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月12日，植树节。中国历来把植树和育人相提并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就在上周二，文物工作者胡滔滔告诉我，他在湖南历年植树节仪式举行地岳麓山上，发现一方“清华”大学界碑，经搜寻有关资料，揭开了一段令人饶有趣味的尘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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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界碑是在上周二发现的。 发现人是岳麓山文物科副研究员胡滔滔。

他说，他是去看云麓宫下胡子靖墓新修工程时，遭遇大雨，于是到胡子靖墓下方10米处树丛中躲雨，结果被疑似刚“出土的春笋”，绊了一大跤。

胡滔滔爬起来，刨开落叶，忽然发现这一方矮矮石碑，正面镌刻清晰的“清华”二字，背面为界桩序号“一三一”。

胡滔滔认为沿着这块界碑，应可发现一系列“清华”界碑。清华大学与岳麓山的血脉关系，再度被这一方石碑证实。他认为这应该是又一次长沙近现代文物的新发现，它像一片“金钥匙”，可以开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选址长沙的原因。

摄影师徐晖铭有一系列疑问：石碑上的“清华”难道一定会是全国一流大学清华大学留下的？在北京好好的清华大学，什么时候跑到长沙来过？为什么他们要在岳麓山立起界碑？难道长沙也有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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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本好书《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流行，本书为费正清高足易社强花费20年心力创作的巨著，何炳棣先生盛誉此书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该书译者饶佳荣先生告诉我，易社强先生现在就在昆明，如有机会他想和易社强先生一起来长沙会会朋友，看一看我向他提到的岳麓山上的“清华”界碑，以及作为保护建筑保留在长沙河西中南大学校内的和平楼与民主楼——这是75年前清华大学留在长沙、至今仍然完好保留的建筑。

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序言中提到，他曾经为写作本书设法来到中国，参观过西南联大的不同校区。比如西南联大在长沙的校区——当时的名字叫长沙临时大学。

易先生写道，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一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从一开始，长沙临时大学就烙上了清华的印记。一方面清华师生人数占了近一半。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清华转移到长沙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清华在岳麓山下建立了两个研究所，隔江望去就是长沙。经过清华校方与美国教会协商，临大筹委会获准在韭菜园圣经学校设立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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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和胡滔滔认为，新发现清华大学界碑桩，应立在1936年至1937年间。这些界碑桩证明，清华特种研究所界址，并非此前一些人所称，是以云麓宫宫墙为界。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北迁回到北平，留在长沙的校产委托清华校友创办清华中学。清华中学曾捐部分山地作为教育公墓区。另清华校友、抗日殉国名将齐学启亦因为清华中学之故葬在岳麓山南麓清华中学旁。孙立人将军并领清华中学学生共同祭拜。

1952年，矿冶学院以40亿旧币（合40万新币）购得清华中学校产，清华中学后与长沙市一中合并。原左家垅清华旧址，则创办矿冶学院（即今中南大学）。岳麓山公园成立后，周边学校所属岳麓山体，划归岳麓公园所有，后来又制定岳麓山保护条例，任何单位严厉禁止侵占岳麓山自然山体。

清华大学与长沙的恋爱史

当华北放不下平静的书桌，清华校长看中长沙左家垅

上世纪30年代，日寇步步逼迫侵凌旧中国。

在1935年年底的“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吼声。大多数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明白，“中日之间，难免一战”。

此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心急如焚，他数度南游，“踏过了许多山，踏过许多水，桃花的云覆着他，他用尽了心机，想在南国找一个他理想中的爱人”。

1936年，梅贻琦校长终于“发现了（长沙岳麓山下的）左家垅，他惊为天仙，他快慰，他满意，经过调查，知道左家垅已经‘属’了人，他又有所嫉妒，他说：‘一朵好花，插在牛粪上’……他仍然不肯灰心，到处探访……”

“高农”被迫放弃左家垅，转嫁溁湾镇

左家垅这朵鲜花插着的“牛粪”，指的是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简称“高农”）。

在“高农”开发左家垅前，这里是“烂泥小径破茅棚”，“一些田亩和十多口水塘”，虽与长沙一水之隔，与岳麓书院更是只有三里之遥，很少有人读书，幸而此地生产南粉（粉丝）有名，虽穷但居民不饿肚子。

1933年，“高农”校长罗敦厚觉得应该从偏污的都市努力向乡村移动，尤其农业学校更应在乡村为宜。他组织迁建委员会，制定“高农”十年迁校建立新农村计划。从1933年开始有计划地把长沙北门外文昌阁、铁佛东街、新河等零散分布的校产拍卖，逐步向左家垅搬迁。于是左家垅出现大马路。“绿林里，田野中，有着红砖屋子，有着白的墙壁”，“政府给予‘高农’每月只是一百余元的津贴，高农却‘以最小的经费，办最大的事业’，‘高农’在左家垅办有一所容纳200个小学生就读，却不用付费的学校”，“高农”正在努力将左家垅建立为新兴农村，但其财力有限。

1936年清华大学看中长沙左家垅，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清华大学校友朱经农等人支持下，“高农”只好“忍痛割爱”，同意清华大学收购它的地皮，“高农”转向溁湾镇发展。

清华大学曾计划全校南迁长沙

清华梅贻琦校长如愿以偿后，又购得左家垅其他地皮及私家山林。此时清华校产“从岳麓山云麓宫下到岳麓山山脚，又从山脚向南展开，直到左家垅镇边，右边和第一师范结邻，左面到小望城坡，周围约10华里”（据已故原清华中学旷璧城回忆）。

