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通过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新条例，使我不由地想起陈祜鑫教授。

陈祜鑫教授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比较年轻的同志根本没见过他，但是，在五十多岁和更老一些的寄生虫学和寄生虫病防治工作者的头脑里，他的形象却非常深刻地被铭记着。我觉得陈教授的品德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不论是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都令人不能不由衷地敬佩。

全心致力于血吸虫病防治

陈教授在学生时代和赴美深造时，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虽然1905年美国医生Logan就在常德报告了中国第一例血吸虫病人，但是对湖南省血吸虫病的疫情，流行区范围，感染方式，中间宿主（钉螺）的分布、生态等等都一无所知。陈教授回国后不久，全国就解放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陈教授立即以满腔热忱投入这一运动。记得从1950年起他就受省政府和学校的委托以岳阳为根据地，担负起创建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重任，并在那里招收和培训了一批防治血吸虫病的科技人员。除了回长沙担任少量教学任务外，其余的时间他都带领血防干部在洞庭湖的各个洲、垸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湖区是全中国的粮仓，可也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寡妇村、大肚子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到处可见，男性几乎没有活到五十岁的。正像陈教授给我们说的：“血吸虫病能影响人们的‘五生'——生产、生活、生育、生趣和生命。”这种种使人不忍目睹的悲惨景象，使陈祜鑫教授内心受到震撼，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血吸虫病防治的科学研究中去。

他的足迹走遍了洞庭湖中的每一个小岛，也踏遍了每一个新老堤垸，对湖中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的弟子们称他是“洞庭湖的活字典。”他把洞庭湖看作母亲湖，自己则是洞庭湖的儿子。每年初夏涨水季节，正是血吸虫病感染的高峰期。文革期间他被关在“牛棚”里，他看到窗外大雨滂沱，立即向省委血防办的领导写信，建议他们提醒疫区的人们注意防护血吸虫病的感染。他虽身处囚囹，想的不是自己的冤屈，而是惦记着血吸虫病疫区人民的安危。

血吸虫病如果不及时诊断治疗，发展为晚期是可以致命的，所以很多人都谈病色变。作为这方面的专家，陈教授当然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有时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专业工作者常不得不接触疫水。1972年，我们十几个人和陈教授一起坐了船去洞庭湖作现场调查，当时是晚秋，水位下降，船只在沙洲上搁浅。陈教授二话不说，脱去鞋袜，卷起裤腿就走入没膝的水中，帮助船工使船只脱离沙洲，一面却再三嘱咐大家不要下船。后来，木船在一个长满了芦苇的洲子边停泊，因为岸边烂泥较深，人们无法上岸，又是陈教授第一个踏着满脚烂泥上岸，他拽了一大把芦苇铺在地面，让大家安全登岸。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似乎已成为他的习惯。

严谨治学 学高为师

陈祜鑫教授在如何做学问的问题上也同样是我们的榜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解放军大军南下时，在长江两岸、洞庭湖、鄱阳湖区域这些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频繁地接触疫水，而使不少干部战士受到血吸虫的侵袭而发病，这才使血吸虫病这个瘟神受到重视。党和人民政府要求卫生工作者迅速摸清全国的疫情，弄清造成血吸虫病流行的原因并要求尽快提出防治的方案。作为一个寄生虫学工作者，陈祜鑫教授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但资料十分有限，多数只是个别病例报告或一个小范围的短期调查。为此，首先要了解湖南省究竟哪些地方是血吸虫病疫区，有多少受感染者？书本上虽说明日本血吸虫需要钉螺为它的中间宿主，但是钉螺孳生的环境有什么特点？疫区中是否到处都有钉螺？什么样的环境不适合钉螺生存，它的分布是否有规律可循？如果有，则是什么样的规律？除了人可以受血吸虫感染，是否还有其他动物亦可以受感染，这些动物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重要性如何？这些问题当时都摆在面前需要回答，在找到答案之前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防治方案的。

陈祜鑫教授采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向湖区人民群众学习，向自然界学习，从调查中得到的知识，经过分析、比较、总结、归纳，上升为理性认识，再通过小范围的试点来检验这些理论。我认为他的一整套做法是完全与科学的认识论相一致的，因而他的一些论点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血吸虫病的治疗药物只有酒石酸锑钾，需静脉注射，连续二十天为一个疗程，它的疗效不到70%，而毒副作用却十分严重，甚至致命。因此，要在大面积范围内防治血吸虫病，重点还得放在消灭中间宿主钉螺上。陈教授为了了解钉螺的生物学特性，摸清它的分布规律，经常带领年轻人头顶烈日或冒着寒风雨雪，脚踩淤泥，弯腰弓背，拨开密集的湖草、芦苇，仔细观察地表和泥缝中是否有1cm长的钉螺，对一个平方市尺小框内的钉螺计数并区别死活，再分装小袋带回实验室检查钉螺体内是否有血吸虫尾蚴。这样的工作要在望不到边际的湖区按不同地貌，不同季节，不同高程，与居民点的不同距离等各种情况作出规划，定点取样，再一小框一小框地检查，这是多么繁重的工作量！可这是唯一能够了解钉螺分布和生态学特点的方法，也是弥补前人工作不够系统、全面的唯一方法。通过约二十年现场和实验室的工作，陈祜鑫教授于1975年写成了《洞庭湖的钉螺与灭螺》一书。书中阐述的湖区钉螺呈冬陆夏水的分布，一年中连续淹水8个月以上或水淹不到一个月的环境没有钉螺生存；其分布还有单元性、相对高程性和聚集性的特点；有螺区的土地经过垦殖可在数年内使钉螺密度迅速下降甚至消灭等论点，都是他首创的，为以后的土埋灭螺、水淹灭螺和围垦灭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取得了湖区大面积灭螺的巨大成效。

