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平（左一）在武陵山区义诊

王维（右一）在做异种移植临床研究

叶啟发（左一）在做肝移植手术

薛敏（右一）在做宫腔镜手术

袁洪（左一）对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在湘雅这个医学圣殿，一批批人才精英正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着中国医学的新篇章。中南大学日前评选出一批湘雅名医，湘雅三医院首批5位专家入选。让我们走进这些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湘雅人，感受医学发展和临床治疗的最前沿。

血液病患者的生命阳光

——记湘雅名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陈方平

12年前，当千禧钟声敲响，一个崭新的世纪来临时，一个被白血病折磨在生死边缘的9岁孩子，在一项医学突破中，生命之灯被点亮了！

现在，孩子茁壮成长，考上了研究生。未来，他还将结婚生子。

“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冬天。”湘雅三医院院长、血液病学专家陈方平教授回忆起12年前的那个春节，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小男孩，母亲为了救他，想尝试当时省内从未开展的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新技术。自1992年开展省内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以来，陈方平积累了大量造血干细胞移植经验，在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文献后，他精心为孩子的母亲做好了一系列准备。

2000年2月26日，再次怀孕的母亲由于救子心切，羊水提前破了。随之而来的是，用她脐带血做的移植手术，也需要提前。而当天恰逢大年初二，大家措手不及。陈方平马上赶到医院，医生护士也牺牲假期休息时间，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进行移植手术准备。

但新情况又出现了：由于是早产，脐血中的造血干细胞数量不够，甚至低于当时国际公认的最低标准，移植风险非常大。陈方平马上致电法国的一个资深移植专家，在确定有一丝希望之后，果断实施手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功了。“他比一般人在无菌仓中的时间长一倍多，那一个半月，医生护士们每天轮流照看，我有空就去给他讲故事，孩子终于挺过来了。”言语中，透露出一位医者对自己病人的关爱，以及病人康复之后的骄傲之情和成就感。而如果没有那个手术,孩子活不过3年。

白血病，这种被称为“血癌”的恶性血液病近年来发病率不断上升。迄今为止，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最有效的方法。陈方平说，在行医29年中，他看到无数的血液病患者正值韶光年华，却被病魔无情地吞噬着生命。他被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不断另辟蹊径，开展血液病治疗新技术。

1992年，完成全省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1999年，全省首例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2000年，全省首例脐血移植……首例非血缘供者移植，中华骨髓库全国联网后第一例干细胞采集，台湾骨髓库供者移植。“每个‘首例’都得到了成功，现在他们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的结婚生小孩了。”陈方平始终认为，行医之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每项技术突破所承载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还有家属那渴望的眼神。

至今，他和他的团队能开展国际各种移植技术，已完成各类造血干细胞移植287余例，5年存活率达7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所带领的团队，作为中华骨髓库在湖南省的干细胞采集中心，采集和输送造血干细胞248例次。身为院长，在繁忙的医院管理工作之余，他仍坚持每周两天到病房查房。

在陈方平的率先探索和努力推动下，全省乃至全国完善了遗传性出血性疾病（血小板无力症和血友病）的分子诊断和产前诊断，全省率先开展和推广血液病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诊断，建立了血液恶性肿瘤的MICM诊断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技术平台。#pagingflag#

异种胰岛移植的先驱

——记湘雅名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王维

一头猪将可挽救一个晚期糖尿病病人生命！当同种移植供体匮乏的死结无法解开时，临床异种移植，将成为下一个医学革命。这一次，中国王维，走在了世界前列。

8月18日，在长沙召开的2012国际异种移植高层论坛透露，在湘雅三医院建成的亚洲首家医用级动物供体培育中心，已成功培育出为细胞、组织、器官移植提供医用级动物供体的“供体猪”。

这预示着，异种移植已处在突破的“前夜”，而湘雅三医院—个普通的教授王维，受到了全球的关注。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全身性代谢性疾病，被称为冷酷的慢性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目前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数约有2亿，每年约有20%的病人不可避免死亡。中国患者约4000万，每年用于糖尿病的治疗费用高达2500亿元。

