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校长：我记得当初上任不久来过一次文学院，后来因为忙，来得少了。今天有点空过来跟大家聊一聊，听听大家对学校和学院发展的一些想法，就是闲聊，大家可以随便说。文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是很不错的，但跟全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主要聊聊怎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使文学院发展出新的特色这个话题。

王岐山同志在今年两会上谈到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其实反映的也是一个与文学、文化相关的现象，文学和文学创作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巨大的作用力的。中南大学要如何才能有新的发展特色，学校在哪些方面要为师生员工做得更好一点，学院要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关于个人方面的、组织方面的等等，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聊，也当是对我工作的一个支持。

（一）

“当你要把一件事情推向国际的时候，你首先要想你自己是不是国际的？”

教师代表（任继昉）：我看了校长在今年教代会上的讲话，里面特别提到了我校人文社科力量比较薄弱的问题，需要我们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想办法、出主意，共同努力加以解决。我想能不能整合全校人文社科的力量进行集群式的研究，比如我正在进行的研究《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就可以尝试带动和形成学科群的研究方式，或开展《毛泽东文稿》等中文著作的外译等工作。我看了一些材料，美国一些学者就在组织进行中文著作的翻译，但由于对汉语文本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翻译效果很不理想，我国也有学术著作外译的国家社科项目，要与外国的出版社签订合同。我想我们学校各方面力量比较强，可以争取开展中文学术著作外译的工作。

张校长：你说的是毛主席著作的外译还是一般中文著作的外译呢？学术著作外译和毛主席著作外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是毛主席著作的外译，那么中央编译局就是专门做这个的，我们怎么做得过中央编译局呢？学院要发展就是要瞄准人家没做的，或者你做得比人家强的。如果我们要搞外译，那么跟中央编译局比我们的强项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你必须清楚。

中国著作外译的难度在哪呢？举个例子，北大有位很出名的教授袁行霈，你们可能听说过，他写了一本《中国通史》，中央作为全国的一个重点项目扶持，光翻译费就花了上千万，但当时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思维和西方人的不太一样，不符合西方人的习惯。西方的出版社就不太愿意出版。如果你不了解外国人在读什么书，他们是怎么去读书的，就很难把你的著作翻译给西方人读。当然，袁先生的著作最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但费了很大的力气。

当你要把一件事情推向国际的时候，你首先要想你自己是不是国际的？当你还不是国际的时候，你怎么能写出国际的东西出来让人家看呢？所以外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和思想、文化以及习俗等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人有政府导向的，但主要是民众导向的，他们长期的习惯、文化和我们的不一样。比如我们关于西藏方面的宣传教育老是效果不理想，有一次我到西藏班办事处去办事，发现他们那儿的英文期刊上写的全是一些国内用语翻译成英文的，西方普通民众怎么会读这种东西呢？我们在立党初就擅长用群众的语言，宣传的东西都是老百姓能接受的，比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等。你如果在当时给老百姓大讲“马列主义”、“全世界人民大联合”什么的，没一个人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接地气”。所以，你要搞文学作品外译，就一定要接读者的地气。如果接不到，用中国人的观点和语言让外国人去听，那你花再多的钱，人家还是随手一丢就给你扔了。所以外译是件很难的事，也要花很多的钱，在找方向的时候一定要找实找准，一旦找偏了，你费了很大的劲，还搞不好。

教师代表（任继昉）：我这只是一个设想。另一方面，如果能针对湖南一些革命家，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胡耀邦等人的的著作和事迹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做强做大，一定能在全国造成一定的学术影响。

阎真：任老师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具备优势。我们要在具有优势的基础上来谈，像这样的题目我们还可以找出千千万万个来，这样就没接中南大学的地气了。

张校长：我们是随便聊，也不存在批评的问题，大家讨论，不说官话，说点实话。

阎真：文学院在中南大学属弱势学院，要提炼出新的特色、新的方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目前文学院在网络文学，文化品牌研究、小说创作等方面有了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要在现有基础上把这些特色发扬光大，形成全国性的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另外，文学院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基本问题，主要是全国竞争态势非常激烈，坚持走特色发展道路还需要学校给予一定的重视和支持。文学院年轻老师成长非常艰难，博士毕业工作六七年了，评个副教授都没机会，很多时候是受国家社科基金条件的限制，学校能不能在这一点上稍微放宽松点，让拿到教育部课题的也能申报副教授。因为国家社科基金毕竟是很难拿的，老师们如果十年、二十年没拿到，那就十年、二十年还是个老讲师，这是困扰文学院比较大的问题。

在创收上，文学院也几乎没有任何造血功能，科研奖励的力度很小，老师们搞科研、做学问主要还是靠的一种信念，这也是文学院的一个瓶颈。

（二）

“不要怕别人把你压住，一个有才能的人越压着越成长，能压住的本身就是先天不足。”

“ 凡是‘等、靠、要’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我这个人大学毕业后从没向任何单位伸过手，我就是干。

教师代表（刘灿姣）：张校长，您在今年我校教代会上的讲话我也认真学习了，今天想谈谈数字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方面的事。

阎真：她是教授，我院今年引进的数字出版新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数字出版系主任。

张校长：这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阎真：她是在新兴学科，上面没人压着，所以发展比较快。

张校长：主要不是有没有人压着的问题，还是靠自己努力。一办门口有一颗一百多年的老树，根茎周围都被水泥石块压着，但一直顽强地生长着，其根都长到了水泥块上面。不要怕别人把你压住，一个有才能的人越压着越成长，能压住的本身就是先天不足。

