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佩兰：我国小儿脑水肿研究创始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博士生导师。

日前，记者读到了一篇飘着墨香的论文——《小儿脑水肿与颅内高压治疗的某些进展》。这篇发表在《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2011年第2期上的文章，出自一位耄耋老人之手。她就是虞佩兰，我国小儿脑水肿研究的创始人。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诺言。

“边补边脱”治疗原则改写了教科书

“我关注小儿脑水肿，源于一名6岁男孩的遭遇。他让我发现了教科书中的重要错误，这曾经导致很多孩子死亡。”虞佩兰快人快语，言谈中提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感染性脑水肿的发病率高，病死率也高。当时国内外通行的治疗脑水肿的方法是以脱水为主，但实际疗效不佳。1968年，虞佩兰遇到一名患中毒性菌痢合并脑水肿的6岁男孩。由于强烈脱水，患儿休克加重，最终不幸死亡。“所有教科书上都说要限制液体入量，他们说你补那么多水，不符合教科书。”当时，参与会诊的10位教授全都不同意虞佩兰的观点，迫使她只好“保留意见”。孩子的死让虞佩兰痛心不已。她决心挑战传统的治疗方案，从此投入小儿脑水肿的研究。

虞佩兰认为，脑水肿患儿尤其是感染性休克伴有脑水肿的患儿，过度的脱水治疗会使休克加重而不利于脑血流的灌注，因此一味机械地限制补液量是错误的。1978年，虞佩兰运用中医辨证治疗的原则，提出了小儿脑水肿“边补边脱”液体疗法，打破了传统的治疗原则，大大放宽了每日进水量，只要使患儿保持在轻度脱水状态即可。这样，有些抢救成功的患儿每日补液量可达传统补液量的3倍以上。

在当时，这无异于“离经叛道”，不少专业人士都认为不可思议。然而，多年临床实践证明，虞佩兰的“边补边脱”液体疗法是正确的。由于这一方法的实施和推广，我国小儿脑水肿的病死率由原来的75%下降至25%左右。这一治疗原则改写了教科书，被纳入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和多种小儿神经病学专著。

“临床与实验研究并重”是虞佩兰一向坚持的科研方向，她果断地开展了脑水肿的动物实验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卫生部开始实行科研课题招标。当时的人们对动物实验所知甚少，极少有人敢于问津，但虞佩兰在一片异议中大胆参与，结果一举成功。1981年，《脑水肿动物模型》课题获得卫生部资助8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可观的资金支持了。经费有了，但脑水肿模型如何建立？

虞佩兰和她的研究团队将目标锁定为建立感染性脑水肿的动物模型。但用什么细菌导致脑水肿？用什么作为判断脑水肿模型成功的指标？国内没人做过，国外文献也极少。虞佩兰亲自带领研究生查阅文献、筛选细菌、观察实验，实验动物从狗做到兔、大鼠，筛选了痢疾杆菌、大肠杆菌、布氏杆菌，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

“靠投机取巧永远都学不到真知”

从临床到实验研究，从形态学到生化、分子生物学研究，虞佩兰主持的小儿脑水肿科研从此一发不可收。湘雅儿科的脑水肿研究在国内外渐渐有了名气，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项，国家卫生部资助4项，获奖12项次，1991年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4年，虞佩兰带着刚建立不久的“伤寒内毒素导致兔脑水肿模型”，到日本东京参加第6届国际脑水肿会议。“参会的250人中，我是唯一的中国代表，一开始没人把我放在眼里。”虞佩兰自嘲道。但很快，这个不起眼的中国女人很快就征服了所有听众。“我们的图很能说明问题，证实是混合型的脑水肿，有细胞毒性的，有血管源性的。当时国内外还没有用细菌做成的全脑脑水肿模型。”就在这次会议上，虞佩兰与国际脑水肿权威、美国的Iklatzo教授成为了好朋友，还认识了日本小儿神经科专家山下文雄教授。会后第4天，这两位教授就赶到中国，参观了虞佩兰条件简陋的脑水肿实验室。看完后，这些“国际大腕”更是被彻底征服了。领先国际水平的小儿脑水肿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他们简直难以置信。

在后来再次参加国际脑水肿会议时，虞佩兰又提出了感染生脑水肿早期可使用扩血管药654-2和脑水肿“边补边脱”液体疗法的新观点，以充分的事实论述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湘雅儿科的脑水肿研究由此走向世界前沿。

虞佩兰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对学生更是出了名的严厉，每周都要求他们详细汇报实验结果，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数据，她都不会轻易放过。“跟虞老师学习，既需学做事，更需学做人。”她的学生方亦兵现在是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他人生的每个阶段。虞佩兰常说：“诚实认真才是科研成功的基础，靠投机取巧是永远都学不到真知的。”就是在她不分昼夜的工作和具体指导下，1983年，湘雅儿科首次在国内外制成“伤寒内毒素感染性脑水肿动物模型”。此后经不断改进，又制成“百日咳菌液感染性脑水肿动物模型”，得到了国内国际的认可，并一直沿用至今。从虞佩兰开创建立硕士点和博士点起，湘雅儿科已为国家培养17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要活得有质量，就需要知识”

尽管虞佩兰的大半生都致力于儿科脑水肿的研究，但她在儿科中西结合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1958年，她参加全国第二届高级西医学中医班，历时3年，成为我国早期的儿科中西结合医师。在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学后，她开始在临床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儿科常见病与疑难重症。1974年，虞佩兰在湘雅医院儿科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查房制度与教学制度，书写中西医结合病历。她扎实的中西医基础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的带动下，中西医结合成为湘雅儿科的一道风景线。

虞佩兰常说，她在事业上的成功，与她的老伴——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曹美鸿教授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他们在生活中是形影不离的亲密伴侣，在工作上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到他们家采访时，他们正津津乐道地讨论着有关脑水肿和颅内高压方面的学术问题。

两位老人虽年事已高，但身体硬朗、精神极佳。现在，他们每年还分别带着十多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平时，除了给研究生修改论文，他们依然坚持看书、写论文，从事相关研究，甚至在80高龄时开始学习电脑。

“知识可以让人更积极地面对生活。学习的价值不在于你学了什么，而在于你提高了什么。在对知识的不断追求中，我们得到了快乐。一名儿科医生，他的状态应该‘总是在学习’。”虞佩兰说。她一生笔耕不断，80多岁还在国外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近90岁时发表了有关小儿脑水肿及颅高压诊治的综述。

有时，虞佩兰还会以自己和老伴的亲身经历作为素材，研究一些“身边的学问”，比如老年医学、养生保健等。“要活得有质量，就需要知识。”虞佩兰说。尽管她在50岁时就得了严重的冠心病，但疾病并没与吓倒她。她用自己数十年与冠心病斗争的亲身经历，写下了《冠心病是可逆的》一文。

健康报2011 年6月3日第07版 http://211.154.163.181/jkb/html/2011-06/03/content_1012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