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宽裕的他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所得创立“阳光基金”，几年来，他捐出一万多元，帮24名濒临辍学的贫困学生留在了校园；他带队冒酷暑历时20天走遍200多个村组调查农村五保老人生活困境，并上书党中央引起关注。本报记者奔赴湖南，走近他，试图“解读”他。2月22日，自中南大学发回这篇报道—－

吴晓林来自莱阳农村，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没有固定收入，家里并不宽裕，不能指望从父母给的钱中捐款。可大话说出去了，为保证基金能建起来并长期进行下去，吴晓林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公式：阳光基金=稿费×50%+奖学金×40%+勤工俭学收入×30%+其他收入，这是他激励自己既要多干点事，又不能耽误学习。

刚开始批发来邮票和信封叫卖，当晚赚了7元钱再也卖不动了；改卖夜宵和钢笔，一个月还赚不到100块钱。

“最苦还是在担任校报发行员的时候。”吴晓林回忆说，在大一下学期，他既担任着学院办公室助理，还得负责四栋宿舍楼1003个寝室的报纸送递。“因为下课后要到学院办公室值班，我只能在其他同学吃晚饭时取来报纸送过去，这些楼最高有八层，每天下来总是精疲力竭，再加上错过了饭时，我常常是买点面包挡一下接着再去读晚自习。这样每月能挣100元钱。”

农村五保老人是最困难的群体

2月19日，我和吴晓林一起，乘轿车去湘潭县易俗河镇第三敬老院。大学四年本科的最后一个学期做论文，吴晓林就选择了自己组织调研过的农村五保老人供养问题，正好今天回访一下。下了高速，跨过一段十分颠簸的丘陵地段，吴晓林再也忍不住，下了车“哇哇”地吐起来。吐完了，他还调侃自己：调研实践时正赶上夏天最热的时候，当初6个人挤在一辆“叭叭”三轮车上倒没事，看来是坐不得好车。

到敬老院时，正赶上院长杨伯根赶集回来，他提着腊肉和新鲜的蔬菜，敬老院里的几位老人都笑呵呵地迎上前去。看到吴晓林，杨伯根显得格外激动：“涨了涨了，补助由每月60元提高到130元。老人们现在每天碗里都有肉和鱼，不像以前一个星期吃不上一回。”杨伯根又握着吴晓林的双手说：“听说你们调查完，就往上边反映了。你们办了个大好事。”

陈旧的黑瓦平房，内墙上还有退色的毛主席语录，每扇窗子的玻璃都有缺失。随吴晓林到了袁厚良老人的房间，一股霉味窜出来，房间里又湿又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床上是一团黑乎乎的棉絮。在敬老院里转了一圈，吴晓林问怎么没看见李大爷?杨伯根说，老李走了。吴晓林一怔：什么时候？杨伯根说，就是去年夏天你们从这里走后十天，他化脓感染了。

这么快？吴晓林感到十分遗憾，他告诉记者：当时李老汉82岁，印象最深刻。虽然他右大腿肿得几乎比左腿粗两倍，但仍然乐于充当我们的解说员。当时我们问老人患病由谁照顾时，李老汉说“基本上由自己较近的亲属或邻居照顾，”他还指了指自己的右腿，“你看我这里”。因为有李喆、徐问两个女孩子在场，老人还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每天要换两个卫生巾，再用棉纱缠上。”老人告诉我们“1978年我的腿被水泥板砸了，穿孔流血，27年来一直没有舍得花钱治疗，到现在还流血流脓”。在我们的要求下，老人揭开棉纱和卫生巾，腿上硬币大小的三个伤口立刻淌出脓水，顺着老人的腿流到地上。“合作医疗是入了的，但是行动不便，不能去大医院看，只能忍着，就是去看了，这样的病也得花好多钱，咱也拿不起啊。”老人说。离别的时候，他一再叮嘱我们“希望你们反映一下情况”，眼里充满了期待。这也一直是我们进行不懈调研的动力。吴晓林说，经过20天，他们深入到长株潭地区的五个县区、200多个农村村组，取得了473户老人的资料，最后得出结论：农村五保老人因为无子无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等原因，他们吃的饭最差、穿的衣服最烂、住的房子最破，无疑是我国当前最困难的群体之一。“巨大的社会反差拷问大学生尤其是党员大学生的责任，让我们感觉责无旁贷。要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关注困难群体。”我们感觉事情重大，就写了一封呼吁关注困难群体的信，连同调查报告和实践日记，一起寄给了党中央。“没想到民政部部长李学举给回了信。”吴晓林说，“李部长还夸我们调查深入、扎实，报告细致、生动。据说新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将于下月施行，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农村五保老人生活问题。这说明我们这个调查的点是选对了。”