业内专家认为，人类供体移植胰岛是最可能治愈糖尿病的手段之一。然而，人供体的极度短缺令这一可能变得越来越渺茫。“同种胰岛移植，具有抗免疫等诸多优势，然而供体严重匮乏，人源供体不足1%，这是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要从整体上满足糖尿病人的治疗，就必须攻关，惟有创新。”1995年，王维的研究触角开始向异种胰岛细胞移植延伸。

为什么是猪？王维解释，猪是目前世界公认最适合为异种移植提供器官的物种，它的心脏、肝脏、肾脏、胰岛、神经细胞以及软骨细胞，与人的相应器官、组织和细胞在结构、功能上几乎完全一致，猪胰岛素分子中仅有一个氨基酸与人胰岛素不同，这使得猪胰岛异种移植成了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有可能治愈糖尿病，且能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希望所在。

但是开展这项研究其难度和风险却难以想象。最大的难题是人类对异种胰岛移植研究处于起步状态，国际间几乎无成功的相关资料可查。这项研究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立自主的研究与探索。

为了挑选遗传稳定、安全性高的猪种，王维先后跑遍青海、四川、广西等７省区偏远乡村；胰岛分离、驯化培养过程中，没有现成资料可查，课题组摸索实验了几十套方案后，淘沙见金，找到了合适的方法。

经卫生部批准，2000年至2004年，王维团队共完成了22例“猪—人”胰岛移植的糖尿病患者临床试验，取得了明显疗效。结果显示：其中20例患者的胰岛素使用量减少了30%以上，属“有效”；20例中的6例减少了50%以上，达“显著疗效”；其中1人脱离胰岛素达一周，为“暂时治愈”。在2011年的回访中，所有患者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和明显并发症，糖代谢水平均保持稳定。

2005年5月，第九届国际胰腺胰岛移植协会年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王维宣读了猪胰岛细胞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报告，证明新生猪胰岛经肝内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安全、有效，引起了强烈反响。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原主席卡尔·葛罗斯教授称赞王维在异种移植领域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国际异种移植协会主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糖尿病研究中心主任Bernhard J.Hering教授称王维为“异种移植的先驱”。

目前，王维教授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有了新突破，特别是如何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下，充分保证移植患者安全；在更有效保护胰岛移植物、防止免疫排斥反应技术方面有了新突破，新的突破将有可能大大提高胰岛移植患者的疗效。该技术将申报国家审批，随后将进入临床应用。#pagingflag#

600个“换肝人”的生命奇迹

——记湘雅名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叶啟发

医学专家对人体内脏功能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人的心脏像一个“泵房”，肾脏像一个“污水处理厂”，肝脏则如一个“化工厂”。由于担负着重要的转化功能，肝脏构造复杂，一旦发生“事故”，修复工作异常艰难，传统的办法是切除手术，肝脏移植。

而世界上肝移植的探索始终步履艰难，其技术难度应列为器官移植之首的结论早已被医学界所公认。1995年是我国肝移植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一位接受了肝移植的病人活到了今天，并且完全有可能活得更加健康和久远。

这是一个奇迹，他创造了国内所保持的肝移植存活率的最高纪录，而缔造了这一记录的人，就是湘雅三医院移植专家叶啟发。至今，他已经为600多个晚期和终末期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的患者，创造了生命奇迹。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内科楼外的爱心小卖部内，37岁的廖志勇正是其中一个幸运者，也是我省健在且存活最长的换肝人。

来自攸县的廖志勇，22岁时体检查出患有乙肝。由于听信了别人的介绍，没有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治疗，乙肝进一步恶化，变成了肝硬化，还出现了肝腹水。2001年，病重的廖志勇随父亲来到湘雅三医院接受治疗，医生告诉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换肝。

