问。美国金属协会相图专业委员会主席J.Morral教授与韩国杰出青年科学家李炳柱博士还曾去湘雅医院的病房探望。我在瑞典的时候，瑞典皇家工学院Mats Hillert院士，Johan Agren 教授， Bo Sundman教授，与Staffan Hertzman博士也曾多次问起金老师的身体状况，并要求我转达他们诚挚的问候。

金老师最感欣慰也最感骄傲的是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很多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就。我们所有学生为自己有幸成为金老师的学生而骄傲。他为成为世界级科学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包括病魔）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他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师母胡老师，是她这么多年对金老师的悉心照护，使得我们这些学生从中受益。谢谢！

（注：该文为金展鹏院士先进事迹报告会暨新闻记者集体采访会上的发言稿，标题稍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