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重走湘雅路”活动已经告一段落，大巴车在从长沙去往贵阳沿途密集的隧道依然深深印在脑海里，隧道里流离斑斓的灯光，预示着这次颇带旅游意义的行动，与当年先辈徒步艰苦的条件自然不能同日而语。李学渊、虞佩兰、曹美鸿等这些当年投奔湘雅，跟随学校西迁的历史见证者，如今均已是85岁以上高龄的老“湘雅”人，可对70年前落脚的时间和地名却依然记忆犹新。作为在抗日战争艰苦年代培养出来的“湘雅精品”一份子，也许不能与张孝骞、汤飞凡、李振翩等闪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医学泰斗并论，但同样师从湘雅，透过他们的个人命运、经历和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所学校寻求生存，对己任负责，对未来负责的不懈追求。“出精品”是湘雅育人的目的，“霍普金斯”式的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机构是湘雅建校的定位，治学严谨是湘雅一贯坚持的原则，当然，“湘雅精神”还包涵了爱国、仁术济世、以预防为主等。

我们有一支快乐的“国际歌咏队”

曹美鸿教授，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创始人，被国家教委授予教学、科研有突出成绩的教授，湘雅20班毕业生。虞佩兰教授，我国著名儿科专家，她关于小儿脑水肿的研究获得迄今为止湘雅医院在国内获得的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样也是湘雅20班毕业生。这对因医学为缘，以湘雅为媒走到一起的恩爱伉俪，就是在学校西迁到贵阳时相识相爱的。1921年出生的虞佩兰从贵阳女中毕业后，39年入学当时已西迁在贵阳的湘雅，而曹美鸿则是在三年级时从香港走路经广东湛江和桂林转入湘雅。

他们在回忆贵阳读书的情景时写道，“老师借用当时的贵阳中央医院开展医疗工作，医学院则在贵阳石洞坡（后改名为湘雅村），因陋就简地开展教学工作。那时的住房基本是马厩改建的，由于房门无锁，物品丢失是常事，但也可说大家穷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丢的。好在贵阳的天气冬暖夏凉，有那么两件衣服基本可以混得过去。我身上的一套黄麻布衣，洗了穿，穿了再洗，也过了两三年。有的同学棉被太薄，在最冷的时候只能往身上盖上报纸，再加上一块门板御寒。没有袜子穿，就用报纸垫鞋底。我们也有过几次卖血或摆地摊出卖旧衣服等换取生活费。”

“上课是英文，偶尔也能从上一班弄到一本原版英文课本，都会爱不释手。因为没有英文教材，上课主要是记笔记，下课后大家相互抄阅补充。晚上自习课用的是菜油灯，两人合用一盏。虽然大家生活较困难，但同学们都觉得有学习的机会，有饭吃，就很高兴。院领导及老师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引导学生毕业后应以治病救人为宗旨，而非盈利，毕业的学生，成绩仍是不错的。”

1944年12月，日本先头部队攻打到独山，离贵阳不远，20班的同学组织推板车逃难去重庆，为了集资车费，当时去重庆的木炭车票价要三块钱，曹美鸿和虞佩兰就到贵阳花园路的集市上变卖自己的衣服，曹美鸿负责吆喝，虞佩兰负责收钱，5分钱一件、几角钱一件，几天仅卖得了3-4元。学习当然也是有很多快乐的，比如闲暇之余野游吃上贵阳的土特产麻塘，从教会学校毕业的虞佩兰教大家唱英文流行歌曲，因为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印度、马来西亚、香港等，这支被同学们自诩为“国际歌咏队”的歌声，常飘过国立湘雅医学院的木栅栏，行人无不回首聆听。

到达重庆后20班作为高年资学生，他们均坚持在重庆市人民医院实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8月学校陆续回迁长沙。由于湘雅医学院坚持严格的淘汰制，加之及格标准为70分，面临毕业的20班从第一年进校的60名学生第二年剩30人，到毕业时就仅剩10余人，加上插班和留级的，20班共24人毕业，期间大部分同学是因为成绩不过关而影响成绩不得不退学的。

张院长发脾气的时候很远都能听见

1938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横行，为了保住湘雅，在张孝骞院长力主下，决定迁校于贵阳。8月18~19日，各部仪器、标本、图书及办公要件共约400箱、重约40吨，有组织地陆续迁运贵阳。9月，教职员及一、二、三、四年级学生陆续赴贵阳。

李学渊，1923年出生，我国著名血液病学专家。1942年，他参加了湘雅医学院设在沅陵的考点，入学时由于湘雅医学院已迁往贵阳，他只身独往，从衡阳坐木炭货车，经邵阳，过雪峰山，经安江、怀化4天后终于到达贵阳。他说，英语就是一、二年级学生的鬼门关，一年级学的是物理、化学等基础课，二年级则以解剖等为主。除了政治课讲三民主义是中文，其他课程全部是英文。