当年8月13日，廖志勇被家人送入手术室，由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湘雅三医院副院长、我国著名移植专家叶啟发主刀，廖志勇成了我省第一个换肝人。手术成功后，廖志勇闯过了脏器功能维护、排斥反应及感染等多道难关，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为了帮助重获新生的廖志勇继续前行，湘雅三医院免除了他大部分费用，并在医院里面空出一方地让其开了一个“小卖部”做起了小生意。10年来，廖志勇不仅在长沙买了房，他还结婚生子，今年女儿也上小学了。

与廖志勇一样，近十余年间，600多个被命运宣判了“死刑”的生命被成功挽救，过上了幸福生活。

近年国内器官移植虽然已渐成规模，但大多数人还被困于那种严格刻板的手术技术法则中，叶啟发再一次展示出他无穷的灵感与天赋。

针对肝移植病人各种不同的适应证，他在国内率先应用并推广了背驮式肝移植、背驮式减体积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再次背驮式肝移植、跨血型肝移植、辅助肝小肠联合移植、异位辅助肝移植等临床技术，其中原旁位心房悬吊式及下腔静脉心房架桥式背驮式肝移植、串簇背驮式肝肾联合移植、背驮式门静脉半转位肝移植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率先在国内建立了背驮式肝移植的大、小动物模型，率先开展了背驮式肝移植血流动力学的实验及临床研究、供肝质量评价研究、肝缺血再灌注损伤系列研究、移植后免疫抑制剂代谢酶基因导向性用药方案以及免疫耐受系列研究。

目前主持开展背驮式肝移植的种类、术式、病例数、存活时间等指标均居我国领先地位，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pagingflag#

妇科微创“女超人”

——记湘雅名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薛敏

患者免去了开腹手术之痛，痊愈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几乎没有手术疤痕，但手术操作者薛敏却被“拖累”而骨折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那是一个25岁的年轻患者，由于体内长了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子宫肌瘤，她慕名来到湘雅三医院找薛敏教授，强烈要求做腹腔镜微创手术。

巨大子宫肌瘤如篮球一般大，且长在宫底，卡在盆腹腔，这对于大部分医生来说是典型的腹腔镜手术禁忌证。传统治疗方法只能做开腹手术，手术创伤大，术后易发生感染、腹腔和盆腔粘连等多种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是伤口康复后，残留的十多厘米长的“蜈蚣样”的手术疤痕，让没有结婚、没有生育的陈小姐，常常从噩梦中惊醒。

“治疗女性患者，特别是没有结婚、生育的患者，做到最小的创伤，这事关她们未来的幸福生活。”薛敏决定试一试，她精心为患者制定了微创手术方案。

一般的腹腔镜手术1小时即可完成，这台手术一直持续了4个多小时，终于成功！而且术中出血很少，由于之前还做了一台手术，一直保持一个姿势的薛敏从手术台上下来时，只觉得腰痛得要断了似的。一看时间，已是中午2点多了，该去看门诊了。就在一路小跑去往门诊的路上，她摔伤了腰椎。

同事们都说她像一个“女超人”一样，从上世纪90年代在全省率先引进妇科宫腹腔镜技术至今，不断探索将这个创伤最小的手术方式，运用到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治疗中，挽救更多姐妹们和她们的家庭。

宫腔镜被誉为当前宫内膜病变诊治的金标准，以往仅用于有性生活女性，为了解决未婚女性宫内膜病变的诊治这一难题，薛敏带领她的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无损伤处女膜宫腔镜在未婚妇女宫内病变中的诊治技术。面对我国目前日益增多的剖宫产，其远期并发症，如切口愈合不良、切口瘢痕妊娠等已成为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问题，她又率先在国内使用宫腔镜技术进行剖宫产切口矫形及介入治疗联合宫腔镜下剖宫产切口部位妊娠物清除术。

其实，宫腹腔镜这个好东西是薛敏在一次学习班上抢来的“先机”。上世纪90年代，薛敏还是当时湘雅三医院最年轻的科主任，她发现宫腹腔镜特别适应于妇产科常见病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不孕症、宫外孕等腹腔、宫腔的病变治疗，只需要3个5—10毫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病人只需住院3—4天即可出院。