除了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外，陈教授还对血吸虫病的免疫诊断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血吸虫病的实验诊断只有粪便检查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感染较轻者常会漏诊，由于检查时需用较大量的粪便，标本的提供者、收集者以及检验操作者都有抵触情绪。陈教授深知血吸虫病的诊断对挽救病人生命，保障人民健康，减少传染源的重要性，他在1951年就参考国外有关资料进行了血吸虫病的血清学检查——尾蚴膜反应的研究，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好，尤其对早期血吸虫病有诊断价值。他的研究还启动了其后多种类型的免疫学诊断的实验研究。为正确估算血吸虫病患者人数起了重要作用。

陈教授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十分严谨，强调要有正确的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让实验结果说明问题，反对主观臆断或凭一些零碎的资料进行推断。他刻苦自学、钻研统计学，对统计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经常为年轻教师和基层血防科研工作者传授统计学知识，并结合自己和他人的科研实际，为研究生开《实验设计》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教书育人 一丝不苟

陈祜鑫教授是杰出的科研工作者，也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积极参与了全国统编教材的组织工作和大型参考书《人体寄生虫学》的编写。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组织教研室全体教师系统学习新教材，教中青年教师正确掌握寄生虫拉丁文学名的发音，为教学制订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包括写规范的教案，经审阅后预讲，预讲未被通过则必须再次预讲，并由有经验的教师辅导改进，正式讲课时，教师们必须参加听课，并进行课评等等），他自己则身体力行，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每次讲课之前总是认真备课、写讲稿。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擅长表达。讲课时总是概念清楚、条理分明。左右逢源，生动有趣，为青年教师做出很好的表率。

他对中青年教师要求严格，有一次他检查一位青年教师的教案，发现标点符号用得不正确，他就说“你到新华书店去买一本关于标点符号的书看看，将教案中的标点符号改正后再给我看。”他还经常对每个教师进行面试，了解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对他们的工作细致检查，同时他总是充分肯定各人的优点和长处，尊重年轻人的积极性，因此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并不怕他，而是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寄生虫学虽不是重点课程，却在教学上一直得到学生和领导的好评。

别人分量总重于自己

如何看待荣誉和生活待遇，是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问题。由于陈教授在血吸虫病防治科研中的重大成就，他在三十多岁就晋升为副教授（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很少有的）。他的专著和论文在省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他获得“优秀科学工作者”奖（湖南医学院仅有二人获此荣誉）。但陈教授并未因此而自傲，相反，他常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非常认真地组织全教研室教师仔细研读统编教材，不懂的地方就和大家一起分头去查资料或向有关专家请教，做到了不耻下问，绝不不懂装懂。在生活上，陈教授对自己要求十分苛刻。1970年，我们和他一起下乡，他因为自己不会钉棉被套（那时每次拆洗后要用针线钉棉被），就让陈师母把布套染成黑色，因为他决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八十年代初，学校规定按教师工龄、职称分配住房。陈教授只申请讲师级的住房，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癌症病人，可能不会活太久了，应该让那些为学校多做贡献的人住得宽敞一些。在他心里，别人的份量总是比自己重。

陈教授的身体本来比较壮实，走起路来一路生风。但是十年动乱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七十年代后期经过拨乱反正，陈教授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只想抓紧每一分钟来补偿十年中被浪费掉的时间，他的办公室总是最早开门，最晚关门。但是疾病却接二连三地来伤害他，先是冠心病使他上楼时不得不放慢步伐，接着是结肠癌，糖尿病。在凶恶的病魔面前，陈教授依然毫不退缩，他笑称自己是“打不死的程咬金”，在病房中一面忍受着化疗的折磨一面还坚持为研究生授课写教案，找研究生到床前来个别指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领导来探访，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的回答是，“我要求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党组织将特批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宽慰地笑了。

陈祜鑫教授逝世时，只有63岁。看着照片上戴了眼镜，微笑地望着我们的陈教授，我默默地说，“陈教授您安心休息吧，您的学生和晚辈们一定会继承您的遗志，把寄生虫学的教学、科研搞好，获得有创新性的成果 ，为保障人民健康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