教师代表（刘灿姣）：数字出版属新兴学科，很有发展前景，但要办出中南大学的特色，还需要进一步凝练自己的优势，希望学校能在政策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张校长：学校一定会支持，但我们不能“等、靠、要”！凡是这种想法都是错误的。拿我自己来说，大学毕业后没向任何单位伸过手，就是坚持自己干。关于数字出版，你需要讲你的思路是什么？准备干什么？数字出版能做的事很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很大的市场价值。去年湖南有一家数字出版的企业，做手游的，去年一年从350万上涨到了2个亿，发展很快。所以，当你有思路、有办法时学校该支持你们的时候自然会支持，你看我们引进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胡彬彬教授，我们拿了近一个亿，不是他要，是学校给他的。

教师代表（刘灿姣）：我们一是打算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的结合，跟一些数字出版企业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另外是跟我校的出版社加强联系和合作，利用他们先进的数据库技术和人才优势，开设一些数据库课程；我们还将在手游、移动出版、微信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在内容提供方面发挥我们的优势。

张校长：数字出版方面你得坚持学，天天跟踪。你得学计算机、通信、社会学、设计学、出版传播学等等。这个领域发展太快，微信、微博、离线、在线网站、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各个领域发展迅速，搞数字出版既要对通信很懂，又要对计算机很懂，还要对信息内容的传播很懂。

（三）

“钱的问题上我们的思路还没有打开。其实，文学是一个能挣钱的学科。”

教师代表（常恒畅）：张校长，您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去年8月份来的中南大学报到，算是典型的青年教师代表了。跟您汇报一下我的个人体验。我以前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南大学读的，博士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的，跟吴承学老师研究文体学，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来了。我本科学的是新闻，后来硕士、博士学的是文学，但是现在又转到数字出版专业来了，这就面临了一个学术转向的问题。我现在的打算是这样的：首先，将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深度打磨，力争出版；其次，跟着欧阳院长做关于文化产业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希望在这方面能取得长足进步；第三，利用中南大学文学院中华经典吟诵传播与研究基地这个平台，在杨老师指导下，贡献自己的力量。打算做一个APP，将中华诗词做成数据库，以手机应用的形式进行推广。

张校长：对，你做一个让大家下载，便于推广。

教师代表（常恒畅）：是的，苹果商店有很多文学方面的应用，比如一个叫“词”的应用就很好。

张校长：苹果商店有点封闭，我们有一个更开放的，希望你今后能用。

教师代表（常恒畅）：但是，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第一，我们学校学术搜索引擎的问题。用我们学校的学术搜寻引擎搜索自己的论文只能搜到3篇，但是用中山大学的却能搜到5篇。可能是我运用方法不对吧，回去我再多试一试别的搜索方法。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差别的。

张校长：这个可能是数据库的更新时间问题吧。

教师代表（常恒畅）：还有就是学校图书馆的资源问题。有时候写论文要找什么书的话，很多书籍没有。

张校长：资源问题，我问过，听说是因为IP地址是不固定的，在不同的地方搜起来不一样。

教师代表（常恒畅）：还有一个小的提议，就是说我们学校图书馆进书能不能让各个学院的老师开列相应的书目。

张校长：好多老师提过这个问题，我问过馆长，他说主要是因为学校经费有限，图书馆现在增加的钱不多，所以如果答应老师们开书目到时候又买不了，会引起更多问题，所以，图书馆的同志就不找大家开书目了。其实应该让老师们列一列的

教师代表（常恒畅）：还有就是，青年教师进入到中南大学这个好的平台了，还是有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文学院的这种对外交流的活动还是少了一点，这种视野可能局限于本省，能不能有机会让青年老师多走出去，学习交流，开一开会，跟其他兄弟院系建立密切的学术交流。

张校长：这个是对的，应该多出去开一开会，交流一下。

教师代表（常恒畅）：这可能又涉及经费的支持问题了。

教师代表（刘灿娇）：还有就是转型的老师应该在专业方面参加相关的培训，因为以前不是这个专业的，这也需要经费的支持。

张校长：钱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在思路上还是没有打开。学文学的人都很伟大的，一讲到钱就是铜臭味。所以不太喜欢谈钱。其实，文学是一个很挣钱的学科。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听说北大77、78级有两个班，一个学经济的，一个学历史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学历史的全成了大老板，而学经济的多是小老板。他们说原因啊，就是学文学和历史的能够战略考虑和从历史中找教训，学经济的呢？大多是考虑眼前的多一些。

（四）

“学生工作的一个要点就是要为学生着想，让学生在大学这四年学习得好，生活得好。”

“学生工作第一位是让学生在这四年时间，留下他们美好的记忆。”

马国荣（副书记）：我谈谈学生工作的问题，我说的可能和我们的学科没有什么关系。我做学生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前前后后快三十年了，对学生工作也有一些思考。到文学院来的时间也将近9个年头了。就是一直在想两个问题，一是学生工作到底应该怎么搞；另一个是作为一个小院，文学院在学生工作上如何也走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张校长：文学院怎么是小院呢？

马国荣：我们一直是这么定位，一是人数少，另一个是名气也不大，所以讲是小院。首先我想文学院的学生工作怎么在工科和医科背景比较强大的这种形势下做出特色。这几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索，现在我们也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放到一个框里，叫做风华文萃。做这个目的，就是想融合学校的人文氛围，同时创建文学院的人文品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此我们把两台晚会打造成了一张靓丽的品牌，一台是毕业晚会，一台是元春晚会。

张校长：我补充一点，学生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为学生着想，让学生在大学这四年学习得好，生活得好。

