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讲，不能说博士质量下降了

记者:在我国博士教育培养的起始阶段,给人的感觉是量少质精。现在博士队伍庞大了,反倒质疑之声不断,这如何理解?

袁本涛:质量是建立在一定的规模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是谈不上质量的。我们现在总是问：为什么没有博士淘汰制呢?因为博士生太少了。

为什么人们觉得当年小规模、精细化培养的质量很好,现在规模扩大了,条件好了,反而感觉质量好像下降了呢?这有一个认识上、期待上的差距。我们今天不是简单追求培养一个博士的问题。社会期待的是,博士能给我国解决很多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如果你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达到人们的期待。

当然,博士数量多了以后,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但总体来讲,不能说我们的博士质量下降了。

除了培养创新能力,还要调整结构

记者: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处于提高博士生质量的关键时期呢?

袁本涛: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认为抓质量没有什么关键时期,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博士供给相对充裕以后,工作重点当然就转移到关注质量这个角度上。大家认为博士生原创能力不够,特别是跟西方美国顶尖大学的博士生相比。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应该是提升对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现在大家关注博士生质量,我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叫博士生或者说整个研究生教育的系统质量。就是说,假如我们把整个研究生教育体系看作一个系统,就要看它在规模或结构上与社会的需求匹配度如何。规模或结构如果跟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很高的话,研究生教育的系统质量比较高,反之则比较低。

为什么大家觉得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或者博士生培养质量不是那么高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今天的系统质量不太好。系统质量包括规模和结构两方面,规模基本上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可我们的结构不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区域分布结构,二是科类结构,三是层次结构,四是类型结构。

目前,这些结构与社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比如说区域结构,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区域分布的结构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经济发展得很快,可是研究生教育并不发达;而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太好,可是研究生教育比较发达。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点分布、招生规模等是通过计划进行调节的,这种分布是计划和行政手段造成的一种结果。

再说类型结构。这个社会需求什么类型的研究生?调研发现,社会上更多的需求是应用型的、职业型的、专业型的研究生。但我们现在培养了大量学术型的,这就跟社会的需求产生了脱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质量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培养指标中的创新能力培养外,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讲博士培养的系统质量需要改进。

我们培养博士应该两条腿走路

记者: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厘清博士培养的定位,是否可理解为：今后要把博士培养成能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具有高深专门技能的知识工作者?

袁本涛:现在不能完全这么说。我们强调研究,强调学术人,不是要把所有的博士生都培养成在“象牙塔”里做学术的人。如今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很大改变,知识生产者多元化,不仅是大学教授在生产,企业的研发机构、政府的研究机构、社会咨询机构等都在参与知识生产。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对博士生的评价标准。以前强调的是同行评价,强调的是理论知识的生产;现在是强调跨学科的、多元的评价标准。同时,强调的不仅是一个学术的标准,而且还要强调知识的应用和转化。

这就对博士生培养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博士生培养出来以后,不能只适应在“象牙塔”里工作,做那么点小小的实验,然后提出点理论上的想法,这部分人当然需要,也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大量的博士生还是要从事应用的研究、理论的转化和产品开发。因为博士的规模扩大了。要走出这个“象牙塔”,深入到实际生产中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培养的博士应该要两条腿走路。

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的重心应降低

记者:各国都有自己的模式,我们会是一个怎样取向?以您的设想,今后博士培养会有哪些变化?

袁本涛: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今天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我先打一个问号。如果有的话,或者说我更愿意用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生培养方式来概括,这样歧义会小些。我们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不同于美国、欧洲的师生关系、招生办法、课程教学、论文选题以及研究方式等。

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质量保障方面,我们强调政府的作用,即政府在博士生培养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比如说学位授权,有没有资格带博士生,有没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是政府通过博士学位授权审核这一制度来实现的。

相对来讲，我国社会力量较薄弱，社会力量参与博士生的培养和质量监督比较弱。另一方面，高校自己主体性体现得还不够，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特点。

今后，我们的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的重心要降低，由高校或导师承担更多的责任，形成一个自律机制。另外，完全靠政府监督越来越不可能。我想，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今后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每个学校建立自己的博士学位品牌，自觉地、自主地去维护这个品牌，主动调整规模、结构、质量、培养计划、培养模式，主动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可以考虑把主导权交给学校，让学校自主，学位由学校自己授，真正体现学校办学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