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忙碌了一天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刘志勇和同事讨论商量危重患者的救治到了凌晨3点钟。刚进入梦乡，他又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了。电话那头是夜班医生急促的声音：“刘教授，快来抢救，151床病人病情变化，呼吸极度困难。”

来不及多想，刘志勇和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丽娜教授飞奔到病房。此时，患者大口喘着粗气，时不时还有一阵剧烈的咳嗽，尽管上了高流量给氧，患者的氧饱和度仍然只有70%左右。多年的重症抢救经验告诉刘志勇，病人达到了插管指征，必须气管插管上呼吸机。

新型冠状病毒是属于呼吸道传染，而且传染性极强。在危重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许多医疗护理操作，如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插胃管、上呼吸机等等，都有可能因为患者呛咳产生大量飞沫和气溶胶，导致医务人员被感染。而在这些操作中，气管插管是风险最大的操作。

刘志勇站了出来。他说：“最危险的地方，一定是共产党员在战斗的地方。”

深知插管流程的刘志勇有条不紊地操作着：“护士，请准备插管喉镜、气管导管、准备呼吸机。彭医生，准备镇静镇痛药物。”他从容不迫地戴上正压头罩，托起病人的下颌，呼吸囊辅助呼吸，放入插管喉镜，插入气管插管，接上呼吸机。这是重症医生每天都在做的抢救操作，所有的动作、流程他都了然于心。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抢救，患者的氧饱和度上升到了98%，病人的呼吸改善了！

正当大家长吁一口气的时候，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患者的循环垮了，血压只有76/55mmHg，休克血压！如果这种血压持续存在，那势必会导致患者多器官功能受损，预后极差，必须从中心静脉给血管活性药物。

选择股静脉还是锁骨下静脉，这个问题又摆在刘志勇面前。股静脉置管，简单易行，但后期患者发生感染、深静脉血栓的概率极高，这些并发症严重危及患者生命；选择锁骨下置管，对于操作者难度将大幅度增加，而且在患者头端操作，感染风险也极大。

两个小时的抢救下来，患者平稳了，而刘志勇的衣服早已湿透。望着显示生命体征平稳的监护仪，他特别欣慰：“只要患者救活了，再危险，也是值得的。”

4年前，当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的时候，刘志勇就报名参加了中国第五批援塞医疗队。这次，在战“疫”最吃劲的关头，当科室主任张丽娜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坚定地回答：“我是党员，我上战场！”

2月7日，他和130名同事作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第三批医疗队队员，奔赴了武汉战场。到达武汉以来，他完成了多例“第一”：第一例气管插管，第一例中心静脉置管，第一例插胃管，送走第一例出院患者……

在完成了这名患者的抢救后，已经是2月18日早上7：30了。窗外太阳冉冉升起，抢救小组在窗前留下了一张合照。“阳光代表着希望，虽然照片里看不见我们胜利的喜悦，但我们每一个队员用加油的手势在鼓励：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刘志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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