马国荣：这个也是我们想的。

张校长：其实我一直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让学生在这四年留下他们美好的记忆，是培养和造就他们的价值观，这就要求辅导员进宿舍，学校教师员工全员育人。不要让学生们一来就觉得文学院是可以浪漫一点、可以松一点的、可以不学习的、可以不受约束的。要给学生建立一个既要讲究团队，又要展现个性的理念，就是要严格管理，同时又要有文学特色。

马国荣：对，这个其实我们也想到了。这就是我们讲，两台晚会，包括我们以后还要做很多东西，我们就是想逐渐成为我们学生工作的特色。刚才校长讲的也很对，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有想法。首先是要保持学生的稳定，我们院这么多年来学生方面没有出现大的责任事故。另一个，我们今天培养的学生，我们能不能着眼于学生走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十年、二十年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来采取一些措施。目前来说，有些知识在课堂上不能学到的，我们学生工作怎么给他弥补。我们有时候也听到一些说法，讲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在政界的不多，或者说发了财的都是一些工科的学生。我们就想能不能着眼于希望十年以后学生是什么样子，然后今天为他做一些什么工作。

张校长：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大学要完成高中的学生什么都有人管，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管的过渡。所以刚到学校来的这段时间，学校一定要管到位，比如说高中的管理是百分之百的话，大学一年级我们要管百分之七、八十，我们现在都是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放手不管了。

马国荣：这个我们没有，我们现在要求辅导员、班导师都要查课，每个星期都要去。

_baidu_page_break_tag_（五）

“在学生管理上我们要渐进式的放手，渐进式地放松。”

张校长：不仅要查课还要进宿舍和组织学生活动，哪个班的辅导员就住哪个班的宿舍。同学们在家里上高三时候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班主任老师全在管，吃的、喝的都送到手边，他到一个大学，突然没有人管了，是不适应的。一不适应，如果去上网、玩游戏，再染上其他不好的习惯，就会毁了孩子。我们现在晚上不熄灯。不关灯就带来一个问题，有的学生通宵玩游戏，不睡觉。现在就玩，第二天就不起床了。再没人督促和管理，时间一长就出问题了。我们要渐进式地放手、渐进式地放松，第一步先放百分之二十，再放百分之四十，然后再放百分之六十，到第四年的时候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也不能完全不管。让他学会由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大人。这个过程要逐步完成。

马国荣：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也暗合了校长的这个要求，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包括每年新生进来，我们给家长讲，给学生讲，就是完全按照一个成年人来对待。

张校长：学生刚一进来，肯定是不能当成年人的，要到毕业的时候成长为成年人。因为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你要他当成年人，他当不好，学生有个成长的过程。例如，我们把湘雅百年校庆的活动交给了学生们去办，但是，学生们总是怕这怕那，依靠领导。我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就是校长，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没钱，要想办法去筹钱，请人，也得自己想办法。人民大学学生组织校庆，筹了1个多亿，我们现在湘雅医学院才凑了一百万，差了一百多倍，学生们要自己想想应该怎么办？所以，怎么样让学生把被动变主动，这需要一个过程。

马国荣：这个其实按照校长讲的我们也在慢慢放，第一年我们管得多，我们要求集体自习，集体早操。到了高年级，我们管得就少了。学生工作这一块，也是一门科学。现在觉得学校对这一块重视不够，辅导员的工作也很辛苦，在工作过程中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一是感觉上升通道没有打通；二是留保的这种，又要读书又要工作，感觉到有时候时间不太够用；三是大家基本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做学生工作既然是一门学问，就是经验、理论这方面还是少了一点。我现在只能是要求辅导员多从实践中学，在实践中多学习多摸索，从事学生工作长一点的可以教一教，逐渐地有些提高。

（六）

“辅导员改革可以考虑试点将辅导员全部去掉，聘请非事业编的人员当辅导员，既可精简人员，提高效率，又可节省办学经费。”

张校长：辅导员工作是蛮辛苦的，而且上升通道的问题是一个先天性的缺陷。因为当辅导员要去晋升教授副教授不可能，然后辅导员也是中国特色。实际上文革之前主要是清华有辅导员的，其他学校都是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个行政管理人员，你今后晋升系主任、副系主任等，就往这个方向走，当然也有的熬一辈子就当个班主任。现在，辅导员在学校不是行政工作人员，也不是教学科研人员，比较尴尬，而且辅导员工作也比较重，因为你每天要跟学生打交道。年龄大了往机关走虽说是一个通道，但是一年呢也只能解决几个，人数也不能太多。我们现在机关越来越大，这和辅导员转机关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个问题。

我有一个想法，大家一直不敢实行，就是把事业编的辅导员全部去掉，聘请符合条件的非事业编制人员担任。既可精简人员，提高效率，又可节省办学经费。

（七）

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建成及其成果发布将很快提升我校文科包括文学院的国内外影响力。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刚才校长也说了，不准“等、靠、要”，然而我一开始还是要。跟校长要一点理解，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文学院的老师，除了院长、阎真老师，我可能算是元老之一了。从2002年成立文学院，就这么几个人，我就是想跟校长要点理解和宽容，我觉得我很有发言权。

这十二年来，我从一个最普通的讲师过来，成长为现在是一名教授和博导，我觉得文学院至少给像我这样的至今还在一线的年轻教师一个很好的平台。而且我想说，这十多年来，文学院对中南大学其实还是很有贡献的，比如说教学，当然我们文学院的师资力量不可能像外语院一样在全校大面积开大学英语这样的课程，但是据我所知，文学院现在上课的这些老师，总体来说在全校应该是职业道德、职业精神最好的学院之一。比如说我的课堂，我经常在课堂讨论的时候，随便叫一名同学来谈谈看法，学生说完了，也说得很好，一问是哪个班的，他说不是文学院的，跑过来蹭课。我记得刘学老师、晏选军老师上课也是这样，有一批粉丝。因此，我一直不愿意说也不承认文学院是一个弱势学院或者说弱势的学科，只是因为我们很年轻。

