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有一位89岁高龄、64年党龄的老地下党员。他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他有着丰富而传奇的故事，他几经曲折和磨难，却不改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从地下党员，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古开福寺的保护者到被打成“右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文革时期三进“牛棚”数年、屡遭批斗；从经济学研究生到苦心自修中医学和西医学，写出受到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高度评价，再版几次的《祖国医学方法论》，几次被邀新加坡讲学，免费为上万名患者治病；他并不富裕，老伴瘫痪19年，一家人生活十分简朴，却情牵下一代，省出数十万元慷慨资助家乡建中小学，帮助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

这位老党员就是离休厅级干部、学校优秀共产党员黄建平。

当国家危难之时，他弃学投身学生运动；为湖南和平解放从事地下党工作，几度遇险；在危急关头，他单枪匹马保护了古开福寺

1944年，黄建平大学毕业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悲壮口号召唤下，参加了抗日青年军，任209师625团连训导员。日本投降后，他怀揣国强民富的民族之志，于1946年考取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经济专业研究生。但当他看到国民党统治腐败黑暗，发动内战，毅然投身学生运动，积极参与组织进步团体——新文化建设学会，参与“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为国家兴亡奔走呼号。为此，被国民党特务盯上，被学校开除。热血青年的黄建平离开南京后来到上海，满腔热情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进步团体活动，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由后来成为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老伴程哲宣的介绍，于1947年10月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从此，他开始了64年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历程。

1948年春，黄建平受地下党组织委派，以民革成员身份担任湘粤赣剿匪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宋英仲（时为湖南中将军官，民革成员）的秘书，打入敌人心脏，为湖南和平解放策反军政高层人士。为便于工作，他携带了上海民革领导人陈铭枢、谭平三和程一中的介绍信，几经辗转，由衡阳出发经永州冷水滩转东安县东山町唐生智家，拜访了这位曾任北伐第八军的军长。黄建平向将军介绍了当前解放战争形势和政局，他的儒雅、谦和，对时局的见解，不俗的谈吐给唐生智留下很深印象，两人一见如故，从晚饭后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多，还意犹未尽。第二天早餐后，唐生智将军要家人牵了一匹马，送黄建平到冷水滩。后来唐将军成为湖南和平起义的重要人物，担任了副省长，他在回忆录中写到，黄建平是第一个以革命者的身份拜会他商谈革命，并对他有所启发的人。

由于时局战乱，在从冷水滩回衡阳途中，黄建平久等火车不来，便爬上一辆运送国民党宪兵的火车。当时的黄建平正血气方刚，也缺乏斗争经验，借着士兵询问战局之机，进行宣传以瓦解敌人士气，结果被连长带到团部严审，幸而黄建平机智沉着应对，才得以化险为夷。

那时战事吃紧，通信交通落后，黄建平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妻子在衡阳等了近一个月，地下组织还没来联系。久住友人家也不便，同时也为了方便与组织联系，他俩便转到离韶关较近的郴州，经熟人介绍在良田南江中学教书。他心中始终有个信念，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应该发挥革命的作用。他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学生会和班级学生会。从改进学生伙食入手，发动学生会成立了伙食监管委员会，由各个年级班次轮流负责办伙食，负责食品采购、厨房制作、清洁卫生、厨房工人的思想工作等各环节的全程监管，使伙食大为改观，同学们看到了黄老师为学生谋利益办实事，为他日后宣传党的主张、进行革命教育乃至后来数百名师生掩护使他逃脱特务组织暗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在南江中学，除了教课外，黄建平夫妇还利用一切机会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宣传。在学生周会作形势报告，将各地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整理后系统介绍给师生，唤起师生的觉悟。借几个校工后勤服务的机会与他们攀谈，讲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剖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误，进而讲革命道理，在他的教育下，有两位工人后来入了党，其中一位担任郴州市林业局长。

1948年底到长沙后，在长沙市工委领导下，黄建平与刘晴波等4人组成统战小组，策动各界人士举行和平起义，同时努力消除湖南各个派系间的芥蒂，团结一致打破白崇禧负隅顽抗在湘发动战火的阴谋。他通过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等民革领导人的授意，联络了唐伯球、席楚霖、曹伯闻、宋英仲、戴朝震、刘公武等10多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成立了民革长沙市工委，并担任秘书长。通过多方面做细致工作，逐步使各界人士了解我党的城市政策，消除误解与恐惧，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通过程潜邀请，唐生智主持，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自救委员会”，保障了湖南和平解放。

