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长沙铁道学院真正开始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的一年。为了拓荒，这一年学校从外地引进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就有沈宝基这位年逾古稀、20世纪30年代从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回国的洋博士。别看沈老年逾古稀，白发苍苍，被请来长沙铁道学院后，“新官”上任照样烧起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发誓明志。他逢人便说：“没想到老夫年逾古稀还能被人当人才引进，长沙铁道学院看得起我，‘三顾茅庐’把我从武汉请来，‘士为知己者死’，我发誓要把自己这把老骨头献给他们……”。

“第二把火”——写诗言志。题目：《老而不朽》；内容：既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八方学子共登攀”的文明盛世，又表达了自己“老树开花志未残”的个人抱负。

“第三把火”——赶紧制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讲义——一个似乎远离政治的非共产党员，却强调要把学习和研究法国革命文学放在首位；踏上讲台的第一课讲的便是《国际歌》！这一把火倒真是烧沸了一锅水——有人说，法国文学浩若烟海，明珠瑰宝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要把“革命文学”放在首位？有人说，都什么年代了，在大学讲坛上研究学问还开口闭口不离“革命”二字！有人怀疑沈老可能是挨整怕了；有人甚至恶言中伤：他本人思想就不怎么革命，还配讲什么革命文学……这一切都直接间接地传进了沈老耳中，但他没有生气。他这个人有一个这样的人生信条：为人处世和为贵，忍为高。平日芝麻小事，别人谈长道短他从来不计较，一笑了之；一旦事关重大，只要他认定了的，无论别人怎样阻拦、哪怕诋毁，他都毫不退让，只是不动声色罢了。

还记得那年修改《国际歌》歌词的事么？“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就这么一句歌词，大家你唱我和，引吭高歌，从20世纪一直唱到50年代，到了1956年，沈老在他的《巴黎公社诗歌》翻译中发现了问题，于是不顾旁人的冷嘲热讽，好心劝阻，理直气壮地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罪人’到底指的是谁？是指广大劳苦大众，还是指别的什么人？”提出置疑后，沈老便当即提出了将“罪人”改为“受罪的人”的修改意见。到了1962年中宣部组织修改《国际歌》歌词时，沈老又将“受罪的人”改为“受苦的人”。倘或不是沈老如此大胆而又执着地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说不定我们还要继续糊里糊涂地高唱着“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呢！

这一次当然更好坚持了。

在这一次教研会上沈老这样说：“说我本人思想不怎么革命，这个我承认，但我从未犯过政治错误。我沈宝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学和文学活动始终是把介绍、研究法国革命文学放在首位，人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追求，割断自己的历史啊！”显然，沈老的话里柔中有刚。

在一次课堂上沈老这样说：“我不是革命家，但过去几十年我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法国革命文学。有人说我是研究法国革命文学的专家，我不敢当；但作为一名教师，用我的一技之长进行教学是不会耽误你们的！”沈老的几句不无幽默的开场白，加上特意搬上讲台的一大叠关于法国革命文学方面的译著、论文便使同学们信服了。接着他便如数家珍般地说道：“法国革命文学，无论是《巴黎公社诗选》，还是《马赛曲》，它们的精神都是伟大的；法国革命文学，无论是《国际歌》，还是《无产者之歌》，它们的艺术价值都是很高的；这种文学难道你们在座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们不欢迎么？”说着，说着，他竟然情不自禁地举例吟诵起来：“通过社会主义，人类就会看到光辉灿烂的好日子：统治者穷凶极恶的专横，不能再制造开枪放炮的士兵；当到处展开‘互助’的时候，全世界都欢天喜地……”他一边摇头晃脑地吟诵，一边挥舞着双手，时而缓重，时而轻快；时而骤然中止，将手停在半空，仿佛突然抓到了什么。末了还补充了极其重要的一句：“何况我们所讲的革命文学并非仅指《巴黎公社诗选》，凡属进步作家的进步作品都属广义的革命文学，难道我们可以拒绝研究、学习巴尔扎克、雨果……这一些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吗……”

沈老的话语终于被同学们奋起的掌声打断了。沈老以法国革命文学为重点的教学、科研活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