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70周年，流逝的是时光，不变的是记忆。那些最可爱的人，最动人的事，深深刻在每一位国人心中，无法磨灭。在中南，也有这样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中英勇出战，留下他们的动人故事。

出战，便不准备回

“那时候，我们就没想过活着回来。”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全面爆发。6月27日，美国宣布出兵朝鲜；10月1日，美军越过 “三八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战争局势紧张。

彼时，李松仁是第四野战军炮兵二师政治部的一名文书，年仅十四岁的他距离上战场的年龄还差了几个月。 “10月份我们整个师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二师’，在19日晚从长甸河口第一批跨江，但我因为年龄未能顺利成行。”

对于上战场，李松仁丝毫不愿让步。年龄不符合的问题“闹”到师政委处，李松仁始终坚持，“虽然我才十四岁，但报国不分年龄！不管怎样，战场是一定要上的！”话语的坚定，说服了师政委，也为李松仁赢得了渡江许可。

上了战场，战争的艰苦是始料未及的。“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我们只能在山里休息，不能打扰朝鲜人民啊。”李松仁叙述着，带着些许激动，“那时我们的粮食就是指导员分下来的苞米，每人50粒，每次就只吃5粒。因为苞米很难消化，一下吃多了，肠胃会出问题。”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和美国相比，在国力、军力、经济实力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美国军队是二十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位战士，我们是一位后勤人员供应二十位战士。”在李松仁看来，中美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场战役的结果无法预料。“但就算是三四个人拼掉一个美国士兵，我们也要把这场仗打赢了！ ”

命运却跟李松仁开了一个小“玩笑”。1951年，在朝鲜龟城的一次战略转移中，因为敌军的轰炸扫射，李松仁腿部负伤严重，只能回后方治疗，未能再返战场。“寸功未立腿先断，常使小兵泪满襟。”满腔热血无法施展，李松仁用一句自己做的诗表达遗憾。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李松仁复员到武汉继续高中学习，并于1955年来到原中南矿冶学院，开始大学学习。

1960年，李松仁完成大学学业，留在中南矿冶学院，担任助教。

1978年，李松仁成为一名讲师，后出国留学，回国后开始指导研究生。

2001年，李松仁正式离休，但一直到2003年，他仍在指导博士，做科研；此后，他又在中南大学关工委担任副主任直到2012年。“红色的炮兵，人民的炮兵，战场上争英雄，为人民立战功，我们的作风是快，准，猛，勇敢顽强，团结协同！”这是在战场上鼓舞士气的《红色炮兵之歌》，70年后，李松仁再次唱起，眼神里的坚定未减半分。

为了国，不怕疼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积极防御的第二阶段。谢树梅作为第38军第二干队医护人员随第38军后期部队入朝。“那时是朝鲜的冬季，天气寒冷，但为了避免被敌军侦察飞机发现，我们不能生火，常常是炒面就着雪吞进肚子，眼睛一闭就能入睡。”时隔多年，谢树梅对这段时光仍印象深刻。

刚入朝时，谢树梅所在部队对朝鲜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受敌特影响迷失了方向。行军中，偶遇一对老夫妇， 谢树梅用拗口的朝鲜语与之交谈，才发现部队的走向是南五里，而不是既定的南云里。随即，她向首长报告了这一情况。经过深思熟虑，首长决定部队就地休整。

“第二天收到南五里被轰炸的消息，我们都懵了。”由于谢树梅及时发现、及时汇报，惨剧没有发生，160多名志愿军战士和伤员的生命得以续写，她也因此获得了三等功。

到了战地，谢树梅作为医护人员无谓生死，主动参加担架队，奋不顾身从前线抢救伤员。“每当‘呜呜， 嘟！嘟！’的声音响起时，我只知道我得快些，快些，再快些……”在谢树梅看来，救护伤员是和时间赛跑的工作，喇叭声就是号令，号令一响，就必须全速前进。“我不能让伤员在外面受冻，自己跑到暖和的屋里去休息。 ”这是谢树梅常说的话，也是她不知疲惫一直坚持做的事情。

除了担任担架员，谢树梅还承担起化验、打针的工作。只要是能做的工作，她都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包括输血救人。

