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25日，英国剑桥大学的波恩诊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其“创造者”、致力于体外受精研究的罗伯特·爱德华兹教授因此闻名世界。

在经历了30多年的漫长等待后，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教授、被称作“试管婴儿之父”的罗伯特·爱德华兹终于在今年10月4日，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他使试管受精技术用于治疗不孕成为可能，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的不孕夫妇带来了福音。”

自此，试管婴儿技术，在经过人类长时间的伦理、宗教、社会审视后，终于被完全认可。

成功揭示人类受精发育全过程

“爱德华兹对于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成功地揭示了人类受精、发育的全过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乔杰教授告诉记者，尽管动物的试管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早就有成功先例，但人类卵子的生命周期与兔子、牛完全不同。人类卵子如何成熟、不同荷尔蒙如何促使卵子成熟，何时适合授精、哪种精子更易被接受，一系列的生殖问题在当时都是一片空白。

然而，相比于这个医学里程碑式的成功为人们带来的喜悦，试管婴儿技术最初更多引发的是“激烈的伦理争议”。当时的报纸惊呼：人们又一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违反了伦理道德”。许多宗教领袖甚至科学家都站到反对的阵营，要求爱德华兹立即停止“扮演上帝”的做法。

就在伦理学家为“试管婴儿”争论不休的同时，试管婴儿的技术却在不断成熟、不断发展，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1988年，我国首个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诞生。2007年，长大成人的路易丝·布朗诞下一名健康男婴，用事实证明了试管受精技术的安全性。迄今为止，全球约有400万名婴儿拜试管受精技术所赐来到人间。

已超越治疗不孕不育范畴

“以试管婴儿为代表的辅助生殖技术30年来发展迅速，从常规的试管婴儿、单精子卵胞浆注射、植入前的临床诊断，到辅助生育技术、囊胚培养、卵子冷冻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已超越了单纯治疗不孕、不育的范畴，进入了探究生命奥秘的新阶段。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爱德华兹对于人类受精过程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之上的。”乔杰说。

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工程研究所所长卢光秀教授指出，传统的试管婴儿技术，其卵子多来自自然排卵，不仅可控性差，且卵子无法储存，必须现取现用，妊娠成功率不高。而随后发展的药物促排卵技术、冷冻技术等，则让妊娠成功率从不足10%提高到60%左右。

卢光秀告诉记者，除了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外，单精子卵母细胞胞质内注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卵母细胞体外成熟三项革命性生殖医学衍生技术也已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其中，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可以通过对早期胚胎部分细胞进行遗传学分析和筛查，将无遗传病的胚胎移植入宫腔，有效地防止遗传病患儿的出生；卵母细胞体外成熟技术则可以通过体外培养，将未成熟卵母细胞发育为成熟的中期卵母细胞，避免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此外，采用干细胞分化出卵母细胞和精子，体外构建出了人造卵巢等研究也在进行当中。

“不仅如此，当今的生殖医学已致力于人类生育力的保护和保存，在保证母婴安全的同时，减低遗传性疾病发生以及出生缺陷的发生。例如，对于儿童癌症患者，在接受放化疗后，其生育能力将受到影响，在早期对其卵子甚至卵巢进行冷冻保存，并在成年时期重新植入体内，将有效保存女性生殖能力。”乔杰介绍，2006年1月，我国首例、国际上第二例“三冻（冻卵、冻精、冻胚胎，再解冻移植入母体子宫内）”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

“如今，整个人类的生殖工程科学研究领域已初具雏形，试管婴儿技术催生了胚胎干细胞、再生医学学科建立发展，罗伯特·爱德华兹则是这一切当仁不让的创始人。”卢光秀感慨道。

辅助生殖技术还面临多重挑战

“伦理问题永远是继发于医学技术进步之后才出现的。现在看来，公众对于试管婴儿的认知程度已有明显改善。以前，很多病人连病假单上都不愿写试管婴儿，而现在不少人主动要求采用试管受精。而一些所谓的伦理问题，也可以通过规范化管理来解决。”卢光秀介绍，2001年，我国卫生部先后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等政策法规，为我国生殖医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特殊高新技术在我国的规范化推广应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事实上，目前辅助生殖技术中90%均采用常规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并未破坏人类繁衍固有的生物学过程，真正引起伦理学争论的是由此衍生的赠卵、赠精、代孕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乔杰认为，很多人将技术本身与技术衍生出的社会事物相混淆，才将辅助生殖技术推到了伦理学的风口浪尖。在未来一段时期，如何处理精子、卵子捐赠者、子宫代孕者、孩子抚养人等“生物学父母”和“法律父母”的权利与义务？如何确定婴儿未来的家庭关系、血缘关系和继承权问题，才是需要社会关注的重大伦理学问题。

对于由试管婴儿技术衍生的“克隆人”技术，乔杰告诉记者，爱德华兹曾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与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多位中青年学者探讨过此类话题。爱德华兹曾明确表示，就目前技术而言，无法保证“克隆”的安全性，或许在创造一个健康的“克隆人”之前，科学家可能会先造出成百上千的畸形儿。而制造大量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人，可能诱发新型疾病的广泛传播——“它违背了人的生命伦理原则，将损害人的尊严。”

此外，在技术方面，乔杰指出，由于辅助生殖技术避开了人类生殖的自然选择过程，尽管没有发现该技术明显增加后代出生缺陷及遗传疾病的发生率，但其对人类表观遗传可能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促排卵药物的长期应用也可能提高妇科肿瘤等潜在疾病的发病。因此，严格掌握技术适应证，查找潜在风险，以及努力提高活产率，降低并发症和多胎妊娠发生率，提高分娩单胎健康活婴的比例等都是需要攻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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