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位矿物加工博士，为解决我国矿产资源的高效、无污染、短流程加工利用的高技术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其科研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我国有色、黑色、非金属矿物加工领域。

他有多年工厂生产技术工作的体验和较强理论功底，是一位综合能力强的矿物加工工程专家，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多项示范工程及大型工业试验中承担主要责任。

目前他担任中国有色金属矿冶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及湖南矿冶生物技术工程中心主任，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发展项目(973项目)生物冶金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中南大学副校长邱冠周的开场白耐人寻味———

我每次从校园的大门往办公室走的路上，都会看到路边一块写有警语格言的牌子，我经常在心里默念上好几遍。来的时候，可以看到的那句格言是马克思讲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回去的时候，我就默念那块牌子背面的格言，那是恩格斯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科学研究本身所需要的精神”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现实要求”，是几十年来邱冠周思考的两个问题。

从1970年至今，邱冠周参加过21项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并担任项目负责人，特别是在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中的大厂、金川、柿竹园、铝土矿及低品位铜矿生物溶浸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均为国家攻关领导小组成员及专项技术负责人。

湖南长沙。岳麓山下，校园深处，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大楼的咖啡厅里。阳光透入窗户，照在咖啡壶上……邱冠周边为记者磨咖啡边与记者交谈。

与邱冠周对话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与陈景润那个时代的科研工作者不同，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思维跳跃性极强，讲起话来充满激情。广东人的革新意识、经济头脑和湖南人的敢想、敢说、敢干的气质结合在一起。他不仅是科学家，同时还是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和学术带头人。不仅是专家，也是知识渊博，爱好广泛的杂家。熟读二十四史，爱听音乐，还炒得一手好菜。他的同事们称他为一个“有思想、有魄力的人”。他在接受采访的开始，讲了一些似乎与主题无关的内容，比如在高校里，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有哪些现实途径等。邱冠周留给记者的印象是一个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感的人，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记者又发现了许多与第一印象完全相反的侧面。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邱冠周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感觉“简直是到了天堂里一样”。让他最高兴的是，在那里抓住了学东西的机会，而没有“宝山空回”。

邱冠周颇有一些可以称为个人传奇的经历。他是广东大埔县人，曾经在高二提前参加高考并被录取了，由于学校认为他数理化基础比较好，所以就希望他不要去读，等第二年考理工科，以保证学校每年都能有一些考上文理科名校的学生。不料，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邱冠周高中毕业后四年中，当过农民和中学教师，其间还下功夫学习了一年中医。他在中南大学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些医书，他今天依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把中草药名、药性背出一长串。

1970年，邱冠周来到广东大宝山铜冶炼厂当上了工人，第一次接触到矿物，他觉得很新鲜。当时大宝山是被国家看好的一座矿山，邱冠周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感觉“简直是到了天堂里一样”。别人磨洋工，他却是出勤又出力，由于身体好，又肯干，能吃苦，后来当上了熔炼车间主任。邱冠周说，其实他当时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像老师傅那样熟练的技术工。

大宝山的岁月里，他最高兴的，是在那里抓住了学东西的机会，而没有“宝山空回”。“那个时候乱干也浪费了不少材料，两个月就把炉子开坏了。总之，大家不干的我都干。车、钳、铆、锻、焊，我都学，那些老师傅都很喜欢我。那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我后来从事科研，搞发明，尤其是搞技术转化，进行工程化，很有帮助，因为我在实际中干过，知道工业上的生产操作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时候，邱冠周打大锤全厂第一，25磅重的铁锤，他能打100多下，既练技术，也练出了好身板儿。

1972年，邱冠周被送到广东工学院选矿专业学了4年。当时他是学校里最有名的学生，这个有名主要是“学习好，可以当半个老师用”。由于学习起来很轻松，邱冠周有大量时间自学英语。毕业以后，他回到大宝山到氯化球团厂做了3年副厂长。邱冠周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实践的环节很重要，搞科研，要从现实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一位矿物加工博士

