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元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便深刻进行剖析，而不是浅尝辄止。先生为什么能成为大师，关键是能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改进观点。先生一辈子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提出了弹性系统动力学总势能不变值原理，改造了“达朗贝尔”原理和虚功原理，为列车—桥梁时变系统横向振动分析理论以及列车脱轨分析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经典理论，多数学者只是想着把它用好，没有在意它还有改进的余地。我一再强调，跟着先生的过程要真学、真信、真用。

我跟着先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我在铁科院读研究生，铁科院的研究条件和师资力量都很好，大家都愿意留在那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一般的振动分析、模糊数学处理工程问题以及黑箱理论都非常热门。后来我接触到先生的两本油印稿子，一篇是《结构动力学》，一篇是《结构稳定理论》。先生讲的动力学理论就是根据达朗贝尔理论改造过来的，当时我觉得这套思想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学的是工民建专业，先生是搞桥梁的，我一直没有机会接触他。一次，我回母校就开玩笑似的问他，你招博士的时候能否公平竞争，如果你能做到，那我就一定回来考你的博士。那时我内心还处在摸索和彷徨的阶段，先生的学术思想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受。这两篇稿子也影响了我往后做工程和学问。我以后仍将用着先生的思想，继续走下去。

第二个阶段始于1988年。从铁科院毕业后，我回到铁道学院读博士。我跟随先生研究列车桥梁时变系统振动问题。依照先生的思想，把车桥系统振动方程建立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当时先生介绍我学习S.P.Timoshenko工程分析思想。我觉得他这套方法非常优越，其他方法算出来的结果，有可能接近极限，也有可能达不到。用先生的思想分析，就能把握问题的边界，这对搞好安全设计来说很重要。1992年我在广深准高速线上测试列车构架蛇行波，发现实测结果的包络值与理论分析比较吻合。我觉得这个阶段是真学，按照先生的思路，开始实践并慢慢积累，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完善他的理论。

第三个阶段，博士毕业以后，清华问我愿不愿意去做博士后。我就讲我不去了。因为那时正好铁路系统两个很高级的专家设计的两座公路桥垮掉了。我跟先生讲，我一定要到现场去。因为，我觉得要应用先生的理论解决问题，那就要到现场去摸索。第一站到南昆铁路，遇到好几个隧道问题，当时我当总监，因为不懂隧道，我就在工地学新奥法，人家给我讲很多理论，先生这套东西一下子用不上。当时我天天盯着施工单位，还是垮掉了。讨论的时候我说施工单位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做的，我就用先生的这套理论谈我的认识，可能是设计理念或是新奥法应用有问题，因为好几个隧道都有问题。我就思考鱼和水的关系，如果个别有问题，那就是鱼的问题，如果大部分鱼都死掉了，那可能水有问题。当时铁二院一位领导打电话到学院说，一个搞桥梁的人在这里瞎说。回来以后，我就到图书馆扎了半年，把新奥法和隧道力学理论好好研究了一遍。

后来，石长铁路隧道遇到问题了，来了许多专家没有突破问题核心。事后叫我去试一试，我说能否按我这个办法做，现场技术人员和工人说可以，但是我这个办法不符合规范。有人说我这个方法太简单，就是一个理论力学公式。我说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也都很简单，关键是抓到物理本质。

这套思路是先生几年前教给我的，后来我通过500多个隧道的提炼，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也就是：地下工程、工程结构安全度。安全还是边界值的问题。算出来的值一定要是边界值，不是中间值，中间值对设计存在风险。我这套体系也是对先生的继承，是结的果子。现在为什么很多结构坏掉了，先生要用最简单的方法算出边界值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就是说结构合不合理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计算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或者安全度到了什么程度，要有一个判定条件。后来我们在先生的基础上，搞出两个条件。包括很多自己做的工程，几十年都是完整的，修复已坏的工程，现在也都还是完好的。 （作者系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总工程师）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年12月1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