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我为大家汇报的题目是《科学思维与实践》，主要是根据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日常生活中思考的一些问题。下面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是从1972年12开始恢复遗传学研究工作的。那么，我从事医学遗传学研究工作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先进技术是基础，服务临床是目的，通过特殊病例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由于这个工作在材料上独特、在技术上先进，其研究成果就能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到国内外公认，同时不断提高了教学与医疗水平。”那么，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以来，我至今获卫生部甲等奖4项（1981年、1986年、1991年、1994年），教育部首届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1项（1999年），科技部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5项（1985年、1987年、1995年、1999年、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2001年）。这就是我工作中从1978年到2005年的整个获奖情况。

建立先进技术是基础

下面，我首先汇报一下“建立先进技术是基础”。

任何人从事一种研究工作，如果你的技术是落后的，那么你的研究成果技术怎么领先？60年代常规染色体技术就出现了，70年代就发现了G显带染色体（300-500条带），我是72年开始建立这个技术。70年代中期，就开始有人类睾丸基因技术，我是1975年开始建立这个技术的。对于非显带染色体，就需要根据它的长短来区别染色体，那么G显带技术能把每条染色体看得很清楚，而且能把每一条染色体的改变都可以识别出来。它能分辨出男性和女性。而高分辨率染色体的出现则使研究染色体改变的实验更加仔细，因为高分辨率染色体就可以显现每条染色体分带切在的地方，使之出现新结带。

服务临床是目的

接下来，我讲讲“服务临床是目的”。

首先讲讲鼻咽癌的问题。鼻咽癌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在1975年，我发现了一对同卵双生子同犯鼻咽癌，这是研究鼻咽癌的一个很好的背景资料。这对同卵双生子的母亲是一个护士长，而且他们出生在同济医院。这对同卵双生子出生之后，每人胸前各挂一块牌子，因为他们的母亲也分不清哪一个是大的哪一个是小的。发现兄弟俩同病相连的时候，他们一个在长沙大学读书，一个在中山大学读书。哥哥发现自己有血尿，就告诉了弟弟，弟弟也发现自己有血尿。于是，弟弟在中山医院去化验，结果显示有鼻咽癌。之后，他们俩一起到湘雅附二医院看病。哥哥对弟弟说：“我们两个总是同病相连。我也要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鼻炎癌。”医生让哥哥不要开玩笑，但哥哥坚持让医生检查。医生无奈，给他检查，结果发现哥哥也有鼻炎癌。这是发现鼻炎癌有遗传因素的一个背景资料。我们在研究鼻炎癌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大很长的染色体。在我们研究的鼻炎癌的病人当中，都毫无例外地发现了这个染色体。于是，我就撰写了一篇研究文章发表在了中华医学报上面。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许多人向我要这个资料。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第一次给我们科学家设奖。听说当时人体细胞科学的研究获得了几个科学大会奖，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成果寄到了北京。但是，我们的成果却被了退回来。卫生厅的干部找我谈话，说我的这个成果，他们大家都看不懂。在那个时候，我想只有三个人基本能够看懂我的研究，一个是从苏联回来的卢敏，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王安琪，一个是罗尔根的学生谈晓生。所以，我把自己研究的东西给他们看了。好在王安琪看得懂，他看了之后说：“夏家辉，你的工作很出色。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人家去搞文化大革命，你还能静下来做这样的研究？”我就跟他说我是秉承着一个长征干部的作风来开展这个工作的。1979年5月，法国国家科学代表团Guy de-the博士一行三人专程来湖南医学院跟我讨论鼻咽癌的染色体问题，并作了学术交流。

