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黄伯云院士至今还记得他在留美期间所参加的第一场考试，那是由一位德籍教授O.T Buck讲授的“503”课程。由于语言方面存在的困难，有时候连老师布置的习题都没听清。那次期中考试他只得了69分。在美国，这个成绩对研究生来讲属于不及格。于是，他重新审查试卷，发现有一个地方，Buck教授把他的解题法看错了，于是去找Buck教授，教授经过仔细推敲之后认为他是正确的，在考卷上加了5分。当他问起Buck教授平均分数是多少时，那位德籍教授伸出大拇指：“You are numberone”

在“迅速崛起的中南大学”的主题宣传活动中，作为校长的黄伯云院士慷慨呈词：“我们要把中南大学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我们做就要做最好的。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虽然这种说法在客观上并不成立，但作为一种精神，是我们所应该拥有的。”

3月28日上午，高性能“炭 ／ 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作为该项目主持人的黄伯云院士参加完颁奖仪式后，旋即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访谈嘉宾出现在电视画面中。当他拿起他们团队花了20年磨出来的那一“剑”时，他又说了：“我们早就说过，要做就做第一流的东西！”

他并非超人，他也会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于是便有了提着输液瓶赶往机场赴北京开会的动人场景；他也需要休息与锻炼，但常常只能将赶往办公室的那段步行当作是“散步”；就在北京参加颁奖仪式、出席专题访谈时，他也总是“杯”不离手，因为他怕慢性咽炎会使他在讲话时咳嗽……谁都不是钢铁打就的，他只是一个平凡人。然而，“只争第一”的精神赋予他以钢铁般坚强的意志，而不息的追求与对祖国的一腔热血让这个普通人成就了一番让众人仰慕的事业。

“署上中国的名字”

1988年，黄伯云携带妻女举家回国。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在美国连续完成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习并回国的科研人员”。然而，从物质生活、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讲，回国后面临着种种具体的困难：在国外，他有两辆小车、一幢别墅，而回国的时候，他只有两辆自行车，没有户口本和购粮证，连粮菜都只能跑黑市；在国外，科研条件相当完善，回国后，他却要为筹集科研经费而四处奔波。

然而，黄伯云总觉得，眼里只有金钱，心中只有个人利益，这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要想的应该是“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他说，当初毅然决然从美国回来，他的真实思想是：“我是带着为振兴祖国科技事业的愿望出国求学的，也是带着这个愿望在美国发奋学习的。那么，在我学有所成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回到祖国，扎根祖国大地，把知识献给人民，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呢？在美国，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取得多大的成绩，终归是在给别人干事，即使写一篇论文，也总得冠上‘美国’二字。回到自己的祖国，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心情是何等的舒畅呢！”

争一流，创第一，支撑着他个人的进取与发展，而让这无数个“第一”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则是一位心系国家荣誉与命运的中国人毕生无悔的信仰。而来自领导与同事的支持，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与责任意识。他立志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创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技术新材料民族品牌，为国计民生、国富民强贡献出自己的毕生心血。要想使中华民族屹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争创世界一流。他常说，“我们要做第一流的，要做别人所没有的，那样才不会受制于人家。”

黄伯云院士所带头研发的“炭 ／ 炭”复合材料作为最新一代航空、航天制动材料，不仅在经济上有重大效益，而且在确保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建设上意义深远。作为创新者，他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拓之路。从基础理论研究到“高性能‘炭 ／ 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项目的正式立项，从第一批１：１的新型航空制动材料样品的研制到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每一步都得靠自己判断、靠自己把握，每一阶段都有无法预料的“沟壑”阻隔，研发风险之大、试验投入之巨，让他感受到如履薄冰的生命之重。然而，他深知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不能让国家的寄托付空，不能让人民的心血白流，不能让中国在航空制动材料方面的被动态势延续下去。于是，由黄伯云领衔的团队用了２０年磨出来的那一“剑”—— “高性能‘炭 ／ 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 终于夺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结束了该奖项连续六年空缺的历史。灰黑色的刹车片，很轻，也不会熠熠闪光，然而却凝铸了无数心血，它的光芒在每一个喝彩者的心中闪现。

如同那枚不曾光彩夺目的刹车片，黄伯云院士的话语也很朴实，然而却饱满着韧性与刚硬：“一个知识分子，心中装着祖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为祖国的振兴无私无畏奉献的献身精神。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宽阔的胸怀，从失败、挫折中看到成功和希望，时时充满革命干劲，倾心尽力作好本职工作，不断创造新的成果，做一件事干好一个事，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心中的祖国让他从此坦荡无畏，无畏“寂寞”，无畏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