我觉得把我们跟学校的强势学科比不公平，跟那些有几十上百年的传统名校，比如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去比也不公平。我认为，十二岁的文学院成长到今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学术方面也是如此。一个全新的学院，如果不是院长当初找到一个特色化的发展道路，由网络文学领军，到现在全国还不知道中南大学还有个文学院。所以我觉得即便院长将来退居二线，网络文学的领军地位一定要保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特色的话，我们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也赶不上南京大学或者复旦大学，甚至五十年、六十年都没有可能跻身全国文科前二十甚至前十位。文科闯进前二十，我觉得文学院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张校长：文学院不是弱院，对中南大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文学院的一些特色方向当然要坚持下去。大家只要努力，我估计文学院三、五年就能进全国前二十。特别是中国村落文化中心成立以后。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借您吉言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胡彬彬老师跟文学院还面临了同样一个问题。他办报到手续的那一天，我私人给他接风了，因为我之前跟他比较熟。他也谈到他过来之后巨大的压力，因为钱给的越多，他的压力就越大。

张校长：但他有东西啊，他收藏的那些东西，比如金书，你们见到过吗？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见过。

张校长：你在他那里见过，在别的地方见过没有？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别的地方没有见过。

张校长：全世界别的地方听都没有听说过。金子做的经书上面刻的字，而且是一千多年以前的，是不同文字的，有的还是梵文的。我们把这样的宝贝拿出来，就要轰动。他那好宝贝多了去了，所以这个根本不是你讲的什么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个人一个中心就能轰动起来，你们放心好了。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我觉得他现在要把带有金子的物质转化为文化的东西，这个还是要时间。

张校长：那本身就是文化，而且是不得了的文化。不仅金书，还有他收藏的许多菩萨，有几千尊吧？每个菩萨后面有个小洞，洞里面有一些黄绸子包的长带子，上面写有许多藏经。据说这种东西现在敦煌也不过就是20-30个，而胡彬彬有一千多个。文科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靠文献，这是目前的主要方法；还有一类是靠实证。这是目前国际上的主要方法。胡彬彬的村落文化研究走的是实证路线。这个实证性的文科研究，在胡彬彬这儿成为了唯一。我敢说在中国的人文社科，在村落文化研究方面，现在没有一个超出胡彬彬的。因为大家没东西，全国你找不到第二个人有这么多东西了。我们一旦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让世界震惊的时候。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而且他有许多跨学科资源整合的可能性。

张校长：你像这个人骨做的笛子，还有人皮做的鼓。当然这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但这东西都在他那儿。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那看来您很赞同这个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学院资源整合啦。

张校长：那看你们啦。你们说村落文化研究算不算文学啊？学校肯定是要把村落文化中心做起来，问题是你们之间能不能找到结合点？你们愿不愿意参加研究？就是说，你们之间的合作，要靠市场，不能行政配置，我把你们配到一起就叫做行政配置，你们不愿意，我没办法。你们自愿组合，才是市场经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你们互相觉得可以合作，那我大力支持，如果你们不愿意合作，那我也没办法，是不是这样的？

张校长：财政部每年给他有二百万的预算，另外，每年还给了他年均八百万的研究经费，三年有两千四百万，学校也给了他三千万的研究经费。

教师代表（刘灿娇教授）：我们可以去参观吗？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可以的，去联系他，他很欢迎的。

张校长：现在都封箱了，全部拿过来。四月份就搬过来了，搬过来首先让文学院的去看嘛。所以你说有这么多东西，有这么多的研究，像端午节的文化，包括划龙船，他有各个不同朝代的划龙船的画，不同时期的画他都有。那不是文学是什么？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在学术上，我个人认为文学院在维持优势学科特色的基础之上，能不能考虑传统基础学科的力量涵养。因为我们现在各个基础的学科，比如说语言学，文艺学、古代文学、文献学都有比较好的、很扎实的、年轻化的研究队伍，但是我们这样一支队伍要冲出来，还要一点时间，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在这段时间之内，我觉得很难用一些特别量化的评价标准，所以希望能够继续有这种宽松的环境。

我们还应具备一些向外传播普及的这样一些条件或者是人。每次院里面向校领导汇报的时候，我们学院的三个特点，第一是网络文学；第二是阎真老师的小说创作；第三经常把我忝列其中。我觉得把我跟阎真老师并列，其实是不太合适的，阎真老师的影响力比我大很多。而且我所谓的媒体出镜率，第一它没有复制性，有偶然性，第二它不能作为考量一个学院学术水平和能力的标准，但是我们真的一直很愿意以中南大学文学院这样一种身份做节目。如说在河北卫视有一档节目叫做《中华好诗词》，在中宣部和人民日报都点名表扬的，然后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个节目就捧了两个学校：武汉大学和中南大学。因为每次我在那里一做完就讲自己是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然后去年的冠亚军全部来自武汉大学的国学班，武汉大学的选手一来就感觉非常强。所以我们在国学基础这一块，力度还可以进一步的加强。

阎真：成立这样一个国学研究基地。

（八）

学校的资金首先是解决全体教职员工的待遇，把大家的工资涨上来这是最重要的。学院的发展光靠学校的钱是不够的，自己要有点造血功能。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对，刚才阎真老师给我写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研究基地，但是这个我还没有特别深思熟虑，下次校长再来文学院调研的时候，我们就交一个详细的策划案，包括要多少钱的问题。

