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高等教育工作汇报。会议强调，根据当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国务院此举，意味着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正式揭幕。从较易操控的高等教育规模角度入手，预示着这一轮高教改革必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且今天的举措仅仅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开始。

现实逼迫我们不得不思考高等教育的再次转型或者说改革。众所周知，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正在菲律宾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汤敏回国探亲，给中央提出通过扩招和提高学费，刺激内需的建议，提出3年内把国内大学招生扩大1倍的想法。

在政府的推动下，高校扩招很快开始了。1999年一年内，就扩招了40％还多。与此相呼应的是大学学费的迅速高涨。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毛入学率为21%，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但其代价也极其高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费高居世界前列、远远超出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时至今日，教育收费、住房和医疗消费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又是其中之首。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其将来的教育存钱了。教育收费制度非但没有刺激内需，反而使内需更加萎缩。而所谓的缓解就业压力，也只不过把就业压力往后推而已。今日大学毕业生已全面遭遇薪酬低、就业难的就业寒流，导致社会上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和对高等教育质量、功能的全面质疑。

更有甚者，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历来是缓解社会不公、弥平社会断裂之“远水”，但高额收费制度和支离破碎的助（奖）学金制度却反过来直接加剧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而高校在高额收费制度的刺激下，纷纷坐上不断扩招的特快列车，把主要精力和财力用在学校硬件和极个别“名人教师”等形象工程上，学生的权益保障、全面的师资建设被抛诸脑后，导致一些高校教育质量迅速滑坡，大学校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热衷传销、师表失节、学生官场、教授走穴、论文黑市、嫁富娶富、女生坐台等都不是什么新闻。

诚如教育专家杨东平先生所言：最近十几年的教育，在数量、规模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但如果用总体性评价，叫做“发展大于改革”。因为发展并不等于改革。所以，在我们历史上最好的教育发展时期，教育的社会评价、社会声望、社会形象却降到了20年来最低点，被认为是腐败重地、暴利行业等。中小学是如此，高等教育也是如此。

再就是大学学术泡沫泛滥，神圣的大学殿堂蜕变成学店，研究生成为教授的打工仔，各种学术腐败层出不穷。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以来，“八年抗战”过去，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多，学术风气和学术质量却每况愈下。

此番国务院会议指出：高等教育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要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内部管理，推进校风、学风和制度建设，确保学生健康成长和校园和谐。此可谓切中时弊。从控制招生规模入手，便于学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好钢用在刀刃——学生上。

我们必须重温和重申这样的基本常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和“大”学生，作者注）之谓也。在这个师资和生源都越来越“世界一体化”的开放时代，我们的眼光必须与国际接轨，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要像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一流大学一样，想方设法用高额助学金、奖学金请贫寒的优秀学子来读书，而不是用高额的学费把他们挡在门外；或者只顾收钱不顾对学生的培养教育。

香港的大学已经以越来越强大的阵容到大陆的大学门前抢学子。我们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这样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不论大学如何改革，以学生为本位，永远是大学成功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