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探求“去行政化”之路。

出席全国两会上的代表委员认为，寻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将能遏制当前大学教育中出现的“官僚化”倾向，有利于建立现代化的大学教育制度以及培养精英人才。

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日前在与网民交流时说，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温家宝自2003年以来曾在多个场合提出“教育家办学”。观察人士认为，这一理念是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积极回应。钱学森生前多次向温家宝提及中国该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

据观察，不断加重的高校“行政化”已成为制约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桎梏。南京大学教授董健2008年就曾在广州“公众论坛”上炮轰“校长官员化”现象。他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这是可悲的”。近年来，不少学者、科技工作者也情愿放弃专业，“学而优则仕”。文化、教育、科研单位管理者“官员化”的结果，带来的是“人文气”的下抑。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说，一个学校按官阶分级别，如大学部级、厅级、副厅级，带来的问题是按照官本位来管理学校，官本位意识强了，很多人才不能静下心来治学，必然淡化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撰文表示，中国大学发展的障碍根本问题在于行政化的管理制度。这种大学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且得到巩固。这种制度把大学变成了衙门，从而压制了教师的积极性、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陈德展说，高校的功能是育人，但部分学校出现唯上不唯教的现象，试问怎么能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教育到底是为谁而办？

高校“官僚化”倾向甚至开始在学生内部蔓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高校教师说，大学中出现的“官僚化”现象不仅让大学失去活力，更对青年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学生会、校内社团甚至成为学生步入社会前培养“官感”的试验场。

不仅如此，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导致部分高校为应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怪像，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回首中国百年现代教育史，曾出现过军阀办学、官僚办学和教育家办学在内多种办学模式。1916年至1927年，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创造出空前自由的学术环境，引导中国走向现代教育的管理思维、理念。

对于“教育家办学”的理念，温家宝指出，教育家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有一个制度化的设计，来改革现在学校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让真正的教育家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育管理上来，不再受到行政化的约束，这样教育改革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纲要》指出，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

同时，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

王志民说，校长不是向上级负责，关键是政校分开，扩大学校自主权，提升学校自主权后，也就提升了相应的责任；政府的监管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保证校长充分行使权利，同时加大监督和管理。

杨春时表示，这场大学制度的改革的意义，将远远超出教育的领域，但目前的大学制度形成已经有60多年，有很大的惰性，改革必须进一步开展思想解放运动，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因此又是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