在贵阳，老师和学生一起住的是茅屋，仅有一间自习室，自习室没座位的时候李学渊就拎一个小油灯在解剖室复习，板子上一头是尸体，另一头是参考书。有时候老师做一个尸体解剖，同学就站在一旁一边吃饭一边看，当问到怎么吃得下时，李学渊教授爽朗地大笑说：“吃饭是大事，有饭吃就不错了。”

回忆起当年的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李学渊说，首先，从老师到学生，大家都特别佩服他书读得好，课堂上或查房时，某个方面的问题在哪一本杂志上的哪一个地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其二，建立严谨的查房制度，严格要求学生。虞佩兰回忆说，每次张孝骞查房前，全体参加查房的老师、学生都认真地学习有关资料直至深夜，做好查房准备。第二天首先由负责医生报告病历，继之张孝骞分别向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主治医生提问。从有关临床诊断、鉴别诊断、治疗等，问到医学基础理论，使每个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有学生回答不出时，就会批评说：“读书不努力，必须抓紧！”对一些临床必须知道，而回答错误的问题，他则会大发脾气，大声批评，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这时谁也不敢出声。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查房制度，给参加查房者极深刻的印象，很多问题终身难忘。湘雅医院不少知名教授均效仿张孝骞的查房方式，代代相传，使广大的湘雅学生受益匪浅。

医生同样要看天气，气象医学也很重要

从1938年到2008年，迄今正好70年。重新探访先辈走过的足迹，我们能够发现什么？能否找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重走湘雅路”活动此次在贵州省档案馆有幸获得了当年《医用品制造厂退让湘雅村建筑房屋与湘雅医学院案》，记载的是1941年至1942年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为适应招生规模增加，函请贵州省政府批准价购省医用品制造厂原租用湘雅村八方地皮所建厂房一事，内有张孝骞院长的署名公函、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署名批示，以及达成价购协议后出让方贵州省医药用品制造厂，监让方贵州省卫生处，承受方国立湘雅医学院三方的署名和印鉴等重要历史文件。这充分说明湘雅医学院1941年43年，在贵阳曾有一个小小的黄金发展时期。

记者与湘雅医院心血管科主任杨天仑教授、感染病科副主任谢玉桃教授有幸参加了湘雅医学院主办的“重走湘雅路”大型活动。7月17日，记者跟随杨天仑教授亲身体验在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次内科查房。患者是一名诊断为缺血性心脏病、心功能三级的62岁男病人，简短地报告病历后，杨教授带领该院医生在床旁完成了一套严谨而娴熟的全身体格检查，“医生可以一边与患者聊天，一边摸脉，通过脉力、脉速、脉形和柔软度，了解西医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对慢性心衰的病人教科书上强调的是低盐低脂饮食，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类病人常年卧床，胃口不好，吃点白稀饭是没什么营养的，很多医生只治病，对患者的营养重视不够。这个病人可以要家属弄一些蔬菜叶、红萝卜和肉末切碎，熬在一起，一天一个鸡蛋，少食多餐，才能增强患者免疫力。

针对患者血脂检查正常，杨天仑教授说，“我们在临床上常常发现急性心梗的患者血脂正常甚至偏低，其实这有可能是一种假性正常。因为发病期间患者体内血脂处于高分解状态，血浆当中血脂大量分解、合成，临床要根据不同的病人动态来看待血脂”。“从患者有腹胀来看，结合叩诊检查，病人由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造成心源性肝淤血，门静脉回流受阻形成的。医生同样要看天气，强调气象医学，这类病人每年换季之前可以预防性打一支长效青霉素，几块钱可以帮助他度过季节的转折期”……

简陋的医生办公室，原本只有几名专科医生围绕在杨天仑教授身旁的，慢慢地所有的内科医生都挤到了这里，每个人用一双求知的眼睛认真地倾听着整个查房的过程。

7月18日杨天仑教授在贵州省安顺市人民医院主讲的最新高血压防治，该院近两百人的学术报告厅内，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间没有一个人退席，连走道上都挤满了陆续过来听课的医务人员。正如该院院长在讲座结束时说的，贵阳与湘雅在70年前结缘，贵阳的医学发展得到了湘雅兄弟般的扶持。70年后，湘雅作为国内知名医学院校，杨教授精彩的讲座让我们从心里叹服，湘雅确实实至名归。

后记：8年西迁流亡，湘雅精神凸显了前辈们将湘雅办大、办强、办精的坚定信念，和不畏困难的勇气，同时他也成为西医教育的宣传队，播种机，可以说，湘雅在中国西医的创立发展中功不可没，众多西医院校和县市卫生院均在湘雅人的帮助下筹备建立，这已大大超出了当年雅礼将湘雅办在长沙，就是希望在华中腹地从而影响整个中南的的初衷。湘雅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无比坚定的医学信仰，无私的真心，他们深信自己的目标，就是要为广大老百姓谋健康。正如采访第二天，曹美鸿教授一早便给我打来电话说：“湘雅一定要留精品，病人到湘雅来，就是希望能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对得起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