紧要时拉一把，他们就能捱过去了

2月20日，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我们就乘车赶往邵阳市绥宁县。吴晓林用他的“阳光基金”先后资助着这里的20名贫困学生。到绥宁有7个小时的路程，刚出长沙，又下起了雨，在车子里感到有些冷，睡不着觉，吴晓林就讲起初创“阳光基金”的事情。

“那是刚入学不久，我们召开了一个关于助学贷款的主题班会。全班30人仅有两个名额，不料当时却有7个人报了名。为了公平起见，学院要求报名者在全班同学面前公开陈述申请贷款的理由。”吴晓林说，轮到第五个发言时，这位来自河南的同学站出来说，既然那么多同学经济特别困难，我选择放弃。这让吴晓林很吃惊，也很受感动，因为他知道这名同学家庭情况确实很困难。“当时我脑子就很热，直接冲上讲台，几乎是吼着说，我要成立一个基金，帮助困难的同学，然后就噔噔地下来了。同学们愣愣地看了我好大一会儿。”

吴晓林便决定勤工助学。

2003年夏天，绥宁县暴发特大山洪。吴晓林当即联系当地一所小学，寄去800元资助了4名小学生。绥宁县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伍玉荣给中南大学写来感谢信，吴晓林此后就通过他进行资助。

下午一点多，车子到了绥宁，伍玉荣正等着我们。简单吃了点饭，接着赶路，弯弯曲曲又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到达枫木团学校。这是枫木团乡唯一的学校，从学前班到初三共638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贫困生。初三的学生杨刚和刘尚贤看到车子进校园就围了上来。吴晓林拿出200元钱给他们时，两个人都躲开不想要。硬塞到手中，刘尚贤忍不住哭起来，“谢谢吴哥，你帮助我这么多次。”

吴晓林转身去车上取带来的衣物时，杨刚悄悄地把一张叠成四方的横格纸递给吴晓林。打开一看，是封感谢信，字迹工工整整：敬爱的吴老师，我刚听说您的家庭也不富裕，资助给我们的钱也是省吃俭用攒的，真是太感谢了……看到是从作业本上撕下的纸，记者问是否是刚写的？吞吞吐吐了一阵子，杨刚说：“我从昨天晚上自习课就开始写，有很多话想对吴哥说，却又写不出来。想了一夜，今天上午又接着写，可写了10多遍总不满意，一本作业本都撕光了。最后一遍是中午乘别人都吃饭时写的。”

吴晓林告诉记者，杨刚的妈妈患有精神病，杨刚又在12岁的时候放鞭炮炸伤了右眼，生活仅靠杨刚的父亲打点竹子，家里几乎揭不开锅了，正欲让杨刚退学时，吴晓林给他缴了学费。“紧要时拉一把，他们就能捱过去了。只要能留在学校，就多了一分希望。”吴晓林平静地说。伍玉荣拿来一个档案盒，里面是受吴晓林资助同学的详细资料，仅在该县，“阳光基金”就捐出了6600元。

要“秀”但不是“作秀”

吴晓林的举动，也曾在中南大学引起很大争议。何杰至今记得那次争论。去年有一次，他和几名同学在宿舍传达室里聊天，看到吴晓林走上楼去，楼管人员随口说了一句：晓林这孩子不错。不料，一位本学院的同学却酸溜溜地说：好什么，完全是“作秀”。何杰和其他几位同学听了十分生气，便质问他：你知道吴晓林有多辛苦吗，为了一句承诺，他付出了别人几倍的努力。他是在“秀”，而不是“作秀”，他是在“秀”给大家看，带动更多的人奉献爱心。经过半个多小时争论，质疑吴晓林的同学终于认可了他。

对于这些，吴晓林总是一笑置之。“其实吴晓林也承受了很大的委屈。”2月21日，他的好朋友牛磊透露给记者一个秘密。大四上学期，吴晓林以学院第四名的综合成绩获保送研究生资格，投出申请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给他发来了复试通知，这是全国研究“三农”问题较为权威的院系，然而吴晓林却突然放弃了，他解释说是时间太紧了，自己没有把握能复试成功。但后来，牛磊才了解到，真实的原因是吴晓林前一学期的奖学金还没有发下来，他就从家里带来的2000元中“挪用”了1500元，当作“阳光基金”预支寄给了绥宁，而剩下的500元还有一整个学期要吃饭。被太多这样的事感动，牛磊等14位同学也先后加入“阳光基金”建设中。而对于调研农村五保老人生活并上书党中央一事，也有人认为吴晓林是为了出风头。对此，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彭忠益认为，吴晓林组织大家做这件事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关爱而“水到渠成”。吴晓林等同学进行实践调研，恰恰说明了他们有理想、有责任、会思考，他们是和谐社会积极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