邱冠周说，搞科研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否则就是“牵牛上树”。

1978年，邱冠周师从我国矿物加工领域的著名科学家胡为柏，1982年又师从两院院士王淀佐，开始了更为系统的矿物选矿、加工的理论学习。他从老师身上学到了严谨求实的作风。邱冠周还记得当年老师要求他去家里谈话时必须讲英语，叮嘱他写报告要注意书写规范，甚至怎样空格、转段都有要求。“碰到重要的人指点你，比你自己摸索要快得多。我的成长路上碰到了很多人，所以我也愿意栽培人。”

1987年，邱冠周成为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个矿物加工博士。当时，全国各地的老专家都来参加了他的论文答辩。当时我国矿物加工领域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大部分专家都已在65岁以上。年轻的邱冠周怀着对事业的强烈使命感投入了科研工作。他告诉记者，搞科研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否则就是牵牛上树。当年他毕业回广东工作的机会很多，而且都是很不错的工作机会。“当时广东的奖金一个月有100多元，在全国是很高的。回去是搞经济不是搞矿了。我就留了下来。”

当时各地就有提拔年轻人的风气。1988年，邱冠周刚毕业一年，就评上了正教授，并担任系里的管理工作，同时破格提拔的还有另外7个人。当时在全国比较少见，引起了较大震动。这8个人当时被称为中南大学的“八大金刚”。“当然有压力，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搞科研管理，既要能管理，也要能科研。既要懂大政方针，又要有技术，还要拿得出手，讲话要讲到点子上。”

研究必须立足国情

他总是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出发，能把握住祖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科技问题。

邱冠周在实践中发现，我国矿产资源丰富，但很多矿石品位低，难以利用。如何解决低品位的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如何解决?笪锏纳罴庸の侍猓晌?0多年科研生涯的追求目标。

邱冠周的同事姜涛告诉记者，科技研究选题很重要，需要眼光，要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否则，很多科研就会失去方向，即便研究出来，也被大量锁在抽屉里，科研人员也会一辈子碌碌无为。邱冠周最难得的是他总是从国家的经济建设大局出发，能把握住祖国需要解决的现实的科技问题，这与他实践经验丰富，视野广阔有很大关系，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眼光。另外，他总是立足国情去研究。比如生物冶金，必须适用自己的资源，开发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又比如在做此次获国家发明奖的这个课题时，国内外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研究，但是我们国家有自己的资源特点和能源特点：一个是贫铁矿多，占到总量的97%，而国外是富铁矿多；再一个是国外一些国家天然气资源丰富，用天然气作燃料。国内则不是这样，必须走通煤基直接还原的路。邱冠周选择用铁精矿作原料，用非炼焦煤(在我国比较丰富)作燃料，发展直接还原铁生产以解决电炉炉料满足我国直接还原铁的市场。

在科技发明方面，很多题目大家都看到了，而其中保守的方案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而大胆尝试、进行创新则要冒一定风险，这就牵扯到研究者的性格问题。邱冠周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的人。他走的路要跟别人不一样。这里面，就包含着创新的元素。就这个项目而言，除了原料、燃料立足国情外，他还找到了创新突破口，设计了新型的黏结剂，变两步高温为一步高温，使流程大大缩短。

30多年来，邱冠周和他的团队，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瞄准国家经济建设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实行多学科、多方法的有机整合，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究规划发展项目及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十五”等科技攻关项目50余项，建立了较完善的矿物加工理论体系，包括复杂多金属硫化矿电位调控浮选理论及技术、矿物资源生物提取理论、直接还原及金属化短流程新理论和技术、颗粒间相互作用理论与细粒浮选技术等，为我国原料工业的降低成本及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结构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研究的“铁精矿冷固结团煤基直接还原新工艺”、“铜矿生物提取专属菌种选育及提铜产业化应用”两个项目分别列入1998年度和2002年度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美国P·Samasadaran院士认为：该学术梯队的研究成果不但是中国一流，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目前，他们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原生硫化矿细菌分子遗传与代谢调控机制、细菌浸出体系复杂界面作用以及硫化矿细菌浸出过程复杂系统与多因素耦合三大科学难题。

