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回忆起当年前的长征，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三过草地，令我永世难忘。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间，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在金川东北的卓克基一带集结。而国民党匪军则在松潘、懋功、雅安一带对我军形成三面围堵，妄图将十多万红军困死在人烟稀少的川康边界。要北上抗日，就不得不出敌不意，跨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因此，连里接二连三地召开了班排长会、党员积极分子会和军人大会，向大家说明过草地的意义和艰辛，要求每个战士除准备好衣服和草鞋外，还要筹够二十斤干粮。草鞋好办，红军战士差不多人人会打。衣服问题也不大，川陕苏区发的棉衣虽已破旧，补一补还可以穿，实在太烂的，就用土办法硝一张羊皮、狗皮或马皮，做件皮褂子。最大的困难就是筹粮，当地老百姓本来就缺粮，只能靠打土豪搞一点，派一个班出去筹一天，常常是空手而回。大家只好每餐节约一点，把饭放在面盆或铁锹里焙干收藏起来，再就是找些野菜烘干搓碎当干粮。

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是我们三营打前卫。大家情绪很高，六点钟就出发了，动作快的吃了点干粮，动作慢的只好边走边吃。这天情况还好，有路可走，沿途还有小山坡和树林，休息宿营时还找到了一块干地方。后来，路越来越窄，甚至没有路了，只有一大片荒凉、腐臭的沼泽地横在我们脚下，可我们偏要在这沼泽地里走出一条路来。

一天，排里一个从鄂豫皖苏区来的老战士张胆发，不小心陷进了沼泽，幸亏旁边的人手快，一把抓住他，马上组织几个人搭起铁锹，躺在地上拉，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拉起来。听连长说，好些连队都有人陷进沼泽里牺牲了。尤其是骡巴。一陷进去就乱蹦，结果越陷越深，毫无办法。后来总结以验，派个侦察班在前面探路，做出记号，后续部队就按照记号走。

草地里，气候一天几变。一会儿，一阵大雨下来，淋得一身透湿，很单薄的被包也越背越重。 会儿，一阵大风袭来，夹着鸡蛋大的冰雹，有面盆的同志赶紧用面盆顶着头上，没有面盆的就用被单包住头。冰雹打在面盆上，叮当叮当作响，有如一支优美动听的进行曲。有的同志笑着说，“嘿，这才好咧！红军过草地还有老天爷奏乐！”

记得是进入草地的第八天吧，我们来到了回涡河边。据说这是一条黄河尾子，河不宽，正遇涨水，水流湍急漩涡大。开始，有的同志骑马下去探深浅，被冲下去好几十丈才爬回来，有的就连人带马被漩涡卷走了。我们在河边等了三天，洪水见涨不见落。这时大家带的干粮已经不多了，领导上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三两，后来一天吃二两，不能多吃，谁多吃就要受处罚。一次，我饿得实在难受，又找不到野菜，就多吃了几口青稞，被营长发现，狠批了一顿，还罚我加班放哨三小时。我身为排长，本来应该事事带头。严格执行命令，这次批评对我来说是参军以来一次很好的纪律教育。

后来听说，我们到达回涡河边的第二天，就有兄弟部队在沿河往上十多里处找到了岔河，水不深，人马都可以淌水过河。可是，三天后，我们接到的命令却是向后转，退到天金、芦山、雅安一带，说是那里有大米吃。同志们听了这道命令，有的高兴地说：“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只要有吃的，就是打仗也痛快些。”有的觉得奇怪，不是说要和党中央一起北上抗日吗？怎么又要南下？也有的说，管他北上南下，只要是干革命就行。当时红四军广大战士并不知道张国焘搞右倾分裂的阴谋。

部队离开回涡河边往南走了，开始了第二次过草地。我们排由前卫变成了后卫。这时，排里的干粮已经吃完，战士们把干粮袋上粘的一点面灰也洗下来煮着野菜吃了。一次，营里分一来一块马肉，大家就用来熬汤喝，熬了又熬，最后连骨头渣子也熬着吃了。后来，实在再也找不到什么吃的了，我们就把穿的各种皮褂子、牛皮鞋和腰带拿来煮着吃。有时连煮也不煮，放在火里煨软烧掉毛，一个撕一块就放在嘴里嚼，一个个嚼得满嘴乌黑。许多同志的身体拖垮了，有的人晚上一躺下，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和我一起在阆中参军的何芝礼和徐芝青，就是在一个风雪之夜牺牲的。头天宿营时，他们还找来野菜吃，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去叫他们时，他们的全身都冰凉了。我怎能相信他们就这样牺牲了呢？我流着泪大声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也没有把他们再唤醒过来。就这样，一连几天，我们排牺牲了七、八个同志。要是不走这段回头路，会少吃多少苦，少死多少人啊！

走出草地，我们又回到了原来活动过的大小金川一带。山河依旧，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和一些桥梁被敌人破坏了，部队行进更加困难，敌仍四处设防堵截，前卫部队几乎每天都要打几仗。我们左冲右突，在雅安一带站不住脚，只好翻过白雪皑皑的光岭山，西进到甘孜一带与红二方面军会了师。这次南下西进的失败的事实，证明红军不随中央北上是没有前途的；加上二方面军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红军三大主力一致北上抗日的方针。于是，部队很快又一次动员过草地。

第三次过草地，虽然有了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但是由于大家的身体都拖得很虚弱了，行军更显得艰难，一路上牺牲的同志也不少。记得眼看就要出草地时，胡宗南的一个主力师在下包坐堵住了我们，妄图把我们困死在草地里。同志们一听这消息，个个气愤已极，人人摩拳擦掌，纷纷表示：不管敌人有多凶悍，拼命也要冲过去。这次战斗我们团又打前卫。战斗在中午打响，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杀退了一支骑兵，摧毁了几座碉堡，才把敌人的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使大部队闯过了下包坐。战斗中，我们排又牺牲了五个同志。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支在川康边界转战一年多，三次跨越渺无人烟的草地的部队，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经腊子口，过下包坐，到达了哈达铺。当我们在哈达铺地区走上公路，看到公路两旁随风起伏的麦子和老乡的住房时，真是觉得新鲜极了，喜悦极了。因为只有在这时，大地才向我们显露出了生机，才看到了我们这支革命队伍新的希望。

（邓朝明 郑永平根据蒲老的讲述整理）

蒲 润，男，1913年6月生，四川人。1933年3月－1937年在红四方面军25师75团任通讯员、连长、营长等职，参加了著名的长征。1959年转业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研究所，任所长。1962年调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一任党委书记。1980年任湖南医学院顾问（正厅级）。1983年12月离休。现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为我校目前健在的三位老红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