第二方面，我讲讲染色体的诊断与预防。那么，建立这个方法之后我就把它应用于临床。这是我的第一个转折点。为什么有的能够生正常的小孩，而有的又能够生傻瓜呢？染色体遗传刚才讲过了。作为医学生，今后要学遗传学，我还可以在这里给你们上上课。其实，遗传就是成对的基因，父亲给一个，母亲给一个；成对的染色体，父亲给一条，母亲给一条。就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科学的东西都是讲很直白的，如果复杂了，那就不是科学了。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可以出生完全正常的小孩，可以出生携带者，也可以出生痴呆的小孩，也可以流产。这个医学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及其应用，在1981年受到了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而且早期产前遗传性疾病诊断技术在1985年获得到了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1984年，当时我是副教授，工资是72.5元。当时，湖南省批准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七人，有袁隆平，有我一个。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在大学里面的，当时工资一下子就提到145元。所以，有一次在火车上，我看到了邓小平的秘书（当时不知道他是邓小平的秘书）在抽烟，我就批评他，他说他也曾是学医的。后来，他就到外面去抽烟。我们下车的时候，很多人来接他，并坚持帮我也把行李给背下了车。最后，来接他的人说他是邓小平的秘书。袁隆平、我，还有湖南另外的两个科学家，一直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上，而陶先生则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去当了科协主席。真是太可惜了！这种现象太多了。所以，同志们，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这是很重要的！你爱了这一门，你就应该努力追求下去。今天搞专业，明天又去当领导，最后把自己的专业给丢掉了，这是很可惜的。当然陶先生能不能再次回到院士，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弄了好几次了。假使当初他不离开，跟我和袁隆平一样，他肯定是院士了。所以，我奉劝大家，如果你在哪一门专业很投入的话，你自己真正搞进去了，肯定就能够制造一点成果的。同时，我在研究得时候不断的把这个专业基础打好，在1991年卫生部就给了一个人类和医学细胞遗传学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一等奖，并在1999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1年，我去卫生间小解，碰到了人事处的一个干部，他说：“夏家辉，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就去了他办公室。他说：“夏老师，我没有想到，国家又给你提一百块钱的工资。”也就是一个月补给我一百块钱，那我的工资就升到了两百多块钱。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医学院当时有两个部级教授，一个是宁敏姚，已经不能起床了；一个易建荣，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了。人事处的这个干部就跟我说：“夏老师，他们两个那么老了都没有补贴，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还给补贴，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考虑的啊？”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一百块钱对我来说还是很有用，因为当时我有个小孩要上大学。

一切发现源自于有头脑准备的人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一切发现源自于有头脑准备的人。这也就是就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你的头脑不能是空的；作为一个科学家，你随时都要有一个问题在思考，结合自己的专业。

我给大家讲一讲睾丸决定基因（TDF）的定位。我们知道女孩子两条X染色体，男孩子一条X一条Y；男孩子有睾丸，女孩子没有。睾丸肯定是在Y染色体上，而且Y染色体是他的爸爸传给他的儿子，他绝不会传给他的女儿。男孩子最漂亮的就是胡子，胡子和睾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Y染色体上有长胡子的基因。我们研究过程中的许多病例，就是因为X、Y染色体的多或者少而造成的性别不明确的病例。有些外形看起来是女孩子的，却有着男孩子的生理特征，有些外形看起来是男孩子的，却有着女孩子的生理特征。经过临床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病例恰恰说明了一个定论，也就是我在1974年得出的这个定论：留下了Y染色体在切带地的，就有睾丸；丢掉了这个切带地的，就没有睾丸。早在1981年，我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1983年，在世界卫生学会上面我做了专门的报告。我们的成果在1982年获得了卫生部的甲等奖，1987年又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就是应用高分子技术来进行基因定位研究。

1975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鼻咽癌的一个特殊病例；1981年的时候，我就对睾丸决定基因进行了定位。1984年12月12号，我正在北京，准备去加拿大，此时接到了学校的一个紧急电话，说是卫生部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一个技术员连忙准备了一宿的汇报材料，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卫生部。卫生部的一个部长亲自跟我谈话，说要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并让我负责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一百万。他就说钱本身来得就不容易，只给六十万。与此同时，他还说卫生部只有四个重点实验室，选上我负责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专家们共同的意见。我心里很纳闷，就咨询这个卫生部部长说：“你为什么不选北京，不选上海，偏偏选了长沙？”部长说：“你们条件比较成熟。”还继续说：“夏家辉，你除了做遗传基因研究，做细胞遗传研究，你还必须做分子遗传研究。你研究的染色体这个点不能代表你的水平，你要研究基因点，还要克隆基因。”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吃惊，因为当时全世界研究拿到的基因也只有几个。带着这些疑问，我到了加拿大、美国等地方，先后参观了四十几个实验室。在美国，我就参观了15个实验室。我发现，在细胞研究的方面我和他们水平差不多，但是在基因克隆方面我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拥有了国外的研究方法，技术方面是不需要太担心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不清楚。我在加拿大时，医科院有六个青年在温哥华的一个实验室里面研究克隆基因，是用染色体的方法来克隆，从几十万个里面克隆。当时，我们认为他们这个方法是行不通。回国后，1986年我到广州参加一次会议，广州军医区的一个人对我说，基因可以在四个玻璃瓶里面克隆，而且他成功研究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在美国的圣地亚哥的一个技术员，他在那边时曾经想要克隆基因。有一年，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在加利福利亚洲的马路上兜风，突然间，他把出租车停下来说：“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回去。”他在想：“基因既然能够在细胞里面自己复制，为什么不能在玻璃瓶里自己复制？”他就利用3个玻璃瓶，然后让基因变形，让基因扩增，最后他研究成功，半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就是在玻璃瓶里把基因扩增，把基因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看到他们的标本后，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能不能用个玻璃棍子，把睾丸和染色体的基因给取下来，然后在瓶子里来扩增。想到这样一件事情之后，我们立即就投入实验。我们就是以一个玻璃樽，在染色体上面基因的位置上提取。提取以后，在显微镜下面看清楚，并把DNA也提取下来。然后，把它放在四万分之一毫升的容器里面进行扩增。这个研究成功之后，我马不停蹄地到北京去汇报的时候，医科院的一个教授跟我说不可能，我就问为什么。他说这个实验是不清楚的。我跟他解释说，这个实验确实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即在染色体的两头加了一个箭头。我专门跟医科院的罗教授说，我们在这个染色体的两头加了一个箭头，并得到了他的认可。正是这样一个箭头，在全世界，就是我们发明的。因为加了箭头以后，就可以把DNA慢慢扩增。