为建设长沙清华特种研究所，梅贻琦请来上海基太工程司设计清华建筑，请六合、复兴两公司承包建筑。

梅贻琦计划从1936年开工于1937年秋天，应可完成清华大学在长沙的所有建筑。

不过，清华特种研究所一开工就遇到长沙恶劣天气，连月阴雨绵绵，雨多晴少，原定三百多个晴天可竣工的建筑，直到1937年4月仍只完成三分之一。梅贻琦不得不变更原有计划，限令于1937年底完工。

据1937年4月湖南《力报》报道，清华大学长沙特种研究所建筑工程分甲、乙、丙三所。甲所经费22万元，乙所20万元，由六合公司承包；丙所经费10万元，由复兴公司承包，合计全部工程经费55万元，但甲所正在开凿地基，乙、丙两所，已动工建筑第一层工程——造钢铁水泥的梁。工人约有1000人。红砖“据说是由汉口运来，因为湖南的泥土不良，砖色不光泽滋润。”

今天，中南大学和平楼与民主楼的建筑即是当年清华特种研究所的甲所和乙所。

1937年4月10日湖南《力报》说：“清华是否全部南迁，梅贻琦到现在还是守着秘密，不肯告人。就现在的建筑工程看，及左家垅的交通路线看，清华实在有全部南迁的可能。”

长沙临时大学，似未进驻左家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战火中被迫南迁。三校在媒体上发布公告称将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通知全国各地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校友迅速向长沙集中。

这三所中国一流大学之所以决定把临时大学设在长沙，一方面是因长沙确为当时的大后方，另一原因，则是清华大学已在长沙打下基础，正在左家垅建设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而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者就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三所大学中只有清华大学事先做好南迁的准备。

不过，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似未进驻左家垅。长沙圣经学校（原址在今五一大道旁的省政府二院）是长沙临时大学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地，临大理学院租用湘雅医学院房子，电机系和机械系在湖南大学上课，文学院更远在南岳衡山……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长沙河东就读的男生宿舍集中在49标（今省展览馆一带），女生宿舍在韭菜园圣经学校。

在长沙湿冷的冬天，北方来的学生不少成为“李铁拐”，得了湿气病。他们最不习惯长沙店铺的讨价还价以及辣椒。最喜欢的食物是凉薯，可以当梨吃。他们认为长沙的甜酒冲蛋（酒酿蛋）是“中国最好吃的美食”。

临大师生告别长沙，开始教育史上的“长征”

1937年11月13日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沦陷，长沙连续遭到轰炸，战事逼近长沙，湖南省会长沙不再是安全的“大后方”。

1938年1月5日，梅贻琦先生在全体师生大会上向长沙临时大学师生报告称，政府希望全校师生保持镇静，坚守本业，为国家将来复兴做准备。

1938年1月10日长沙《观察日报》称：长沙临大在布告牌上写着：“本校为保存文化……决迁昆明开学，诸生如有愿离校参加各种国防工作者，本校当尽力介绍……愿随同前往者，每人津贴路费20元……此后课程设备等方面，当力求充实，以副有志向学诸生之厚望……”这份布告出来后，引起部分学生的骚动，一些学生签名声称“反对文化逃避”，不想当“叛徒”和“懦夫”。

陈诚在临大演讲告诉临大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有知识的人。“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国宝”，倘国之大器皆化炮灰，将来形势必定更加严峻。

截止到1938年2月10日，长沙临时大学千余学生中，共计820名学生填写表格，愿去云南，600余名学生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往他校。

前往云南者，分两队人马，体弱者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火车和船，从香港、越南转到云南。强健者从长沙坐船到益阳，再一路步行穿越湘西，过贵州入云南。2月19日下午5时，近三百余名长沙临大师生在圣经学校集合，慷慨宣布将进行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长征。2月20日他们乘上木船，离开长沙。这只远征队一直打着长沙临时大学的旗号，经过68天的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上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

4月28日这支步行队伍到达阳光明媚的云南，在即将进入昆明的最后旅程前，“湘黔滇旅行团”成员接到学校最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清华大学的血脉汇入长沙市一中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仍回北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决定，长沙清华校产交由清华校友傅任敢、旷璧城、易仁荄创办清华中学。由重庆清华中学傅任敢任校长，但傅任敢无法兼顾，长沙清华中学的实际工作由旷璧城在支撑，易仁荄任总务主任。

开办之初，原清华特种研究所甲所被湖南大学商学院借用，乙所未完工且被日本飞机轰炸，旷璧城利用清华校友关系对之加以修葺，成为主教学楼。1946年10月清华中学开始招生。其主要教师为清华校友。清华中学人才辈出，原湖南省长刘正、文化厅长谢作孚等均为该校学生。1951年冬，创办仅五年的清华中学成为五所湖南省立中学之一，其他四所是广益、岳云、明德、周南。

1952年，湖南省委拟在原清华特种研究所原址成立毛泽东学院，清华中学拟改毛院附中，因毛泽东不同意用他的名字办学校，计划作罢。不久，中央决定在湖南创办矿冶学院，要求征用清华校址校舍。清华中学只得另迁。

同时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凡与旷璧城商量清华中学与长沙市一中合并事宜，最后清华中学并入长沙市一中，并用矿冶学院所给40亿元迁建费，征得大于市一中原校址约五倍的土地建校，并填平西操坪旁的便河（今为南方明珠酒店旁的芙蓉路）。今长沙市一中即当年清华所购之地。原市一中用地则成为教师宿舍区。

长沙市一中流入了清华的血脉，实力大增。上世纪50年代，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生92%升入大学，上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坐满两个车厢。长沙市一中成为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其余四所为：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北京四中、扬州中学）。至今，长沙市一中仍与清华大学有较密切的联系。

长沙晚报 2012年03月12日第B01：http://cswb.changsha.cn/html/2012-03/12/content_17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