张校长：对，先不说钱，关于钱的问题，你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钱首先是解决待遇，把大家的工资涨上来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钱，什么出差啊，这种小钱不算什么事。但大点的钱，就要非常慎重，学校大，到处都要钱。再说，也要动点脑子，商学院弄得到钱、法学院弄得到钱、公管院弄得到钱，文学院为什么弄不到钱？文学院是领头的，文学院应该最会弄钱。想想办法。因为光靠学校的钱是不够的，自己要有点造血功能，是吧？

（九）

“学院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适时减少课程和课时量，给教师留出适当的学术休假时间。”

教师代表（叶烨老师）：我想问下关于学术休假和人员编制的问题。因为没人上课，我都没学术休假过。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这牵涉到我们师资力量不够，学院承担的课程挺多的。我如果让他去休假，那课就安排不下来了，我们古代文学每个人都是饱负荷量。

教师代表（叶烨老师）：学生增加了一倍，老师只增加了五分之一，老师教学任务重。

张校长：那你们院减点学生呗？减不减？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那就更没钱了。

张校长：钱跟学生数没关系，因为你的工资跟学生人数没有联系，你可以减一些学生。话说回来，你的工作量那么满，那拿的绩效应该很高啊！

这个事情比较简单，我看这样，你们把古代文学的课时砍掉一点，让学生自己多一些自主空间和时间，你们就可以学术休假啊。我跟你们讲，学生如果不想学，你跟他们多讲一点少讲一点也没多大用处，这讲的是实话，对吧？你适当讲一些就行啦，有些课砍掉，让老师稍微轻松点，就可以休假。千万别搞成学生招的多，然后又进老师，又招学生，这样就搞成一个恶性循环。与其如此，还不如少招点学生，给老师少安排点课，少讲点课，有点时间搞学术研究和休假，好不好？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我每个学期都有两门课。

张校长：你一个星期多少节课？

教师代表（叶烨老师）：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张校长：如果安排的过来，工作四年以后，休半年学术假，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真得安排不了，校长。

张校长：学校让你休假，但你的头儿不让你休，我也没办法。院里面就要根据课程情况、学生数、老师的情况适当调整课时量。

教师代表（叶烨老师）：本科生院不答应。

张校长：谁说本科生院不答应？本科生院一直在要求各院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减课的任务在院里，本科生院怎么减呢？它没法减。学院把课减下来教师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啊！至于刚才杨雨说你在学生中受欢迎，那是因为你太有人气了，那就多讲点课吧。

教师代表（叶烨老师）：我们一周要上十几节课的样子

张校长：我觉得有些课要加强些讨论，如果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话，可以采取小班，调动学生积极性。我还是觉得有些课时可以砍掉，你一个礼拜上十几节课，那还是很疲惫的。

_baidu_page_break_tag_（十）

“理工科思维就是逻辑和理性，发展文科恰恰需要理科的思维。文科需要科学精神，理工科需要人文精神，把文理分开是不对的。”

教师代表（纪海龙老师）：我想谈谈关于文学院特色发展的问题。

张校长：你现在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教师代表（纪海龙老师）：海外汉学。

张校长：我个人看法，文学院还是要集中方向，不要搞得太散。像你这个课题，你有自己的兴趣，也很好，有的人做研究做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后很有失败感，这不好。

教师代表（纪海龙老师）：张校长，这个我不存在。

张校长：搞研究选对方向很重要，文科方面还是不要太分散。

教师代表（纪海龙老师）：在电子资源上学校能否多给一些支持，各文科学院之间能否成立科研机构，整合我们的资源？

张校长：各院之间成立科研机构是可以的。但要根据学术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大家应该经常见面敞开多聊，像我们这样。院里面可能没有这个机制，一个礼拜可以搞一次午餐会，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这种学术科研也不是学校来整合。

教师代表（纪海龙老师）：理工科思维是否适合发展文科？

张校长：文科和理科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精髓是相通的。文科通过理科思维恰恰得到发展。人文学科如果没有理性和逻辑，是成不了气候的。理工科思维就是逻辑和理性，发展文科恰恰需要理工科思维。也就是说，文科需要科学精神，而理工科也需要人文精神，把二者分开是不对的。你去看看李白的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等，全是时间和空间问题，它实际上是逻辑的一种扩展。不要把理工科和文科分开，分开恰恰是没到这个高度。大学培养的是逻辑理性和批判精神，如果说离开了逻辑和理性，就离开了科学，也离开了人文精神。

肖来荣（院党委书记）：总体感觉文学院还是很和谐的，幸福指数比较高，生活不愁了。第二个，学生安全稳定，学风比较好，老师教学状态也很好。我们的课程体系也要按张校长要求进行调整，有些课该砍的还是要砍掉。

（十一）

“教育部的社科课题也可以算作国家课题的，因为教育部的社科基金历来比中宣部的那个只强不弱。”

阎真：校长，你好像说过教育部的社科基金算国家课题？

张校长：教育部的社科基金是可以算作国家课题的，因为教育部的社科基金历来比中宣部的只强不弱。你们给人事处说说，他们认。

肖来荣：刚才校长跟我们亲切的交流，强调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课程改革和课程体系，也是下一步我们要做好的。

张校长：我主要是来听的，不是批评你们。

肖来荣：在文学院没有造血功能的时候，一些必要的经费还是要靠学校给予支持。

张校长：看你干什么事。

肖来荣：老师出个差，参加学术会议，我们也会有明细，一年你报几次，院里统一来批。总的来说，校长，文学院的老师还是非常用功地在做事情。目前还是很和谐的，也在按学校的要求在进行改革，我们对改革也充满期待，大家都感到改革是以人为本，都很认同。

