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胎在怀孕3月时流产，第二胎怀孕4月时流产，第三胎怀孕5月流产，第四胎好不容易怀到第6个月，却发现宝宝心脏左心室发育不良，建议引产，一家人几近绝望……

然而4个月后，他们生下了一位健康的宝宝，一家人破涕为笑，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周启昌教授送来了锦旗，并邀请他去家乡“桃花源”作客，因为在他们看来，周教授就像“世外超人”：一个B超医生，不仅会做检查，竟然还拥有给腹中胎儿治病的“超能力”。

剑走偏锋，在冷门专业里发现“新大陆”

周启昌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湘雅医学院毕业分到益阳工作，5年后又考回长沙，在湘雅二医院攻读了临床医学的硕士学位。

“当时硕士还不是特别多，我说想留在超声科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因为当时这个领域在国内还不成气候。”周启昌当初的选择，虽然很多人不解，但在他看来是顺其自然的事儿。因为硕士阶段，他便开始关注这方面的进展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结构性心脏病的诊断基本上都要依赖有一定创伤和辐射的心导管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医院逐步开始应用B超来进行这方面的无创诊断。1990年，周启昌分到超声科，选择的主攻方向就是心脏超声检查。虽然之前接触不多，但对于多年从事内科临床工作的他来说，学起来并不难。很快，湘雅二医院购入彩超，他便成了科里两位可以上机进行心脏超声检查的医生之一。

一次偶然的图书馆翻阅资料，周启昌发现国外已经应用超声进行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产前诊断，这就意味着，可以对一些心脏严重畸形进行早期干预，减少出生畸形胎儿发生率与新生儿的死亡率，而这一技术国内当时还少有人开展。周启昌立即决定在医院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探讨。

然而，新技术的开展并不太容易，国内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尤其是在彩超没有引进之前，设备也跟不上。所以，从决定开展这一技术，到成功检出第一例胎儿先心病，周启昌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超声科医生有个好听又大气的称呼——“超人”，他们的超能力要能读懂超声探头扫描人体后在屏幕上显现出不同的切面。所以，打标准切面是“超人”的基本功，也是衡量水平的重要标准，更是诊断胎儿心脏病的关键，但胎儿心脏的标准切面并不好打。在所有超声检查里，胎儿心脏检查是公认难度最高的之一。因为受到腹壁厚度、羊水多少、胎儿体位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就好比，你要看一个梨子的核长什么样，肯定是沿正中线竖切一个面，再横切一个面，每一刀都要经过他的核心，切偏了，你就看不到核。但是这个梨子比较小，是移动的，而且你要隔着毛玻璃去切，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打好标准切面，那时，周启昌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下班后，约上几个孕妇做产检。征得她们同意后，再免费给宝宝做一个心脏彩超。所以，一般15-20分钟把“规定动作”做完，留下一二十分钟做“自选动作”。打完切面之后，把图打印出来，晚上到图书馆，翻阅外文文献，一一比对，找寻差距，研究改进办法。

起初，一个标准切面都打不到。坚持1个月后，他能打到胎儿心脏的四腔心切面。这是临床超声心动图中的一个标准切面，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重要切面。

“那算是摸到门了。”周启昌回想起来仍觉艰辛。慢慢的，从一个到两个，一年之后，他已经能打到七八个标准切面了，达到当时国际公认的诊断要求了。当然，练习并没有就此停止，他开始着力提高重复率、精准率，并向胎儿心律失常等领域拓展。如今，国内多部权威超声诊断学教材和指南里，都有收入他获取心脏标准切面的手法和体会。 

