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一名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工作人员。一天上午，我正在整理期刊，一位女生拿着一本刊物放回我身旁的架上，但这不是该刊应放在的架位。望着书车上刚清理出的大批错架期刊，我压住情绪对那位女生说：“你放错了位置，请找到正确的位置放好吧。”她似乎有些生气：“我就是在这儿拿的。”

在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她确实是在这个错架位拿的，二是她其实是在正确的架位拿的却强词夺理。作为管理员，我首先只能将第一种可能当作事实：“即使是别人放错了位置，现在我提醒了你，你也可以将别人的错误改正过来吧！”她真的生气了：“我在哪儿拿的，就放到哪儿，其他的事，我没时间做！”

从逻辑上来看，这个观点是成立的。然而，她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她与犯错者同为图书馆读者，彼此间事实上存在一个潜在的协作问题。如果她在某时犯了同样的错误，也不会排斥另一个读者为她纠错。互相纠错的结果，是读者以及借阅活动整体的和谐。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管理员的责任问题。不过我们理性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在常规工作之外，“管理”其实只意味着对规章制度的执行，以及对不可预期问题最终解决的具体操作（例如对因读者违规而产生的少量错架书刊的复位），而不是包括任一有意无意的违规行为。

这件小事映现出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当代大学生的公民化程度问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羡慕某些国家（如新加坡）社会各方面的有序，继而认识到这一优势与其国民的公民化程度有关。我们一度乐观地认为，“80后”是全新的一代，他们思想上没有残留历史的任何阴影，又受到了相对完整与现代化的教育，就社会发展的公民化演变方向而言，应该是公民化程度较高的一代。

事实上，“80后”尤其是“80后大学生”的确显示出了他们全新的面貌：自我实现意识、平等参与意识、热心团体活动、投身公益事务，为当代社会新风的畅通贡献了不少力量。但这是作为团体的“80后”展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具体到个人来说则不尽然，否则也不存在质疑“当代大学生素质”一说了。

凡事用引号冠以大名开谈，有话语霸权之嫌，姑且不说代名，每一个个体事实上应为其所处群体负责，则是无法避开的事实。以公民化社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或者说要求作为一个公民的自己，这是实现公民化社会的必经之途。而今，我们已经在提农民的公民化问题，“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精英，是实现我们社会公民化的动力性群体。大学生个人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具体而言，责任、公德、规则、民主这些素质，应体现在学习和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

在学校图书馆流通部门里，常见这样的现象：书库里，外借书籍经常缺页少码，同学们拿着在其它架位找到的书，看到了更合意的，便顺手把手头的书放到这个架位上；阅览室里，未按要求放回原处的书刊、未丢入垃圾桶的矿泉水瓶、手纸、瓜子壳天天可见……记得学期初馆领导曾请一位在美国小住回校的老教授作报告，讲述他在美国利用图书馆（且是公共图书馆而非高校图书馆）时的见闻，使我们不禁为美国那种先进理念激动不已。中南大学的每一位学生都是图书馆的利益相关人，如果我们的读者能与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成长，相信我们的图书馆会建得更好，我们的一切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