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陈杰人，近日就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展开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中，献言湖南省委，写出了《做足“人”的文章、 实现三湘腾飞——就解放思想致中共湖南省委的建议》的长文，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做出重要批示，湖南各大媒体给予报道。这充分说明了我校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以及落实学校积极开展“科教兴湘”活动的主人翁精神。

文章中，陈杰人针对湖南思想解放一连提出了七条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在他看来，人事制度，决策咨询制度，干部培训制度等是解放思想的突破点。陈杰人提出的几条具体可行的建议包括，在用人上打破论资排辈的陋习，发挥民间智慧，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鼓励思想解放者，鞭策因循守旧人。用卓越的公共关系工作带动湖南品牌效应等。

曾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国内多家报刊主编的陈杰人说，鼓励官员利用互联网，不拘一格引进人才，这都给湖南行政带来清新的气息。这一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中提出要转变因循守旧观念，“无疑讲到了湖南发展的死穴”。 “我常为以张春贤为‘班长’的湖南省委领导集体的开明作风和务实风范所感动。” “如果有机会，我也很乐意回家乡来，为湖南经济社会建设出我的一份力。”

人物简介

陈杰人，男，汉族，1972年5月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中共党员，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曾任《中国青年报》记者、评论员和国内多家重要报刊的主编，是中国知名评论家和政府公共关系专家，现在中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作为美国国务院特邀国际访问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议会等教育机构和政府机关做高级访问学者。

从1999年以来，长期坚持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曾就中国的经济与“三农”问题、宪政与法治、政府公共关系等事务，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洛衫矶时报》、《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发表时政评论文章1800多篇，其中，有关宪法修改、立法制度改革、私有财产保护、死刑制度、收容遣送制度、政府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性报道或理论文章，对中国的宪法修改、立法制度改革、死刑核准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因此获得国家级奖励4次和国际奖项一个。

做足“人”的文章 实现三湘腾飞

——就解放思想致中共湖南省委的建议

中南大学 陈杰人

当前，中共湖南省委正以建设“两型社会”为契机，引领全省干群真正解放思想，励精图治，为实现湖南的经济、社会和科学跨越式发展打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正如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所言，“解放思想是湖南加快富民强省的一大法宝”。往更深处理解，只有真正解放思想而不只是将“解放思想”当作口号，才能使湖南的经济和社会腾飞获得强大的动力。

历史的经验证明，思想的解放，说到底就是人的解放，解放思想落到实处，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因为思想依附于人，人的活力，标志着思想的活跃程度，对“人”的问题的解决思路和程度，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

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湖南要真正解放思想，应当在提高对“解放思想”本质的认识基础上，做足“人”的文章，并以行动为衡量标准，狠抓执行力建设，使湖南各级干部和全省群众真正开拓思路，打破桎梏，用行动展现湖南的创造力，促进湖南的发展。

有鉴于此，建议人就解放思想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如何认识“人”的问题、做好“人”的文章，提出如下观点和建议，供省委领导和全省各级干部参考。

一 湖南过去对“思想解放”的认识误区

湖南历史上本是人杰地灵、思想活跃的宝地，尤其是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的精神，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三湘英杰，并使“湘军”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近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的限制，湖南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其他兄弟省市，这又反过来影响到了湖南在“思想”层面的先进性和开放性。当前，湖南各界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如下误区：

1 单纯地看待“思想”问题，割裂“思想”和“行动”的联系。

由于“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日久，在年复一年的口头重复中，很多干部对这个词汇变得麻木，以至于很多干部一提这个概念，就把它单纯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题。他们将解放思想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忽视了思想解放对行动和效率的基础性作用。在实践中，这种认识误区表现为谈起思想解放来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一到行动中就裹足不前，画地为牢。

在这种人为的割裂下，很多人甚至将思想解放当作形式主义的代名词，一提思想解放就厌烦。这是当前湖南要真正解放思想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让广大干部群众意识到，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改革举措，必须以行动衡量思想解放，这样才能真正带动思想解放的高潮。

2 误以为解放思想只是领导干部的事情，忽视了民众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过去，在政府包办一些、干部统管一切的传统管理模式下，人们逐渐习惯了听指挥和受控制。多数人将解放思想当作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事情，认为这仅仅是领导者或决策者管理思路和模式的转变，作为管理对象的群众，只要听从就行。

但实际上，“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脱离了群众的创造性，任何解放思想都是空谈，光有领导干部的解放思想，无法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据笔者对湖南近20位县级党政负责人的调查了解，他们多数人认为，在解放思想方面，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班子其他成员”或“下属干部群众”。