阎真：校长最好的改革就是资源共享，这个博士点不是哪个学院的，是学校的，这个也是我们文学院受益的核心指标之一。

（十二）

教师代表（曾繁亭教授）：我本人特别崇拜张校长。

张校长：我这个人太锋利，像刀一样，不好。

教师代表（曾繁亭教授）：听张校长说要减掉一些行政上的官员，我还特别期待这个事。

张校长：今年准备减掉百分之十。

教师代表（曾繁亭教授）：百分之一就好，只要有这么一个方向就好。

张校长：今年准备减掉百分之十的机关和院里的行政人员，再调整百分之二十非事业编，但人不裁。

马国荣：中国高校的自主招生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张校长：这个很难实现，有人认为高考一改革会出现腐败，但从法治国家的角度来讲，不是因为改革高考学校就会有腐败，哪个行业没有腐败？问题是怎么整治这个腐败。如果高考一定要全国统一，就造成真正的素质教育得不到实现，造成初高中、幼儿园的孩子们很辛苦，大学也很辛苦。

（十三）

“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要靠价值观的重塑，而高考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学生价值观问题的重要途径。”

马国荣：我们做学生工作就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观。

张校长：你这个讲到我心坎里去了，我认为就是价值观问题把创新能力搞没了。学生高中三年所有的价值观就是围着高考，解决这个价值观问题，不通过高考改革是办不到的。目前的高考改革虽然减少了门数，但还是围绕着统考。

（十四）

“既要适当考虑增加科研经费，更要注重增加教师的工资待遇，让大家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科研的发展要靠长期的富有特色的学术积淀。”

教师代表（曾繁亭教授）：人文学科跟工科还是有所不同，我们科研经费还是缺。

张校长：比如说去年不涨工资，给你们文学院300万科研经费，你们愿意涨工资呢，还是愿意要科研经费呢？

教师代表（曾繁亭教授）：都涨就好了

张校长：把钱是拿到大家口袋里提高收入好呢，还是搞科研呢？肯定是涨工资好，以人为本首先是民生问题。涨工资是人人有份，科研经费则是重点支持。人家做文学的人很清高，不在乎钱，所以文学院本身就不是冲着钱而办的。但是，作为一所大学，我们要提高大家的体面和尊严，让大家收入高一点，活的好一点。

至于说搞科研，我还是同意欧阳院长的意见，就是聚集起方向，然后不一定每个人博士课题是什么毕业了就一定要干什么。现在的网络文学、百家讲坛啊，都是很好的亮点，以后胡彬彬到我们学院来，也会把学院的很大一部分撑起来，一俊遮百丑。再说，学术需要钱，但更需要思想。哪几个国学家是靠钱起来的啊？清华的、北大的，这个吴宓、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是靠钱出来的吗？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哪一个是靠政府给钱？谁给了他钱？他们是靠自己的天才。

我们需要天才的老师和天才的文学家，如果中南大学文学院有天才的东西出来，那就一炮就走红。学校也不是不投钱，只要是需要钱的地方，学校会毫不犹豫地砸钱。为什么给中国村落文化中心那么多钱呢？就刚才讲的，他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大家都想看一看，我们要把他做成一张比马王堆还亮的名片。同时，他也需要钱去修复那些文物，修复我们的根。他修复一个小东西，都需要几千块钱。中国的村落是以每天多少个的速度在毁灭，所以他搞村落文化，连着干了几十年了，对中华民族贡献是巨大的。你说这算不算文学？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算文学。

（十五）

“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要实现非事业编制管理，走市场化发展路径。”

阎真：那么这个编制，是不是在文学院成立一个研究基地。

张校长：成立了一个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你们跟我的思路不一样，学校一个编制都不给他，全部用钱来解决，来的人就是非事业编，搞合同制。像严书翰、袁行霈这些名人，都是很有名的人，我们请他们来做研究，来了以后人家也不要你的编制。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一间办公室，配一个助理，提供这些文物，让他们研究就行了。

教师代表（曾繁亭教授）：那就是人类学的范畴了？

张校长：人类学是其中一部分，不要去划他是属于什么学科，只要把东西搞出来就行。

教师代表（曾繁亭教授）：那么多钱我们文学院会不会被他给吃掉？

张校长：吃掉又有什么不可以，吃掉也是中南大学文学院，问题是心态要大。

欧阳友权：我想说一下胡先生的村落文化和我们文学院的几个结合点，文学院的发展走的是特色化、差异化的方向，胡彬彬的村落文化和文学院的学科是有一些结合点的：第一，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他是以村落文化为中心的。国学是中文的根，他的研究和中文的根、精神气质是一致的。第二，从文化产业上来讲，村落文化与数字媒体有着很大的联系。文化要数字化以后才能更好的传播。第三，从文化品牌上来讲，村落文化需要文化品牌进行包装，以扩大其在世界的影响。第四，与网络文学也有结合点，村落文化中有很多的文学因素。总之，我觉得应该把村落文化和我们文学院很好地结合起来，希望我们的老师能够积极地建构到里面去。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并且走上科学和学术前沿。

张校长：我从欧阳院长的话中学到了很多，其实以前学中文、国学啊，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实物，我们原来对实物的研究少于对文字的研究，文字研究搞了很多，因为实物是博物馆才有的，然后是民间收藏也很少有人真正去研究。我们的学院也很少对实物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一是没有东西，二也没有习惯，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有了一个别人没有的资本，如果我们好好地研究，不就成为了颠覆性、革命性的吗？这样就有希望很快把我们的文科搞上去。所以大家搞文科一定要有开放的头脑，不要被传统所束缚。

