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名学生大三时因成绩太差被劝退。经过一年高复班学习，今年重新参加高考，成为大一“新生”。据了解，上海各高校每年都有数十名学生因成绩太差退学，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初是以高分考入的。为何经年“奋战”念到大学，却反而不会读书了？进了大学又被退学，成为退学学生心灵深处的“痛”。面对他们，高校工作是否需要进行反思？高校给学生的“自由度”应如何把握？

浑噩学生并非极少数

“退学的虽然只是极少数，但还有不少学生‘挣扎’在退学边缘，还有一部分人一直浑浑噩噩，高校应该对他们投入更多关注。”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说。

叶志明认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小到大都是被老师、家长、社会“压”着读书，目标就是考试、升学。考上大学后，忽然觉得目标没有了，学习环境又非常宽松，便茫然不知所措。这好比一个一直被父母抱着的孩子，忽然有一天，父母把他往地上一放，要他自己走路，孩子当然不知如何迈步。有的慢慢摸索，学会了走路；有的却跌跌撞撞走了弯路。不少学生进大学时，人生观、价值观模糊，对于毕业后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并不清楚，人生志向严重缺乏。他们喜欢张扬个性，又没有张扬的“资本”，所以很容易迷惘。沉迷网络游戏便是这些迷惘学生寻找的一种“寄托”。

上海交大副校长印杰说，即便是考进名校的学生，有些人也属于“会考试，没想法”。他曾与一位学生交流过：“为什么要考交大？”“不知道，爸妈定的。”“想过将来干些什么？”“没想过。”有些学生退学后又重考，甚至“两进两出”，令人惋惜。中学教育没有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学习动力，没有教会他们寻找人生目标，到了大学便难以融入新环境。

不少高校表示，每劝退一个学生，学校就要承受学生本人、家长，乃至社会的压力。但一所高校要维护办学声誉，对社会负责，就不得不下“狠心”。

高校导师制值得借鉴

不少大学生将成绩不佳归罪于“自由惹的祸”。“进了大学，没人管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干吗要搞学分制、要自己选课？学校给我们安排好不就得了。”部分大学生已习惯于处处在别人安排下去生活和学习。那么，大学给予学生的自由度应如何把握？

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大学应该给学生相当的自由度，如果还是像中学那样管理学生，那么他们今后到了社会上，面对种种选择，会更加不适应。但是，自由不等于放手不管，应采用“自由＋指导”的教育方式。特别是对于大一学生，指导的分量要多些。

国外高校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大规模、系统化的新生入学教育不可少；个性化指导也很重要。美国斯坦福大学新生一入学，就能从校园网上选择一位导师。导师每周与学生见一次面，在轻松聊天间了解情况，对学生学业、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指点。国外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低年级学生学业指导办公室”、“学生未来发展办公室”，由资深教师坐镇，为学生开展一对一辅导。前者指导学生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课、如何利用好大学资源等；后者为学生职业发展、深造方向等给予建议。

文科比理科好“混”，似乎是国内高校一个普遍现象。为啥？文科生考试容易“临时抱佛脚”。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晓鹏教授指出，国外的文科生整天忙忙碌碌，看书、查阅资料、写报告，丝毫不比理科生“自由”。因为学校和老师给予学生必要的约束，如规定大量阅读书目并检查，布置论文、演讲等多种形式作业。

老师不能一下课就走人

不少教育专家表示，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学校要探索新方法，教师也要加强责任心，而不是一下课就夹着讲义走人。

叶志明说，他为本科生上课，学生的作业本多达180份，在所批改的每本作业本上，他都会写上一句话。有的学生作业本上内容寥寥，他便写上“你肯定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为什么写这么少呢？”有的学生表现出对专业的浓厚兴趣，他便写“希望你化兴趣为动力。”叶志明说：“每一位学生都是可爱的，教师应该对他们负责。”

复旦大学借鉴国外做法，去年在新生中推出导师值班制度，资深教授坐镇办公楼里的“值班室”，为学生解疑释惑。可试行下来却应者寥寥，少有学生主动上门。今年，导师把“值班室”搬进学生宿舍楼，咨询、交流就多了起来。不少导师表示：“学生不上门，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

印杰认为，无论是辅导员还是专业教师，都有责任引导学生树立人生大目标。到了大学，有的学生设立的目标仅仅是找一份好工作。如微电子专业的学生会问，“学高数、数学分析有啥用？今后找工作又派不上用场。”老师回答：“或许你学六七门课，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很可能过了两年，你就失业了。因为，科学技术发展迅猛，而你的基础打得不扎实。”老师要引导学生想长远、看未来，使他们的人生目标更加适应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