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

邱冠周说，过去中国有“君子不言商”的传统，尤其是搞科研的，但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两张皮”的问题必须解决。

“我很看重一项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看到研究出的技术能应用，是一种享受。”邱冠周对记者说。一项技术发明，在实验室里做成功相对好做一些，但要放大，要推广，要工程化，要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就不那么简单了，涉及到设备、工艺以及人的问题。需要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全面，这也是很多科研人员无力胜任的。比如此次获奖的这个课题在四川西昌搞工业试验时，需要煤，当时从东向西运煤要到北京去拿车皮调拨指标。邱冠周不仅要搞科研，也要亲自去搞火车皮。这些困难，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对科研人员来说，更是天大的难题。但邱冠周都能一一克服。这除了与他自身的素质有关，也与他管科研接触面很广有很大关系。在工程现场，邱冠周在工厂里的实践经验也派上了用场，别人说做不了的试验他很有底气，并能亲自操作。

邱冠周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大家从没有见他被什么困难压垮过。“铁精矿冷固结团煤基直接还原新工艺”在山东莱芜张家洼的鲁中冶金矿山公司试验时，第一次没有搞成，花掉了不少钱，大家压力很大，他还同大家开玩笑，说是到了“大革命的低潮时期”，然后带领大家找原因。问题找到了，但没有资金把错误的东西改过来，这就又牵扯到“钱”的问题。

“搞科研，一是个人要有很大的兴趣，这样才会甘愿为之付出；再一个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体制为之服务，提供动力和保障。”邱冠周对记者说，“过去中国有｀君子不言商＇的传统，提钱是很不雅的，尤其是搞科研的，但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两张皮的问题必须解决。我经常在思考如何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科研需要钱，稳定科研队伍需要钱，科技成果转化需要钱。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1998年，包括邱冠周在内的中南大学领导班子与广大科技人员就如何更好地激活改革开放20多年来学校形成的智力和科技资源进行探讨，形成了共识：科技人员无研究开发积极性和创造力是学校国有人力资源的最大流失；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是学校国有无形资产的最大流失；科研实验设备不能充分利用是学校国有有形资产的最大流失。邱冠周提议建立学科性公司制，来做大做强学校科研。学校制订了《关于落实国家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政策的实施办法》。在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学校涌现了50余家学科性公司，形成以院士、博士生导师为领头人的创新群体，实现了人才、技术和资金、管理等要素的有效组合。大大缩短了学校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周期。短短5年间，中南大学以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为主体的1.4亿元资产，带动了社会7亿多元的资金、资产投入，孵化了60多家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其中有6家公司产值过亿元，有规模以上企业14家，2004年学科性公司实现销售总额达15亿多元。“学科性公司制”为学校学科发展注入新活力，科研选题和经费迅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学校人才的培养。

“不是学科性公司，是学科性公司制。”采访中，邱冠周不断纠正记者的概念：“一个是学科性，即要有学科的优势。一个是公司制，即要用公司法去规范科研，但不是公司化。”邱冠周说，原来是打工式科研，现在是技术占股的科研；原来技术不值钱，现在是技术也是钱，实际上是做大科研，融教学、科研、产业于一体。此前，在国家7部委下发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科技人员创办企业，技术转让收入个人不低于20%。有人质疑，说国家没有规定说可得70%，邱冠周回答说，“国家规定不低于20%，但并没有规定上线，只要依法办事按章纳税就行了嘛。”