因此，在强调干部解放思想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放手发动群众，要通过广泛发动，让广大群众从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吸纳民间智慧，既拓展改革的思路，同时又在全省形成解放思想的氛围。

3 强调解放思想时的“破”，忽视解放思想过程中的“立”。

湖南很多干部一提解放思想，第一反应就是“打破固有思维模式”，这固然没错，但光有“破”的冲劲，忽视“立”的重要性，使很多时候的解放思想陷入泥潭——原有的思路被打破，却没有真正有效的积极思维来替代，这势必使解放思想失去发展空间，最终的尴尬结局还是回到原地。久而久之，思想解放被当成一种政治游戏。

所以，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在强调打破旧思想的同时，提出解决之策，用新办法和新思路取代老办法，才能保持解放思想的效率和持续性。

4 对思想解放的系统性、过程性、交互性认识不足。

诚如前述第一个认识误区所言，很多干部由于割裂了思想解放中“思想”与“行动”的联系，将思想解放当作一场思维游戏而不是行动的基础，因此使思想解放陷入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潭。之所以如此，还和多数干部缺乏对思想解放的系统性、过程性、交互性的认识不足有关。

思想解放，实际上是涉及到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管理学和其他相关专门学科的一个系统工程，是各类管理思维的有机结合。真正的解放思想，不只是认识上的眼界突破，也不是方法上的简单创新，更不是只破不立的不负责任行为，而是基于对社会综合发展和管理的深刻理解，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科学的精神和规则，所作出的科学决策。

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各类管理思维的系统性，还要充分意识到解放思想贯彻于管理工作的始终，它和管理工作本身一样，具有过程性的特征，基于此，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势因时进行适当的变革和改革，都是非常必要的。而湖南一些干部在这方面的认识恰恰不足，一些干部误以为，只要提出某项新方法或者某个新思路，就完成了解放思想的重任。

解放思想，还具有交互性的特征。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思维的复杂性，这些错综复杂的管理思维和方法，互为基础，互相影响，缺一不可。但在实践中，不少部门的干部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步履不齐，一些部门的新思想、新方法由于受到其他部门相对落后的思维和工作水平的制约，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不合时宜”，并因此受到质疑。在“木桶效应”下，先进的、好的思想和方法，最终沦为旧思维的牺牲品。

前述种种误区和局限性，从本质上而言，反映了湖南各级干部对思想解放的认识不深刻，形式主义严重，说到底，这些局限还是旧习惯、旧思维使然，它生动地说明，湖南的干部队伍急需在眼界、理论、创新能力和实践性方面综合提高。

二 制约湖南思想解放的重要主观因素

湖南干部在解放思想方面所存在的差距，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大体可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客观的因素，需要实践工作去慢慢改变，但主观的原因，则是可以改革或者克服的。因此，有必要认识到这些主观因素并加以区别对待。束缚湖南干部思想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 干部整体文化素质尚待提高

不完全调查数据显示，在湖南122个县级行政区域中，党政正职负责人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以上学历者不到总数的25%，分别相当于上海、广东和江苏的1/4、1/3和1/3，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仅为极个别，多数县市领导干部，教育背景和学历结构还停留在党校、函授、自考、夜大、电大等各类成人教育层面。

事实证明，良好的、系统的、规范的教育背景，是一个人眼界高远、思路开阔、作风民主的重要条件。当前的解放思想，恰恰需要领导干部队伍中具备一大批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员；

2 湖南部分干部存在谋人不谋事、重私利轻工作的不良作风

“文革”结束以来，湖南部分干部被一些不良习气所沾染，重意识形态轻经济建设，重个人利益轻工作实践，重人际关系轻工作业绩，重形式主义轻实干精神，重裙带关系轻制度建设。所有这些思想，严重制约着湖南干部的思想解放和求真务实；

3 近年来以长沙为核心地区的泛娱乐化倾向

随着湖南卫视在中国电视娱乐圈的异军突起和休闲消遣类“酒吧文化”在长沙等核心城市的盛行，近年来，湖南各界存在“泛娱乐化”的倾向，即以娱乐的精神和行事规则处理多数事务。

娱乐并非不好，但娱乐过度，则可能导致玩物丧志、空耗资源，同时助长投机之风和浮躁之风。

事实证明，在近几年过度娱乐化的趋势下，湖南的社会文化氛围堪忧，萎靡之风明显上扬，这使得严肃思考的空间越来越小，严重制约思想的解放；

4 干部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尚待提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现代社会的管理主要也是法治化的管理。但湖南诸多干部习惯于传统的管治思维，喜欢以随意的、专横式的管理方式行事，而与规范的、具有强烈可预期性的法治格格不入。