之后，高分辨率染色体显微切割、PCR、微克隆、探针池技术，我们又获得了卫生部的甲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原来想用这个技术开发基因，因为用这个技术可以论证和发现新染色体的异常和来源，但不是想用这个技术去拿基因。当我们用显微切割去克隆睾丸决定基因的时候，哈佛大学邀请我们到美国去开会，参加由它组织的睾丸决定基因克隆的会议。也就是说，我在1981年定位这个基因，他们在1982年就拿到了这个基因。那么，既然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个基因，我们就想办法克隆其他的基因。当时，我们有很多外科性肿瘤的家系，我们就决定克隆外科性肿瘤的基因。从1991年到1995年，我们认真做了四年。我们二十几个人基本上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还有十多次关起门来，在实验室都不出去，洗澡、吃饭、睡觉全在实验室。因为我们看到了基因研究的希望，我们都想往前再走一步。但是很不幸，1995年当我们克隆位于八号染色体上外科性肿瘤相关的基因的时候，外国人就在《Nature Genetics》上发表文章说他们拿到了这个基因。因为外科性肿瘤的基因，八号染色体基因上面有，十一号染色体上面有，十九号染色体上面也有。于是，我马上转到十一号染色体的基因克隆上来。更可惜的是，1996年我们拿到了这个基因后正在写稿，《Nature Genetics》就收到了撰写这个基因克隆的文章。自然科学基金会很关心我，他们说：“夏家辉你太辛苦了！你把这篇文章投到《自然科学进展》，我们给你发表。”最后，这篇文章就发表了中国刊物的英文版上。经过了这么多失败，我心里面在想这个路可能走不通了。1995年，我在报告上汇报的时候讲到了我这段痛苦的经历。当时，从事人类基因科学研究的杨浩明就跟我说：“夏老师，你整天显微切割，你知不知道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进度？”我说我知道，我知道美国每天都有很多的试验，每天测试的结果在网上面发布。他又提出这个问题说：“你是怎么想的？这么发展下去，我们中国人今后能够拿到基因吗？”当时，我带了一个女孩子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是学英语的。在和医科院的刘登柏院长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我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了，我能不能利用自己人类基因组发布的那些信息在计算机上面进行研究。如果这样一个基因在老鼠身上能够克隆，就用老鼠的这个系列到人里面去调，调到类似的系列，我就拿到这个基因了。我就问那个女孩子，学校有没有学习医学的又懂计算机的，她说有个姓刘的女孩子。我回来以后就找刘同学谈话，我跟她说如果一个东西在老鼠身上是这样一个基因，在人身上也是这样一个基因，假如说在老鼠身上这样一个基因在人身上，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系列和它相同，那就可能是同一个基因，如果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同缘性，那就是这个基因。最后，我们两个人一起研究了半年多，我要她以进化理论作为基础，在计算机上面进行同缘分析。半年以后，终于在1996年7月，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以计算机分析为基础的基因家族，并且用这种方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克隆了七个相关的基因，科学地进行了分析。在1998年3月份，我们成功克隆了GJB3这样一个基因，就是根据这个分析来做的。在5月28号，从浙江的、湖南的两个同源性家庭中发现了这个基因，并且证明这个基因在内容方面能够表达。所以，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基因就是人类遗传性神经性高频性耳聋的疾病基因。因为之前的三次我们一研究成功向政府汇报后，别国就发表文章，所以我们想文章一定要发到《Nature Gentics》这个当时最好的自然科学杂志上。我们克隆出来这个基因后，就立刻向上级领导进行了汇报。有人就主张一定要进行新闻报道，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实验室花了人民三千多万所获得的一点成绩，是我们对人民的一点回报，所以我们不同意做任何报道。同时，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一定要遵循国际惯例，让同行专家对结果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且，我们要到权威杂志上发表，如果能够刊登，那就是真正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最后，论文经过了三次修稿，每次修稿我都不怎么睡觉。终于收到通知，通知指出将在4月30日中午美国时间17时在网上发布有关医学新闻，并要求我们在他们发布新闻以前，不要向外宣传报道。当时，我刚好在开会，就把这些东西拿给几位院士看，他们都说这是在中国本土上克隆的第一个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大家都非常高兴。而且，这个发布的新闻说：“湖南省医科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夏家辉教授的这些发现和基因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使基因在不同类型细胞中间是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依据。”而且，他们把我们这个基因发现作为他们新闻的头条。这是在我国本土上克隆的第一个遗传病疾病基因，是我国克隆遗传病疾病基因的零的突破；这是胡冬煦校长和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坚持“人员优选，待遇从优，管理自主，走出国门，择优回室”的特区政策的结果。我深深体会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必需由具有高度责任心和危机感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组成；我不可能要求人人对实验室高度负责任，但实验室必需作到没有“铁饭碗”，人人有危机感。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实验室人员的流动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受不了苦就走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实验室的流动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研究人员的流动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因为做研究工作是很寂寞的。