1995年，薛敏率先在省内开设了腹腔镜与宫腔镜治疗诊疗室，如今，这已成为了全省最大的宫腹腔镜诊治中心。该技术还引起了著名生殖遗传专家卢光琇教授的关注，双方合作，在省内率先将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应用于不孕症患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薛敏的带领下，妇产科已由当时开院时的3张床位，发展到今天的200张床位，目前是省内综合医院中拥有床位数、出院病人数及手术台次最多的科室，2011年门诊量已达12万余人次，出院病人数1万余人次，手术台次达 1.6万余台。

迄今，她已用宫腹腔镜为上万例患者做了手术，满意率达99%以上。为了把这个好技术造福更多的姐妹们，2002年起，她每年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妇科微创技术学习班，先后接受1000多名省内外同行进修学习，在她的推动和普及下，引发了妇科手术方式的巨大变革。#pagingflag#

高血压治疗的“量体裁衣”者

——记湘雅名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袁洪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对高血压有很深的印象，我的母亲、外婆、舅舅、姨妈等家里人都患有高血压，我很早就感受到他们患高血压后的不适和痛苦，体会到当时降压药物种类的缺乏和较多的药物不良反应。”

这是湘雅三医院袁洪教授讲述他长大后选择学医，并且对从事高血压研究一直保持很强的兴趣的主要原因。而当他自己36岁时也患了高血压后，便意识到这一生与高血压防治分不开了。

在药物治疗过程中，袁洪发现不同的人对药物的效应及不良反应千差万别，相同的病例、相同的处方，可疗效却大相径庭。对于多数降压药物，有效率只有42%～59%，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却高达20%～30%。

这说明人群对于药物的治疗，存在个体差异，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预测患者属何种反应人群，就能更好地为患者选择有效药物和剂量。

2000年以来，在周宏灏院士的带领下，袁洪开始在国内外率先开展根据基因多态性差异指导不同个体高血压患者的个性化治疗，也是我们常常称为的“基因导向性治疗”。在省内建立了20余个高血压防治基地，开展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建立了省内最大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数据库，制订了社区高血压防治方案，进行高血压药物治疗和个体化差异的研究评价，并于2008年组建了“湖南省高血压研究中心”。

研究发现，基因多态性影响着降压药物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而且基因甲基化修饰可能是影响美托洛尔降压疗效的个体差异的因素之一，于是，他完善了高血压病个体化用药治疗的基础研究资料。该研究当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研究成果多次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同时获得了国家973、863、国家支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的支持。

在开展了多项基于遗传因素的抗高血压药物的个体效应差异研究的同时，袁洪教授还对抗高血压药物在不同体重、年龄、血脂等伴随状态下的效应差异，以及高血压合并肝肾功能障碍人群的抗高血压药物效应的差异也进行多项研究和观察。

在临床治疗中另外一个导致个体差异的重要机制，是药物的相互作用，即药物的联合应用。而现代高血压药物治疗联合用药又是一个新的趋势，怎样评估药物的合理、联合应用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针对长期以来临床只关注静脉配伍问题，他根据自己研究的数据和文献报道，设计了《常用心血管药物相互作用评估速查图》（已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发了药物相互作用等相关软件。

近几年来，袁洪教授又根据他所建立的高血压患者部分代谢酶和受体的遗传数据库、个体疗效和不良反应差异的相关数据库、以及新药研究数据库和特殊群体高血压相关数据库，率先提出应用定量药理模型评估预测个体的给药剂量的计划，将为实现个体化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预测的有效方法，对高血压患者的合理用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高血压患者的个体化药物治疗，需要“量体裁衣”式的合理指导，以提高药物的疗效、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同时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目前仍然有许多问题在困惑着我们，我虽然是一个高血压患者，但更重要的是一个高血压研究者，这些都促使我更加努力去开创更好的明天。”袁洪教授对此充满信心。

（本版图片由湘雅三医院提供）

湖南日报2012年11月05日第04版：http://epaper.voc.com.cn/hnrb/html/2012-11/05/content_581694.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