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陈新民（1912-1992），河北省清苑县（今保定市）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冶金学科科学博士学位。１９５２年受命筹建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等职。1992年12月23日，在民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同年12月25日，被中共湖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启元曾任中南大学副校长，现为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我们父子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俩的信仰是一致的。父亲经历了这么多历史的劫数依然相信共产党，所以我也相信，因为我认为父亲的相信一定是有道理的。虽然父亲在世时和我的交流不多，但他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为人到信仰都是如此。

有一种爱，叫默不作声

“哦。你来了。你的课怎么办？”这是父亲临终留给我的最后遗言。我感觉这也是父亲生平对我说过的最感性的话语。

1992年12月22日，父亲正在北京参加民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忽然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一早我乘飞机赶到北京，见到他时已经不行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就昏迷过去，当天就去世了。父亲没有熬过那个寒冷季节的“坎”，但他的一生中，却矫健地迈过了人生许多的“坎”。

在我们子女的眼中，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整天早出晚归忙着自己的事业，很少管家里的事务。因为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卧病不起。家里的6个姊妹都是大的管小的，或者自己管自己长大的。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言语不多的人，所以关于父亲的故事，我们6姊妹大多数是在他去世之后，通过他的一些回忆录和他的一些至交口中得知的。但他对人非常和善，对教工们很好，现在学校一些老职工忆起父亲还依然很怀念他。

他几乎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也从来不要求我必须做什么。顶多就是小时候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会问一句：作业做完了吗？马上就要开学了。

很多人以为我读冶金专业是父亲的安排，但事实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当年我下放到湘西山区教书好几年，想考研改变命运，找不到教科书，正好家里有冶金方面的书，只好看这些书去参加考试。

心里埋下了一颗叫“共产主义”的种子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祖国的内乱外患中度过的。

13岁那年，父亲在英国人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读书，因为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最终离开了该校，转入中国人自己办的天津南开中学。“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除参加罢课运动外，为了表示决心，父亲削去头发，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军事训练，准备为抗日而战。

但那个时代，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纵然有满腔抱负，却无用武之力。这让父亲萌发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志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父亲于1940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公派留学生，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冶金博士学位。

美国学成，本可留下过优裕的生活，而父亲却义无反顾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并兼任了学校校务委员和秘书长等职。那时，父亲受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思想的影响，对共产党有了一些了解，在心里埋下了一颗叫“共产主义”的种子。父亲认为每个人爱国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他能做到的就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那一年，他实现了中国矿业界最重要的一件事

“1952年，在世界冶金和选矿界发生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国长沙成立了中南矿冶学院。”这是当年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MiltionE.Wadsworth的评价。

１９５１年冬，父亲刚从苏联和民主德国访问归来，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钱俊瑞请他去，提出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中国急需培养矿冶类专门人才，以适应重工业发展的需要，拟调他去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筹建一所大学。

筹建一所新大学，人力和物力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困难。当时父亲在北京已工作多年，在工作、生活上有许多便利之处，而湖南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但父亲并未多想个人的利害得失，把国家的需要视为自己的前途。

１９５２年元旦后，迎着漫天风雪，父亲赶到长沙开始进行新校筹备工作。校址选在岳麓山南麓的左家垅村。这里有清华大学抗战前夕准备南迁时盖的两栋教学大楼，因遭日本飞机轰炸和年久失修，掩没在树丛之中，早已破烂不堪，不通水电，只有几户居民，满目荒凉。

经过一番修整，又搭起了几座工棚和临时宿舍。1952年暑假，中央教育部从各省抽调来的师生陆续到达长沙，有教师100余人、学生500多人。凭着这点资本，我的父亲雄心勃勃地勾画了一幅蓝图：要争创世界第一流水平，办成亚洲最大的矿业学院。当年暑假，学校新招了1050名学生。5年后在校生即超过了5000人，与国内老牌学府清华、北大当时的办学规模几乎相当。

父亲很爱他的事业，爱得很执着。在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为了给学生上好课，他通宵达旦地编写讲义，X射线学、结晶学、金属腐蚀与防护等半米多高的手稿足以解释他后来眼睛高度近视的原因。

有一种坚持，“我要入党”

因为同样的职业背景和政治身份，很多人想找到我和父亲的共同点，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信仰——我和父亲都一直相信共产党。

我一直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历史证明，还没有一个党能像共产党一样搞好中国。

父亲早在1953年就向中共递交了入党申请。然而，历史原因让他的这个心愿一直被耽搁。

１９５７年，４０多岁的父亲正值年富力强，却不幸在反右派斗争中蒙受冤屈，接着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期间，他被撤离了领导岗位，经受了多年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父亲仍以报国之心，忠实地履行教师的职责，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作为共产党的追随者，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就应该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就应该把自己看到的，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对党的事业有益的想法尽量提供出来，否则，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一定要以自己的行动挽回党和群众对我的误解。”

“文革”时父亲写的材料里，从来不讲别人的不是，这也可见父亲为人非常正直。

上个世纪80年代，父亲还在跟我商量要申请入党。省委统战部考虑到他在民主党派中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希望他继续任职。直到1992年父亲去世以后，终被中共湖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来源:湘声报 作者: ◆陈新民之子陈启元口述 本报记者 寻晓燕 整理 http://www.xiangshengbao.com/bencandy.php?fid-172-id-4472-page-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