经过从1972年到1998年整整26年的追求，我终于第一次圆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我深感第一步的艰难，但我更知道继续前进的重要。因为这个基因克隆的成功研究，在1999年，教育部授予我“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当时，获得一等奖的就只有我和陈照，颁奖时本来安排李岚清同志给陈照颁奖的，但李岚清同志主动说我的奖状由他来颁发。李岚清同志是在1993年到过我的实验室，指导我的工作，对我的工作是大力支持的。“长江学者成就奖”的奖杯是十分不容易的。2000年3月27日下午，在《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会》上，我作了大会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基础研究要争“世界第一”——立足“创新”埋头苦干 出世界一流成果》。在我发言以后，科技部长有个即兴的讲话。相关新闻报导如下：

3月27日，在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湖南医科大学的夏家辉院士做了题为《基础研究要争世界第一》的报告，报告内容感人至深。科技部朱丽兰部长听后给予高度评价。她说，夏家辉院士和他的学生们历尽坎坷，历经26年，在中国本土上克隆出第一个遗传病疾病基因，实现了我国克隆遗传病疾病基因的零的突破，他们对自己从事的科学事业的热爱和痴迷，使得他们不畏失败，以矢志不渝的精神做出世界一流的成就。在征得夏家辉院士同意后，我们摘要刊登他的部分发言，希望读者与我们共同感受一位科学家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会后，在和科技部部长吃饭时，部长说她不吃饭，要和我关起门来好好讨论一下我的研究。我说，不要关起门来，我们可以公开的讨论。部长就说：“夏老师，我给北京那么多钱，给上海那么多钱，为什么这个成果没有出在北京，没有出在上海，却出在你们湖南？出在你湖南医科大学？”我就跟她说：“我的这个基因不是从土里挖出来的，我是有很深的根底的。北京和上海的专家我不能确定有他们那样的水平，但是他们往往看到一些文献，就可以拿到基金。而我们这些外面的人，要拿到一个项目，必须做一些宣传，才能拿到。这个就是差距。”陈至立同志当时就对我的支持很大，所以我在1999年获得了“何梁何利奖”。这也说明，1999年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国家方面的奖励也很高，有2000万就是奖给我个人的。1999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奖章；2001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9年科技部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遗传学研究五十年》，把物理、化学、生物等二十五项成果列了出来，其中包括我的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这一研究。2001年2月Nature 杂志将该研究评价为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第一项成果。