一天夜里，手术室异常忙碌，炮弹声此起彼伏。手术台上，一位重伤员急需输血。谢树梅化验发现伤员的血型和自己一致。“抽我的血，我的血型和他一样。”谢树梅丝毫没有犹豫。当输血器粗大的针头扎进她的胳膊里，却找不着静脉。一次、两次、三次……终于扎进，她疼得紧咬牙根，却始终没喊一声。一百二十毫升血液从她的身体中抽出，流淌在伤员身上。

在此之后，每当谢树梅发现伤员血型与自己一致时，都坚持为伤员输血。“能输血救活一个战士，胜过打败十个敌人。”在她心中，这是她能为战争胜利尽到的最大的一份力。

据统计，谢树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为伤员输血六百二十毫升。因为事迹突出，她再次获得三等功。

1954年，谢树梅跟随部队返回国内，隐去一身功与名，又扎进知识的海洋里，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习。

1984年，谢树梅到长沙铁道中学教授化学课程，同时进行干部班教学。

1994年12月，谢树梅退休，转而投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直到今年1月，谢树梅正式从中南大学关工委退休。“新中国成立之际，为国奉献的热情是难以想象的。‘立功’思潮掀起，更是激励着我们参军参干。”谢树梅缓缓说着，但那时候哪个人又是真正为了“功”，为了“利”呢？战场上的每一个人，不过都只是认准了要打赢这场战争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彼此奉献罢了。

零点几秒，换的是命

“朝鲜局势基本稳定后，我们志愿军就陆续撤离回国了。”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的恢复建设，并于1953至1958年间陆续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1954年，江照林随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回到祖国。

转眼六十余年，如今已快90岁的江照林回忆起这段往事，眼里噙满泪水，口中不断重复着的只是那一句， “我的命是别人换来的呀”。江照林口中的“别人”，不曾留下姓名、年龄，甚至他都不曾看清他的面容，但却是用自己的命换来他的命的恩人。

1952年11月，江照林随师宣传队赴临江东岸执行防御任务。1953年2月，在由一四一师四二三团承担的攻打“老秃山” 战斗任务中，江照林作为师宣传队第一组成员参加战地政治鼓动任务，并承担起在阵地间往返的联络工作。

阵地联络的工作不简单，跑在往返途中，身边随时是炸开的炮弹。江照林负责联络主攻三连和前沿包扎所， 而在一次任务中，他自己却被送进了包扎所。

1953年3月23日，江照林负责护送一名伤员去包扎所，同行的还有团宣教股长和一名干事。途中跑过一道封锁线时，他让股长干事在前，伤员在中，自己在后，拉开距离快速通过。但由于伤员行走稍慢，他慢下来在最后守护。

只是慢了这零点几秒，待江照林最后跑上弹坑时，炮弹已经在他身后炸开。“我只觉得像挨了一闷棍， 一股热流顺着右臂和大腿往下淌，当时就喊了声‘我负伤了’。股长和干事赶紧将我拖过弹坑，我们四个连扶带拽地向包扎所跑。”

包扎所条件有限，为接转当晚攻击“老秃山”的伤员，江照林简单包扎后就必须回团阵地。天刚黑，担架员来到他跟前“坑道里灯光暗，看不清面容，只能听到他们说保证不让我再次负伤。”在江照林看来，当时没有看清他们的面容是深深的遗憾。“从前沿到团阵地，有一处山梁被敌炮封锁着，不少交通沟被破坏，有的地段已经毫无遮掩。”江照林说，抬担架只能直立行走，担架员的头部甚至肩部全露在交通沟上，既难走又危险，“可抬我的担架员走得又快又平稳。”“可是就那么零点几秒啊，我陡地掉在交通沟。担架后面的同志就牺牲了……” 江照林连连叹息。敌炮落下，如果担架员的速度稍慢零点几秒，牺牲的将是江照林。但担架员没有迟疑和畏惧， 在炮火中全速前行。

后来，江照林顺利回国养伤。三个月后，他向组织请求重返前线，一直到1954年才再度回国。

1963年，江照林转业来到原湖南医学院。

2000年，中南大学合并组建，江照林任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关工委副主任。“我的命是别人换来的呀。他是为了我、为了国呀，他是光荣的。我怎么能不做到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不计较得失，为人民奉献。”江照林强调着那位担架员的伟大而光荣，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每一位勇往直前冲上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又何尝不是？不论是在战场上同敌军奋战搏杀的战士，还是在战场后负责医疗救护、粮食运输、文艺宣传等等支持战役工作的士兵，他们都一样，都是最可爱的人。

这，是属于他们的动人故事，也是属于中南人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