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间中国高血压发病率由5%增长到20%，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人数已超过2亿。”作为一名心血管病专家，在对心血管病致病原因——高血压的研究道路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袁洪教授从未停歇。而自身患高血压20年的经历，更让他对病友们多了份感同身受的特殊情感。

在儿时的记忆中，袁洪的母亲、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都患有高血压，这是成为他选择学医并致力于高血压防治研究的最初原因。20年前，36岁的袁洪被查出患上家族性高血压后，在临床工作中，他不仅成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高血压降压良方，更总结了一套针对高血压患者的个体化药物治疗体系，通过“量体裁衣”式的合理指导，在显著提高药物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了药物的不良反应，减轻了高血压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上世纪90年代初，袁洪被查出患高血压后，自己就曾经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降压药而吃足了“苦头”。他尝试使用利尿剂降血压，2-3年后出现严重痛风症状；改用钙拮抗剂类降压药，1年后出现脸红、脚肿的症状；于是尝试使用酶抑制剂类降压药，出现一到半夜就咳嗽不止的现象；转而尝试美托洛尔类降压药，出现活动后的气喘无力等症状。“降血压的5大类药，我用了4类，却仍未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药。”不同的人对降压药的效应及不良反应千差万别，相同的病例、相同的处方，可疗效却可能大相径庭。由于找不到最佳治疗方案，大多数降压药物有效率只有42%-59%，而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却高达20%-30%。作为一名医生，同样也作为一名患者，如何准确找到一种有效的降压方案，降低“摸索”用药带来的副作用，成为了袁洪最想解决的问题。

2000年以来，袁洪在周宏灏院士率领下，在国内外率先开展根据基因多态性差异指导不同个体高血压患者的个性化治疗，即“基因导向性治疗”。研究发现，基因多态性影响着降压药物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根据基因分子分型检测，袁洪发现自己属于慢代谢性高血压患者，这类患者意味着即便吃低剂量药物，也会出现明显副作用，常规的单一药物治疗方式无法达到好的降压效果。针对自身情况，袁洪使用了高剂量药物和低剂量药物外配加调和剂的联合用药“复方降压”法，终于成功将血脂和血压都降了下来。

高血压患者中约10%-15%左右的患者尽管服用3种降压药物，血压仍不能有效控制，被称为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其治疗难度更大。2013年初，袁洪提出将中医药的多靶标、优化药物相互作用的理念应用到现代医学实践中去，通过中药多靶点调理干预，改善高血压患者体循环，提高西药的治疗效果。

74岁的陈奶奶就是这样一名难治性高血压患者。患高血压30余年的她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药物产生耐受性，原本已使用了3种足量降压药，近2年来低压值却一直高于90毫米汞柱。陈奶奶咨询袁洪自己是否应加第4类降压药，或是在原有的3类药基础上加倍服用。对于加药，袁洪并不赞成。“对加4类药治疗高血压，其不良反应在国际上都未得到充分验证，而在足量药的基础上加药更是弊大于利的选择。”袁洪表示，很多高血压患者认为，降压效果不理想是因为药物剂量使用不够，其实擅自增加药量非但不能增强药效，还可能让副作用翻倍。“研究表明，降压药剂量增加1倍，效力增加不到20%，副作用却增加100%。”因而，袁洪决定使用“缓兵之计”，在继续使用原有降压西药基础上，选用杜仲、玉米须、首乌、天麻等十几味中药组成复方制剂，为陈奶奶进行综合调养。2周后，陈奶奶进行身体检查，低压成功降至80毫米汞柱的理想状态。

多年来，袁洪参与建立了湖南省20余个高血压防治基地，开展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并建立省内最大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数据库。为将临床数据更好运用到治疗管理中，袁洪牵头启动了中国高血压联盟的“高血压伴肾脏损害”数据共享协作网建设，同时组建“重大疾病新药临床研究综合技术平台”。袁洪表示，通过国家的重视及自己与同行的不断努力，高血压防治的未来将一片美好。

来源： 大众卫生报2014年09月18日 第03版：健康·服务 http://epaper.voc.com.cn/dzwsb/html/2014-09/18/content_881149.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