法治意识的缺失，使得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缺乏规则意识，不能按照科学的、符合规律的思维去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即便有些思想上的解放，也容易陷入主观臆断式的随意；

5 湖南群众的思想觉醒尚待时日

长期以来，湖南很多民众习惯了小农经济或小市民意识，固步自封的倾向比较明显，以至于即便有领导层提出某些方面的思想解放，也很难在民间引起共鸣，最终使得某些具有先进性、前瞻性的发展思路因为难以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而搁浅。

三 湖南思想解放的突破点和具体建议

思想的解放程度，思想解放的效果，归根结底要看思想解放后干部群众的执行力，这就涉及到如何解决“人”的问题。鉴于前述分析，笔者建议，湖南可从“人”的角度出发，做足“人”的工作，促进湖南思想的全面解放，同时将解放思想落实到执行力的建设上来。

1 大力改革人事制度，搅动旧有干部体制积弊，释放干部队伍活力

人事制度包括人事选拔任用制度、监督制度和“出口”制度。

首先，湖南应当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目前，湖南尽管也开始实行公开招考公务员和领导干部，但这种招考仍然没有脱离论资排辈的固有框架，比如，招录处级领导干部，要求报名者具有副处级岗位任职经历，这和过去按部就班式的内部提拔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各种人才存在于各种土壤，一个足以胜任处级领导岗位的人才，也许从未有过副处级任职经历，甚至也许只是一个私有企业的管理者。因此，湖南选拔领导干部，首先需要在招考门槛上打破框架，让真正有能力的才人进入到竞争圈子；

其次，大刀阔斧地改革内部选任制度。一方面，打破按级别任用的旧模式，在民主测评和推荐公示等基础上，大胆越级和跨范围起用人才，根据人才的专长配置到相应岗位，严格区分公务员和事务员；另一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差额选拔的范围，提高差额选拔的级别，让人才在竞争中得到展现，在竞选中得到锻炼，在竞聘中凝聚民意；

第三，通过有序试点，逐步在全省推行差额选拔干部和党委全委会匿名票决制。争取在未来5年内，实现所有县区市党政一把手和省属单位负责人的全部差额票决，同时也将此制度推广到县属单位的人事安排；

第四，打破旧有的岗位年终评比机制，制订比较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机制。新的机制中，至少应当包含对干部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的评价指标，实行干部创新能力一票否决制；

第五，彻底废除“无过便是功”的旧制度。一方面允许干部犯合理的错误，将干部错误作为正常的工作风险对待；另一方面，对碌碌无为、因循守旧的干部坚决予以调换，使干部的出口永远为“保守者”敞开。

2 切实落实决策咨询制度，充分发挥智囊团的经常性作用

经验证明，科学的、有效率的决策，往往来自于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过程中，决策智囊团的作用不可忽略。

过去，湖南的许多决策也能看到智囊团的影子，但这种智囊团的参谋作用，多数还停留在临时性、随机性的地步，有的甚至流于形式。在今后的解放思想促进湖南发展的过程中，湖南应当充分发挥智囊团的重要作用，使各类人才为湖南所用。具体说来，湖南应在建设智囊团和发挥智囊团作用方面注重下列工作：

首先，要明确在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建立常设性智囊团，同时，对省级办事机构的重要部门（如发改委、建设规划、产业经济、商务、对外宣传、司法等）明确设立常设性智囊团。

其次，要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内选聘一批真正具有顶尖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与成果、乐于奉献湖南的各行业专家学者，担任湖南省各级各部门智囊团成员。这些行业和学科领域至少应当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农学、工学、理学、哲学、史学、法学、传播学与公共关系学等。

第三，建立智囊团运行制度，切实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让智囊团有权有责，以促使他们真正积极行动。省委、省政府甚至可以考虑明确规定地方重大决策之前应当交由决策咨询机构审议同意。

第四，在一些以决策咨询为主要职能的机构（如省委政策研究室），彻底打破内部选拔人选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主任、副主任或者其他主要负责人，选拔的时候，打破级别、身份的限制，真正做到唯才是举，使这些机构成为湖南解放思想和决策咨询的领头羊。

3 建立先进的干部培训制度

可以考虑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由省委党校和行政学院负责，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具有鲜明教育优势的名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在这些学校开设常年性的干部培训班，对干部的政治、经济、管理、法律、国际交往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进行系统培训。力争在3年内，对省内所有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和省直部门重要处长，进行为期3个月到半年的脱产轮训，拓展他们的知识面，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增强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决策和管理能力。