教师代表（毛宣国教授）：张校长，这个村落文化的专家鉴定情况是怎样的？

校长：没有专家鉴定，就没几个人知道，但那个东西他鉴定不鉴定，他本身就在。

教师代表（杨雨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派专家过来进行座谈，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的研究，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感兴趣。

教师代表（毛宣国教授）：我觉得要是靠谱的话，我们语言学、文艺学都是可以挂上去的。

肖来荣：他那些实物是两把锁锁起来的，两个人开才可以打开，一把锁在他自己手上，还有一把锁要别人去开启，两把锁同时用才能打开。

教师代表(刘灿娇教授)：这个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我们通过项目的方式去合作，那他对文学院有优惠没？

张校长：你这个家伙真是的，互相帮助，学术是没有价格的。他看得上你，你看得上他，互相合作。这方面行政是不能去主导的，需要交流，要互相搞得好。你说我强制要你去，他不同意，那我也没有办法，大家多商量。我们现在都没有找政府要钱，像这种东西，以后要钱就不是小钱，现在每年财政部给一千万，这还是小钱，财政部现在还没有人来看，就给了他一千万，要真建好了，找人来看了，应该会更好。

_baidu_page_break_tag_（十六）

“导师没有科研经费，就不要带研究生，专心把本科生的课教好就行。”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校长来了之后，我们的工资提高了，活得更有尊严了，我是十分支持和赞同校长的政策的。我老婆也在中南大学，有一样的感觉。

张校长：谢谢！问题是你老婆和你的相比，谁的工资更高？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我的当然更高。不过我还是有一点建议，您说博士生、硕士生都是资源，当然对于文科老师也是资源，我们还是想带本科生一样带他们，您规定研究生补贴十节课，不能是二十节，那这个不是很好。

张校长：这个就是我们理念的不同。我们认为博士生、硕士生是资源，就是导师在指导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创造性地劳动，为导师贡献了成果和时间。学校把钱用在改善学生生活条件、奖学金上，对导师的补助就少一点。请大家理解。如果大家认为学校补助太少，可以不带或者少带研究生。学校的政策也是，如果没有课题经费，硕士生博士生不要带了。当然名教授例外，名教授全院一个两个，这就是全院统一掌握。如果又没有经费，做的研究又没有太多的价值，又还说这个没钱那个没钱，还费那么大的劲，我看这种研究不做也罢。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对于个别老师来说，他可以不要研究生，但是对于整个文科的学科建设来说就不好了。

张校长：这个你不用担心，整个文科的学科建设，第一，作为一个教授，你先管好自己的事。对于学科发展，学校会整个统筹考虑的。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的教师找不到好课题，那就先干脆专心教课，把本科生的课教好，把学术氛围搞好。如果你要出差，学校可以给点钱让你出差。但是你要是去指导研究生，就是耽误他们，因为你如果没有项目和好的研究课题，又不是名师，是带不好的。

所以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研究生要作为资源，文科也是一样。研究生是导师的研究伙伴，你给他方向性的指导，同时他在你方向性指导下做一些比较创新的研究。他要不做研究，就不叫研究生了，我就是这个观点，所以我不同意没有课题的人还继续去指导博士、硕士生，但是名师除外，有的名师就是比较有名气，但他不愿去拿经费，但毕竟社会已经承认他了嘛。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带研究生要有经费我不反对，但是带研究生只有十节课的工作量，没有二十节课，是不是老师的劳动力就没有得到体现？

张校长：这是一个统筹的问题，如果文科的带研究生要算三十、四十个学时，那理工科的算不算呢？如果都算，钱从哪来？势必挤压本科。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是对的，我们能够理解校长的统筹，只是我们文学院没有很好地理解校长的意思，所以就平均一点。

张校长：没关系啊，你可以让带研究生的老师去讲一些课，把课程搞得均衡一点，比如说，可以一个礼拜讲四个小时或者六个小时的课，然后你再带几个研究生，甚至可以让研究生帮你做做课件。对吧，你讲课的材料，研究生可以在网上帮你找，帮你做嘛，他帮你干干活，你帮他指导一下，这样互相交叉。而且教授上本科生的课上得多、上得好，你教授一课时算1.9吗，讲师是1嘛，教授讲一节课相当于讲师的两倍，这样一来，学生，研究生帮你整理一些材料，你给研究生一些指导，这样讲课就保证均匀了嘛。如果你讲课想拿那么多，带研究生也想拿那么多，那有些没有带研究生的老师的课酬就相当少了，大体上还是要均衡，你说是不是？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我主要表达一下我的疑惑，我觉得我们学校学科科研有特色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我们的本科生教育有没有特色呢？这是一个疑问。第二，我们学生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很尴尬，学生就业不容易，与像北大那样的名校出来的学生相比没有竞争力。这与本科生教育有没有特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我们对本科生教育有没有特色缺少思考，我们的专业如果没有特色，可能会影响本科生的就业。比如，中文本科生的就业，一般有几个方向，有继续深造读研的，也有当老师的、做编辑的、做文秘的、做广告等文字工作的等等，但是我们课堂上讲的大多都是研究。我想是不是可以办出一些有特色的本科专业来呢？这些问题考虑得比较少的。

张校长：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对，我们应该多思考。

（十七）

“大学的教育功能是第一位的，教育首先是本科生的教育，而本科生的教育首先是价值的塑造，并不是能力的培养，也不是特色产业，首先是要解决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我也是在自我反思，我们应该怎样办出有特色的本科专业教育。

张校长：首先从本科开始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涉及一个课程体系的设计问题。当然时代在发展，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大局要回归到教育。教育是第一位的，首先是本科生的教育。