姜涛告诉记者，学科性公司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学校、为科研事业留住了人才。很多年轻的老师都改善了生活，住上了新房，开上了好车。邱冠周却没有买车，也依然住在学校83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家具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2003年初，邱冠周等研究出的一种生物菌种成功转让了1000多万元。按照学校的有关政策规定，其中70%交税后可以分发给有关有功人员用以改善生活，邱冠周和他的团队却将其全部投入到生物大楼和实验室的建设之中，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邱冠周深深懂得，科研需要钱，但钱的力量对人又有负面影响。他又担忧一些人会经不住诱惑，钻进钱眼儿里。社会上也有“中南大学的教授都去办公司发财去了”的说法。邱冠周始终认为，学校不是赚钱的地方，老师最重要的还是“人品、道德、文章”。科学技术要为社会需要服务，但科学本身又是探索未知。邱冠周很矛盾，过年的时候，看到教学楼门口挂着的“恭喜发财”的红灯笼，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人的一种行动本身是表示他的思想。那么我们的思想里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水平重要？”

用人文滋养科学

邱冠周说，创新需要“杂交”。科研要有新思路。研究领域越分越细，太细，也不好，要汇百家之长。要善于用多学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邱冠周认为，一个人，“悟”是很重要的，“悟”与“不悟”有很大差别。对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的爱好可以使人的心静下来。他相信，人文对科学是一种滋养。

姜涛这样评价邱冠周，“他是一个视野很宽的人，有魄力有思想。他平时并不是风风火火，而是不紧不慢。他身上有很传统的东西，既解放思想，又谨守传统道德。他的书架上，基因、芯片这些前沿的技术的东西和历史、地方志、中医、中国文化等书籍摆放在一起。就像他的人一样，你很难把那些古典与现代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但在他身上可以。他会首先考虑年轻人的出路、生活和发展。他对人生、对国情、对历史、对管理都有深刻的认识和自己的见解。”

邱冠周对记者说，创新需要“杂交”。科研要有新思路。研究领域越分越细，太细，也不好，要汇百家之长。他很善于用多学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进行多学科“杂交”。比如运用基因芯片技术进行浸矿微生物基因组学的研究，在解决微生物冶金速度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用人也是这样。邱冠周认为，不要求全责备，一口塘要养很多种鱼。他还认为，科研需要交流。科研中遇到困难，不要仅仅是自己琢磨问题，而是要发挥群体力量，校内的校外的，国际的国内的。他说：“现在科研越来越群体化了，需要一个体制。要有开放度。”他还说：“学问不是挤出来的，是流出来的，如潺潺流水一样，挤出来会走样。所以要在宽松的环境中进行交流和讨论。”

邱冠周拿出500平方米的空间在生物大楼里建了一个3层的咖啡厅，请来一个有国外学习经历的老师来管理。对方说，我不会赚钱。他说，那正好，我们这个咖啡厅就不是来赚钱的，是为老师们提供交流环境的。咖啡厅不对外营业，只供学术交流，哪怕只有两个人来谈课题也开放。在这间咖啡厅里，诞生过很多科研灵感。他也经常在这里与学生谈话。他认为，一般教学不能代替个别指导，面对面、一对一的指导很重要。他还请学生在这里给他上课，讲他不懂的知识。

邱冠周自称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他坚信，技术创新必须用体制创新做保证，科技和体制创新必须有文化创新的滋润。希望建立的一个机制是：在外部环境的层面上，为科研提供优美的环境、便利的工作条件；在制度层面上，建立政策、行为规范和有效评价体系。在精神层面上，让科研人员拥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

采访结束，邱冠周与记者共进午餐，他兴致勃勃地跑到餐厅后厨给大家炒了一盘青菜。他边不紧不慢地用筷子翻炒青菜边对记者解释道，“就像矿物加工中的搅拌一样，用筷子炒，受热均匀。”矿物加工研究事业是他一生的钟爱，已经融进了他的生活。

炒菜的火光起时，我看到了一个转型时期的具有丰富心灵的科研工作者————那个为年轻人思考出路、致力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现实主义者，那个喜欢喝咖啡同时又对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能作古文的浪漫主义者，那个总是思绪飞扬、出口成章的理想主义者，那个懂得“没有钱万万不能”和“科学是探索未知”的矛盾的人，那个深深懂得“求生求活”的艰辛与平实之美的生活中人。他像一个徜徉在理工海洋里的诗人，在文理间自由出入，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却又悠然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