那么，前面我讲到了基因病的研究，下面讲讲基因的属性。属性决定基因的去向。在胚胎发育方面是很正常的，出生以后也是正常的，直到二十八九、三十岁才发现，这个又涉及到发病的基因的问题，也涉及到基因治疗的问题。我在1981年就发现有两个家庭里面都多了一条染色体的病例。到1991年，我就想能不能利用这作为基因治疗的研究，这个工作得到了美国BLEEK的支持，一次性就给了我380多万美金。在这里，我插一个笑话。原来签定合同的时候，就是这个BLEEK。1995年5月份，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到我的实验室来看看，他说帮他找一个五星级的宾馆。我说没有，湖南长沙只有四星级的，就是华天。当天晚上，华天派专车去接他。就在那个马路旁边，碰到一辆运猪的车子，于是他的车被卡了。跟他在一起的代表打电话给我，说长沙的投资环境不行。第二天，他到了我的实验室，实验室有我从读书时候到工作时候所有科研的原始记录，我跟他讨论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都把原始记录拿给他看。他就惊讶地问我保存原始记录的习惯是怎么养成的。我说作为科学家没有原始记录的科研是绝对不可靠的，我的这个习惯是在读书的时候养成的。在师范的时候，我是做蚊子研究的。有一次，我的老师在实验的时候掉了蚊子的一条腿，老师就说实验的蚊子是一个新蚊子，掉了一只腿是不能作为科研对象的。所以，我就把那房子围起来在地上找了三天找到了那条腿，而且我把这条腿粘在那蚊子的胸部。最后老师来检查这个标本时，他说这个蚊子不对，这个地方多了一个疤。我说是我粘上去的，老师没有做声。61年我毕业的时候，他要我去他家里一趟，就在我毕业的时候，实实在在地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当时的他说：“夏家辉真年轻呐！重点就是重专业，轻衡就是轻政治。”我就不同意，说我要又红又专。他就派了一个干事跟踪我，并找我谈话。我的很多同学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整天不看书，劳动以后就睡觉。而我每天的功课照样完成，成绩越来越好。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叫你读书你就应该把书读好。后来，那个干事跟我说：“夏家辉，你坚持你的看法是对的。第二天，省委书记要我承认你是错的，我不同意。他们写夏家辉在八年二期、四年二期、四年级、三年级有政治轻衡的倾向，括号本人不同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这个老师写个条子叫我到家里去找他。我早晨七点多就到了他家，敲了门。他带我到他房里，要我坐下，说：“夏家辉，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你了。我们成立了七十多个科研所，真正做出成绩来的就是你夏家辉。只要你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我把你迁到医学院去，医学院的条件比师范学院好。你这个人的脾气很倔，今后还要学会转弯。同学在台上批判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承认，但我还是坚持。”我问他批判了什么，他说：“你研究蜘蛛的，在书上写蜘蛛怎么过河，怎么结婚，怎么生子。为什么你不写蜘蛛怎样为人民服务呢？”他告诫我要老实。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为什么能够做研究工作？他们让我早请示晚汇报，要我做思想汇报我就做思想汇报，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下地去我就去。一回来，别人休息了，我就继续做我的实验。在那农场里面，有一个老教授，后来得癌症死了，一有时间就研究。所以，我告诫在座的同学们：如果你热爱某个东西，你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把它做好！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毛主席刚刚逝世，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科学的春天就来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他看了这些东西后，就问我为什么这么多1991年买的仪器设备，这么些年了还这么干净？我就说了一句话：“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我们有血缘体的载体和基因，有治疗遗传病的载体和基因，有治疗肿瘤的载体和基因。而且，我们在癌症的治疗方面效果非常好。2000年，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被评为我国六个优秀重点实验室之一。科技部的评语如下：

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际上最早完成了两种皮肤病和一种耳瘤遗传病的基因定位，克隆了与遗传病相关的基因机制。特别是1998年克隆了遗传性神经病高层性耳聋病相关基因，实现了在我国本土上克隆遗传病致病基因零的突破，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夏家辉院士，坚持在争世界第一的科研实践中，锻造和选拔接班人，实验室已形成了老、中、轻三代科学家所组成的一个优秀的科学团队。

同学们，很多东西是报纸上刊登的才是公认的。科技部给我们的评价是专家评了之后才以正式文件下发的。这就是大家公认的了！那么，是不是克隆了这个基因后，夏家辉就可以睡大觉了呢？相反，我却非常担心。为什么？1999年克隆了这个基因以后，我们又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发现了一个基因人家就拿走了，发现了一个基因人家就拿走了。那么，别人就说夏家辉你们是碰中的，不是真正的有研究基因的水平。但是，2004年5月，我们又克隆了另外一个基因，当时中国总共就克隆了10个基因，我们就克隆了两个。克隆基因，第一个就是瞎碰，第二个就是刻苦研究。你们必须努力，同学们！