本科生教育什么呢？首先是价值的塑造，并不是能力的培养，也不是特色产业，首先是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基本在大学阶段就全部完成。在高中阶段，本来在那之前，也应该完成大部分，但是由于高考的原因，可能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那如果大学阶段再把价值的塑造放弃，就会对人类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人是接班人。所以为什么说大学要传承文明呢，实质上是因为价值的塑造问题，在价值塑造之后，再次是体现在通过知识的传授达到提升人的能力，在这个过程来体现特色，那么怎么体现呢，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课程体系，一个是课外活动，这都需要院里的教授和教学人员认真地讨论。所以我们希望学院积极去申请，把自己的相关专业或者学科课程的体系，好好地根据自己的相关目标，也就是你所谓的特色来进行梳理。学校今年拿出一笔钱做这件事。

（十八）

“一个学院，特别是文科的学院，第一目标不是科研，而是培养什么人？怎么样培养人？在此基础上再去做一点科研。”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我觉得这个定义不是十分明确，跟其他的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达不到那个效果。

张校长：所以说一个学院，特别是文科的学院，第一目标不是科研，而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在此基础上再去做一点科研。我刚才不太同意那位老师搞海外汉学，因为海外学者搞海外汉学的人多得去了，人家不是在中国搞，是在海外搞，包括夏志清这些名教授，都是研究这个的。在中国研究就有点难了。当然我不反对你。但你要把本科生教学搞好，通过教学，塑造价值，提升能力，打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做一些喜欢的就行了。

（十九）

“学校和学院不存在指导关系，学术问题一律学院说了算。”

“科研、考核评优只占绩效的一小部分，绩效主要是按本科生的教学工作量来算的。科研做得好的，一定要上一线去教学，但是去一线教学了的，如果没有科研，我们也不扣你们的钱。”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既然如此，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背景是非常强势的学校里面，不要给别人挂出一个方向，我们是科研型，世界一流型的什么大学，所有的学院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办。

张校长：没有人要你朝着一流啊，你奔不了啊！但全校的目标，应该可以吧？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就是这个问题，学校里面应该搞分类指导，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自己各学院的特色来。

张校长：学校和学院不存在指导关系，学术问题一律学院说了算。学校怎么指导你？文学院就是中南大学唯一的文学院，你就代表了中南大学文学方面的水平，谁能指导你？我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你的工资能够和大家一样多，你学院分的钱不比任何一个学院差，是不是？保证你这一条，那其它的你自己去发展，最多就是一个运转费给多少的问题。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学校里每年都有各种考核，而且考核都有指标和体系的啊。

张校长：那个考核并不影响你的工资收入啊！以前考核就是评不评优，当然优秀还是有一定的奖励的。

肖来荣：每个老师奖励500块钱。

张校长：今后这个500也要取消，因为现在工资已经涨上来了，500块钱是当年工资低的时候，现在500块钱不算什么了。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我们文学院老师觉得压力都大，每年有多少指标需要达到完成，不然学校的考核我们就不合格。

张校长：那就是放弃那500块钱呗，得不到优秀，少拿500块钱。那个没有多少东西，你们要有超脱精神，为身边小事还在那儿执着烦恼，太执着了。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那校长这么说，我们都可以不必要完成科研任务。

张校长：你教学科研任务完成了，都是按那个算给你的嘛。你的绩效怎么来的，是按你的课时算的，不是按你评优不评优算的嘛！再说，科研是不能靠任务的。刘路的科研成果是靠任务出来的吗？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我们有课时、有论文，科研也有任务，任务都要完成才行。

张校长：绩效经费里面，科研绩效是有一部分的，但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主要还是本科生的教学工作量，这是反复要求的。当然，科研做得好的，一定要到一线去教学，但是去一线教学了的，如果没有科研，我们也没有扣你们的钱，还是主要按照课时量来算的。这是教代会通过的，学校文件都挂在网上，你们看来还不是太关心嘛。是不是这样的？那你还有什么意见？

教师代表（禹建湘教授）：不是有意见，就是科研和教学的量很大，老师压力很大。

张校长：你不该有压力，因为你自己教课，你干了多少，给了你多少钱，你完不完成，我都是按照你的那个量是多少给你的，你的压力不是自己压得嘛？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那就是去年变的，以前就是考核合格了，津贴就是多少。

张校长：前年就是这样，你干了多少活就给你多少钱嘛，又没说不干到要求，就不给你或者罚你。

教师代表（欧小芳老师）：校长，我主要是做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我很赞同和支持同学校出台的关于研究生管理的一些工作，但是在执行中我自己有一个困惑，就是在处理研究生外出上课与学校查课之间的矛盾有一些困惑。

张校长：这个矛盾你可以和研究生院商量一下，比如说这一门课有带出去的需要，有多少门课就报告多少。开放性的课堂有好处，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注意安全问题，比如说你去了如果什么也没说，万一有安全事故的话，就不好办了。你可以跟研究生院商量一下，在安全条件允许下，可以去。

教师代表（欧小芳老师）：专家组查课问题也不好处理。

张校长：我觉得查课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安全问题。你带出去了，去了一个不知道的地方，万一到山里面去了，走不出来了，怎么办？

肖来荣：还要事先做好准备，不能随意，提前做好计划。

教师代表（李立雄老师）：说到这里，我觉得教务部门要加强对教学的服务。比如说有些排课排到五楼，这对于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是一个挑战，下面也有空的教室。

张校长：对，一是注意安全，还是不要太随意，可以事先做个计划。二是教务部门要改进服务，大家多提意见。

欧阳友权：今天大家畅所欲言，校长也非常平易近人，我们感动，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大家提出的问题校长也会慢慢地解决，也希望校长更多地关注文科的建设，感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