周启昌正在为孕妇做产前B超

一事专注，26年10万次触摸胎儿心脏

发现第一例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那份忐忑，周启昌教授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是1991年底，在晚上的例常操作中，发现了一位疑似法洛氏四联症的胎儿。反复打了几个切面后，周启昌用不太确定的口吻，把消息告诉了家属，并嘱他们两天后来复查。下班后，他迫不及待地拿着切面图，到图书馆比对，发现完全符合书上所述。第三天，孕妇再来时，他又做了一遍，重复了之前的影像。周启昌心里已经有了九成以上把握，但家属将信将疑。得知国内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确诊，而出生后可以通过手术矫正后，家属把孩子留了下来。几个月后，孩子出生，确实患有法洛氏四联症，后来在医院心血管外科顺利完成手术。

在周启昌的从医生涯里，上演过很多“刀下救人”的故事。

1994年深秋一个晚上的11点多，周启昌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说自己孩子在当地医院发现有严重的心率不齐，准备引产，想请他再确认一下。周启昌二话没说，请他连夜来院。

“检查发现属于良性的心律失常，出生后可以改善。但有严重的房颤，导致胎儿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等不到第二天了，必须马上手术。”周启昌立即联系了产科，当晚实施剖宫产术。孩子生下来一个小时后，心律恢复正常，一家人感激不尽。

“周教授，向您报告一个喜讯，我家光荣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添了一名‘女兵’”。这是一位被当地医院诊断严重畸形，经周启昌检查后纠正诊断，小孩出生正常的孕妇发给周启昌的短信。

这20余年里，周教授经常可以收到类似的喜讯。据不完全统计，周启昌至今检查胎儿10万余例，发现6000多例胎儿心脏病，为其中的2000多例外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或严重畸形的胎儿纠正了诊断，使2000多个家庭笑颜回驻。

随着病例的积累，他多篇有关胎儿心脏病的论文相继在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和SCI杂志上发表，2000年在中华医学会超声分会全国年会上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受到国内同行高度关注。2001年作为国内产前超声诊断唯一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胎儿心脏病博士后研究。这些年来，他还先后兼任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常委、妇产超声专业组副组长等职，并获得“全国优秀超声诊断专家” “湘雅名医”等荣誉。

初心闪耀，探索胎儿“心病”的无创性宫内治疗

“我是超声医生，但我首先是个医生。医生的使命是救人性命。”周启昌说，在他这里，很多时候一个诊断下去，就决定了宝宝的去留。他忘不了纠正诊断后，家属绝处逢生的喜悦，更忘不了检出严重畸形时，那一张张痛哭的脸。

“对某些畸形，有没有办法通过无创性宫内治疗来改善呢？”这些年，他一直在思索。

左心室发育不良是严重的胎儿畸形，临床上一般建议终止妊娠。几年前，周启昌发现国外利用氧疗改善胎儿左心室发育不良，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查阅文献发现，国外的方法可以进行一定改进，所以他决定开展这方面的探索。

2012年，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下，在国内率先开展“宫内氧疗改善胎儿左心室发育不良”的实践，制定了针对不同严重程度左心室发育不良胎儿的孕妇氧疗方案。

“24周左右才会发现，宝宝一般都比较大了。现在很多夫妇，能怀上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二孩’，所以每一个都很重要，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治疗几周没有效果，还有终止的机会。”周启昌说，所以，每每与家属沟通时，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大家都很乐意接受。文章开始提到的那对夫妇便是一例。

这对夫妇在前三胎怀孕失败后，第四胎在第24周时发现左心室发育不良，找到了周启昌教授，确诊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接受了周教授的治疗方案。

按照周启昌教授制订的吸氧浓度和吸氧时间治疗两周后，复查发现左心室发育增长20%，是右心室发育速度的一倍，这代表着左心室正在加速追赶。坚持治疗，到第39周时，左心室、主动脉发育已接近正常。足月分娩，出生后第三天超声复查，显示一切正常。

像这样的孩子，项目进行四年来，周启昌已经救治了30多个了。数据显示，按照他们设计的方案，氧疗对轻、中、重度左心室发育不良胎儿改善有效率依次达到了75%、59%、40%。

“每一个都很重要，哪怕十个胎儿中能救一个也是好的！”救人是周启昌教授当初选择从医的初衷。一路走来，他初心未忘；一路前行，他初心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