正直、责任、良心

程津培副部长在2004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2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将我室列为“在科学研究前沿和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同时，我实验室被授予“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集体”，我个人被授予“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个人”大家可以观看一下《东方之子》。

去年6月5号，胡锦涛书记对两院院士的讲话中说：希望两院院士进一步发挥，世界上的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医学人才，都具有成长成才的可能。这些科学创新必须具有基本特质和特点。归纳起来，在中国二十一世纪要成为一名科技人才，必须具备下列的素质：一是具有高尚的人格精神；二是具有追求真理的思想和能力；三是严谨的科学思维能力；四是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五是具有强烈的团队信任精神；六是具有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尤其要还要培养一大批各种层次的创新型科技人才。这就是锦涛书记跟院士讨论的讲话内容大意。中央领导人每年要增加一个院士。

每一个人成才都是很重要的。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2005年我国教育部2004年十七号文件，领导班子进行了论辩。1984年跟我一起在地下室起草的那个小孩子。他在加州大学读博士，他的导师是美国科学院的。他的导师只带了两名学生，有一名学生没毕业，他毕业了。他在加州大学毕业后，然后又当部长，然后又到了哈佛大学，然后又回加州大学当了终身教授。去年，我找他谈话。我说我已经七十岁了，他必须回国接班。他义无反顾地就辞掉了加州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回来做了我们实验室主任。他在《Nature》发表了两篇文章。今天上午，郑美成也来了。他是加拿大总理的顾问，我跟他说：“我想把所有的实验室都交给你们，过去实验室的制度如果合适的你们把它继承下去，不适合的你们可以取消。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在新的领导方针下，我们实验室会更好。”找他谈话后，我对实验室所有的人提了这样一个要求：很多人为了争头儿花了很多精力，但作为科学家应该要忍得住寂寞，要敢于在科学上争第一，“正直、责任、良心”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方针。另外，我们实验室的任务就是如何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对人民有用的东西，实现产业化。为了这个事情，我向锦涛书记写了一封信：“1994年4月27日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对严重遗传病的婚前医学检查，医院指导和产前诊断都有明文表述。如第八条第一项明确指出：经产前诊断患严重遗传病的，均需供上夫妻双方具体情况，并提供医学医检。然而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和咨询工作在临床、技术、理论上要求都非常高。单凭学科、基础、临床，都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它必须依赖于医学专家、临床医生、高技术人才组成的学科团队和高技术知识。欧美发达国家正在形成以某一专家为核心，针对某一问题，进行临床结合、多种遗传病结合的诊断中心，对一些高遗传病组成了诊断网络，并带动了相关医学高端科技产业的发展。而我国目前由于技术问题，病人得不到科学诊治。在遗传病诊断中，经常遇到的是丈夫带着有病的妻子，还有一个有遗传病的孩子，跟着两个年过半百的岳父母或父母辗转各地求医，倾家荡产。家庭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细胞，一个健康的孩子是建立家庭之间亲情的纽带，建立服务于全国的遗传病诊断规范、技术标准、国家网络和诊断体系，在科学诊断的基础上，通过终止妊娠就可以终止病发基因再遗传的链条，使这些家庭得到健康的孩子，减轻家庭成员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使遗传病患者和家庭最终实现一次性就诊，就能得到国内一流、国际水平的实实在在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科技服务，抢占该技术领域的制高点。我国拥有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这一生物高技术市场，实现服务于人民急需，是为国家服务的重大创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这封信寄出去时书记很忙，当时他正在非洲访问。我想他这么忙，又到了非洲，这封信他可能不会看。但是，他从非洲回来后，马上就看了，他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非常关心。为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遗传病家庭，我们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没有一流的办法，一流的服务。在这个工作上，人家都说湘雅在行，能够做好这个工作。但是，这应该是大家的一个任务，也是我今天很乐意来为广大学生们做报告的原因。我们已经付诸行动了，我们要在附一、附二、附三的基础上再办一个附四医院，这个医院叫做湘雅四医院。这个医院将占地330亩地，主要的工作是肿瘤的基因治疗和预防，这也是全国各医院特别是协和医院的奋斗目标。

我希望，有志者及所有爱好医学的人多和我们联系交流。事实上我们是一个集体，一个很团结的集体。我一百万的“长江学者成就奖”就分了百分之五十给大家。最后，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刻苦学习，使自己成长为有良心、讲正直、负责任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