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考改革将是整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目前正在加紧论证，已经有了初步意见，“但我们还在考证它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风险性。”按照袁贵仁的说法，高考改革方案在考试内容方面包括科目会减少、不分文理科、考试卷子相同，还有就是外语考试社会化，一年多考。

目前初步形成的高考改革意见，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进而去除现行制度恶疾？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政府应引导青年向不同方向分流

潇湘晨报：根据国家规划，到2020年大学毛录取率要达到40%。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录取率甚至比这个数据要低，但他们并没有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窘境，为什么？

葛剑雄：录取率达到40%，也就是同龄人之间，理论上讲，十个学生只有四个是可以读大学的。那其他60%的人干什么呢？如果能让其他60%的人愉快地从农、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那么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综观整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读大学，虽然有的国家毛录取率比中国高，但中间淘汰、中途辍学的也不少，最后真正大学毕业的也就百分之四五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呢？因为他们的年轻人在升学过程中都逐步分流了。

目前，我国政府要考虑的是如何办好义务制教育，以及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引导青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同时需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如果他们跟大学毕业生、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社会的分流阻力也就变小。

改变考试科目和方式不是问题的关键

潇湘晨报：教育部公布的高考改革方向中，包括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英语考试社会化等，您如何评价？

张尧学：目前高考改革的方向值得认真讨论。现在，国家拿出来的高考的改革方向仍然是统考，只是减少科目，或者英语不考，我觉得这是治标不治本，我认为应该在方向上做调整和探索。高考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要利于民族的发展，利于我们学生的发展，利于我们家庭的发展。

葛剑雄：针对招生考试本身，需要做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症结。看到现在公布出来的新考试办法，我认为还是没有很坚实的调查数据表明现行的办法不好。现行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多年改革的结果，比如考试的科目，也是经过不断的试验定下来的，现在要匆匆忙忙地改并不可取。比如有人提出高考取消外语，或者降低外语的权重，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高考改革要注意适应中国的国情，比如多次考试，这一方面有利于让学生的水平得到发挥，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家长和社会的负担，考试是需要成本的，多考几次当然就花得多。大学不是义务制教育，需要投入很多钱，最后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增加录取名额，而是在于学生的分流。教育改革应该是全社会的事，应该全面改革，而不应仅仅是盯住高校，局限于招生、考试、录取这些环节。

高考改革核心在扩大学生选择权

潇湘晨报：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在高考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您认为呢？

熊丙奇：这一观念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扩大了学校的自主权，但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这样的放权，只是把权力从政府部门的口袋转移到学校的口袋，受教育者的权利并没有增加。这样的高校自主招生，一方面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尤其是来自受教育者的监督，可能制造招生腐败；另一方面，高校自主权扩大，可校际竞争却没有增加，各自为政地自主招生，反而加重学生的负担和焦虑。

在我看来，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在于切实扩大学生的选择权，选择考试、选择教育、选择大学，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的高考改革，才建立学生和学校的平等关系，实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的高考改革方案，着眼点不是考试科目改革，也不是给大学多大比例的招生自主权，而是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自由申请入学制度。更重要的是，学校被学生选择，而不仅仅是学生被学校选拔，这将完全改变教育生态，学校间的录取批次、等级自然消失，办学者必须对受教育者负责，否则就可能从一流沦为二流，甚至因没有学生选择而被淘汰。

很多大家担心的招生乱象，会因市场机制的构建而远超乎大家的想象得到治理。——现在是通过行政监督方式治理，在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环境中，则是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监督、评价来进行治理。

来源：潇湘晨报数字报2014年3月10日A05版 http://epaper.xxcb.cn/xxcba/html/2014-03/10/content_27692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