同时，由各市州委组织部牵头，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省内名校合作，开办常设性干部培训班，对副处级干部和乡镇党委书记进行一次有效轮训。

4 充分发挥民间智慧，调动民间的积极性

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促动干群共同努力，建设美好湖南。因此，有必要在思想解放初期，在全省促成解放思想和敢想敢说的良好氛围。

有鉴于此，省委、省政府可以考虑采取如下具体措施，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思考，投身思想解放和解放后的行动。

第一，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次“湖湘文化”主题研讨活动，围绕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的精神，从其思想源头、当代性特征和重新崛起路径，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通过这种探讨，一方面树立湖南的新形象，另一方面亦可带动全省干群大力解放思想；

第二，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一次全省性的大型征文活动，确定主题，向全省群众和全球范围内的湖南籍人士征求改革思路与改革方案，最终评选奖项；可以借鉴“政府创新奖”的模式，对现有改革举措进行评比；还可以借鉴国际上流行的“风险创业投资”方法，对征文中思路独特、有较强操作空间的改革方案，吸收设计者亲自参与管理或组织实施。

第三，组织长达一年的改革标兵宣讲团活动，请省内那些真正具有改革精神和改革效果的企业家、领导干部或者团队负责人，到各县市区巡回演讲，介绍经验，和听众互动，形成良好的思想解放氛围；

第四，充分发挥湖南卫视的影响力，由其制作一档日播30分钟左右的节目，着重启发和收集民间智慧，以生动的电视形式让民众参与讨论重大问题；

5 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鼓励思想解放者，鞭策因循守旧人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活跃的媒体，既能有效传播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还能起到引领思想的积极作用。

就湖南地区来说，红网的成功经验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一家适度开放和自由的主流门户网站，能在很大程度上搅动旧习气，传播新空气。

建议省委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确定2到3家省内媒体为试点单位（可考虑一家网站、一家报纸和一份杂志），在确保政治安全的基础上，适当放开舆论空间，鼓励说真话和发表新思维，批评守旧思想和行为，形成舆论活力。

6 加强地方立法和司法监督，保障改革者的合法权益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侈谈解放思想而无制度保障，要么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要么会陷入叛逆的道德或司法陷阱。因此，湖南一方面要鼓励解放思想以及由此展开的行为，另一方面，还应该通过大力加强地方立法，提高司法水平，保障改革者的权益，鼓励改革者放手前行。

具体来说，湖南可以考虑在分配制度、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制度、公司治理制度、交易制度、文化市场制度等方面，尽快制定一批符合湖南地方情况、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又不与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相违背的地方法规。依据“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和企业都可以为”的法治原则，鼓励群众个人和企业放手大干。

通过认真贯彻《监督法》等法律，加强对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监督，遏制司法腐败，让湖南的司法成为湖南发展的保障。

7 用卓越的公共关系工作带动湖南品牌效应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一个地区或者团队的工作成效，不仅决定于其“实干”的效率，还决定于其“传播”的效应，这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公共关系学理论。当今世界，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大型企业，莫不重视品牌推广和公共关系建设。北京奥组委聘用知名公关公司进行形象宣传和活动策划，就是典型的例子。

就湖南的实际情况来说，全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各方面在全国排名并不靠前，在国际舆论和国内主流舆论中尚未居于决定性影响地位。因此，有必要加强湖南的品牌推广、公共关系和危机公关等工作，提升湖南的形象和地位，带动湖南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为湖南争取更好的社会空间、思想氛围和投资吸引力。

当前，湖南的公共关系工作，应当在外树形象、宣传品牌，内塑精神、防范危机两个方面着力。

对外方面，湖南应当借深厚的湖湘文化，对外省乃至全球宣传湖南的文化渊源和当代精神风貌，让世界改变对湖南的看法，从过去单纯的“鱼米之乡”转变到现在“文化底蕴深厚、工商业和旅游业飞速发展、第三产业迅猛崛起”的形象；

对内方面，湖南应当挖掘屈原、贾谊、魏源、曾国藩、黄兴、蔡锷、毛泽东等历史人物的思想遗产，鼓励三湘大地勇于思考和实践的精神，同时，及时防范可能出现的公共关系危机事件，并在危机发生时积极有效应对。

有鉴于此，建议省委在市州县区党委宣传部增挂公共关系部牌子，整合外宣办的职能，大力开展品牌推广、形象宣传和重点活动策划，同时，有效应对公关危机；与此同时，省委可以考虑聘请国内知名公共关系专家成立专门的形象策划小组，为湖南的对内对外宣传策划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提供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