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建成研究型大学或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口号又被一些大学重提。

“近年来，我校紧紧围绕争取博士授权单位和升大学两个战略目标以及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的主要任务开展工作，学校的科研经费、课题立项数、成果奖励数、科技论著以及学术论文转载数都有大幅度地提高。”这是某省一所大学（之前为商学院）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办学亮点所在。

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陈学飞教授了解，我国大约有80所大学明确提出要办研究型大学，其中包括30多所“985”大学以及“211”工程大学中的大多数。此外，不少省属院校也在争创教学研究型大学。

不论是否具备创办研究型大学的条件，众大学也要努力挂上“研究”这一“金字招牌”。西安外国语学院的王天定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我国高等教育令人眩晕的狂欢”。

在他看来，伴随这一狂欢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争创研究型大学无形中对高校起着很不好的示范效应，仿佛非研究型大学低人一等；二是本科生教育被边缘化。

优秀大学并非只是研究型大学

毫无疑问，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国家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中心，研究型大学能以其培养的精英人才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进而对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没有人会反对中国创办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但是，有人不同意将是不是研究型大学作为评价一所大学好坏的标准。“这种竞争不仅无序，而且极不公平。”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说，“我们同样要给非研究型大学一个独立的评价体系，而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任何大学都放在同一个排行榜里。”

但实际情况却如许纪霖所言：不是研究型的大学感觉低人一等，那些不以研究为特长的大学也要拼命挤入这一行列。他担心：这到最后又是一个泡沫。这种“跟风”在陈学飞教授看来，已成为中国大学运转的状态，“明明条件不具备，基础很差，也要提很高的目标，往往造成学术上的大跃进，大量资源被浪费。”

这种情况迥然不同于美国的大学。在美国，很多人更愿意选择不是研究型大学的文理学院去就读，因为在那里能够接受到非常优秀的本科教育。而这些学校也不会因为自己不是研究型大学而感到耻辱，他们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大学就如同人一样，越是有个性的大学，就越有创造力。”许纪霖说，如果谁都想办成北大、清华，那它必然会失去自己的个性，而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一些学者认为，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存在“强者通吃”的逻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高校不切实际地争创研究型大学？在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杨东平研究员看来，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强调大学要办出特色，但客观上形成的政策导向却是单一的学术型导向，各项经费都会向研究型大学倾斜。因此，在一些大学领导人眼里，研究型大学就能带来可观的科研经费和项目。

在单一的大学评价体系下，本应是百花齐放的高等教育，成了千校一面。王天定希望明确这样一点：办一所优秀的大学，不一定要是研究型大学。

忽视本科教育成研究型大学普遍现象

2005年，一所“985”大学一次通报了10位教授，因为这些教授让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授课。这种现象在大学并不少见。“忽视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是很普遍的现象。”陈学飞说，“教授和博导们都不太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中国教育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教授、五分之一的副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在一些知名研究型大学中，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曾在一所“985”大学任教多年的王天定认为，本科教育已被边缘化，教育质量没有保证。“教授能认真地给本科生上课，完全是凭着良心，但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沈红教授曾经撰文指出：在我国，绝大多数有志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重点大学，在扩招之后，已背上过于沉重的本科生教育包袱。在这些大学中，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已经被“稀释”了，在追求所谓的规模效益的过程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准被忽略了。

值得警惕的是，正是在“985”工程启动之后，在我国科技成果总量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在46个主要国家中的排位从当年的第13位降到了2000年的第28位。

警惕研究型大学成无源之水

目前，对于研究型大学，国内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有重点大学校长甚至认为“支撑研究型大学构成要素的最重要载体就是项目”。还有不少学者在论述研究型大学的特征时，只是一味强调要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强调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以及博士学位授予数，而根本没有提及本科生教育。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

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好的本科教育，研究型大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王天定的观点一样，陈学飞认为，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还是要抓好基础性的本科生教育，这样，做研究才会有保证。

斯坦福大学前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强调研究型大学必备的一种特性是“教学与研究的辩证关系”。他说，研究使教师能够不断把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教给学生，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很有好处；而充满了好奇心的本科生的提问和质疑又能推动老师的研究不断发展。“这正是大学所需要的”。

但在中国的高校，“人人都说教学重要，但实际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你的科研成果。”王天定说，而这种科研成果体现的常常只是老师们凑论文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还会降低教学水平。

美国马里兰大学校长丹·莫特在2000年10月30日访问中国科技大学时，对研究型大学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知识的传播和创造、教学和科研是研究型大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学生，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一种研究性的文化中成长，完全被浸润包容在这种文化之中，有强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究精神。但王天定遗憾地发现：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只是招生规模在扩大，研究生要进行研究性学习都已成问题，本科生就更谈不上了。

据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念才教授介绍，本科人才培养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基本任务，也是他们的共同理念，并不断得到加强。近年来，美国不少研究型大学对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教授一般每学期上1到2门课程，大多数教授一半左右的时间花在教学上，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也不例外。

2005年9月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出席“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颁奖大会”代表和北京市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主讲教师代表时郑重倡议，教授、名师要上课堂。温总理特别指出：“我们现在许多学校，教授、名师不上课堂，这种做法应该改变。”

在杨东平看来，“教学与科研并重”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职业准则。如今，一些研究型大学已开始重视解决本科生教育中的问题。北京大学将2006年作为本科生教育改革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表示：55岁以下的教授，一个聘期内不给本科生上一门像样的课，将被解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