黄建平还是保护长沙开福寺的大功臣。1949年，开福寺曾一度成为国民党部队的军火库，有一个营约四五百人把守，其营长与黄建平一熟人民革成员是老乡和邻居。7月下旬的一天，离长沙和平解放只有半个多月，他突然从熟人那里获知节节溃败的国民党部队狗急跳墙，下令营长引爆所藏弹药炸毁开福寺，情况十分紧急,黄建平已来不及向上级报告，孤身一人秘密会见这位营长，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诚意，晓以大义，分析利害，宣传政策，力劝其和平起义。营长被黄建平成功劝服，巧妙地与上司周旋，拖延时间，终于使千年古寺得以安然保存下来。如今回忆起这个历史插曲，黄老都感到庆幸和欣慰。

解放后，黄建平人生曲折，几经磨难。湖南解放后，省委统战部派黄建平赴京汇报湖南和平起义的统战工作，并任命为统战部处长，然而一直对教育情有独钟的黄建平放弃官职申请去高校任教，后被调到湖大，1955年调入湖南医学院，先后任马列教研室主任和图书馆长。1958年在担任马列教员时，黄建平响应省委号召，领队赴新化从事下放医疗，除害灭病。经过半年有效工作，农村疫情稳定好转后（当时他带领的医疗队由于工作成效突出，所作的经验交流还在光明日报上整版介绍），黄建平开始了社会调查，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认为，上万人组成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这种又大又公的生产关系与当时一头牛、一张犁耙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大炼钢铁把70%的农村劳动力调去炼钢，农作物种植、收成缺乏劳力，非常粗放，可能引起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例失衡；大兵团的公社劳动组织形式与新化山区地形条件需要精耕细作的生产内容不相适应。他实事求是的提出这些问题，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批判并发配下乡劳动改造。加之他和老伴都是地下党员的特殊身份和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经历，文革中，他又三进“牛棚”好几年，被当做活靶子经历院内外从班组科室到全院各种大大小小场合的批斗，蒙冤含屈，备受身心折磨。但黄建平坚强、坦荡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没有被打倒，他任然始终坚信党的正确伟大，相信终有云开日出之时。

他没有进过医学殿堂，却靠自学写出畅销国内外的《祖国医学方法论》，深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看重，他还成为自学成才的“郎中”“神医”

也就是在黄建平被错打成右倾、关进牛棚，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生自由，历经人生最黑暗的阶段，他苦闷，他思考：不能倒下去，不能浪费宝贵时光，我必须自救。从此，他就在劳动之余、批斗之余，在条件很差的农村和牛棚开始了他漫长而执着的研究中医学理论之路，他希望自己能为弘扬、传承祖国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做出一些贡献。

早在1958年，黄建平就曾对中医学产生了极大热情，拜过老御医为师。1962年“右倾” 被甄别平反后，他更是抓紧一切宝贵时间用心学习钻研中医学理论，1978年写出6万多字的《祖国医学方法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再修订、扩充内容再版5次，篇幅从6万字增加到26万字。去年底，他应湖南科技出版社之邀，为抵制时下流行全国的养生潮中的伪科学和骗术，又写出了3万多字的中医养生学，成为《祖国医学方法论》的新增内容，于今年下半年出版第6版。中国科学院将该书译成英文版向海外发行，英国皇家学会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称此书“将成为东方科学史图书中很有用的书”，该书还用韩文出版。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亲自为第三版作序，高度评价该书是“中医现代化科学论著”，在给黄建平的信中写道“您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您的书名为《祖国医学方法论》。的确是‘方法论’，它示人以保健和医疗的方法，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可以指导医生在千变万化的疾病中，抓住规律，去进行防治实践。您用‘方法论’这个词，用得妙。”由此他也与钱老结下不解之缘。由钱老倡导在北京成立的人体科学学会，曾特邀黄建平参加并负责临床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的工作。1985年，钱老在北京接见了黄建平，交谈了一个上午，然后请他前往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为近千名科研人员作有关祖国医学方法论的报告。钱老不仅亲自出席，还认真做了笔记。后来，黄建平还应钱老要求编著了20万字的《中西医学比较研究》于1990年出版。期间，黄建平被图书馆情报系返聘教学，并主编了20多万字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教材《中医文献学》。

黄建平对中医学方法论及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其学术成果不仅惠泽中医院校的师生，弘扬了国粹，而且对探脉象、观舌苔、辩证施治，具有临床指导意义。1991年，黄建平移居印尼的胞兄患尿毒症住进了医院。医生们除了透析治疗别无他法，而病情严重的胞兄不愿做透析，请黄建平远道来医治。黄建平运用中医辨证施治，三个月后将其治愈。这一事例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学术殿堂广为流传，黄建平也因此在当地声名鹊起。后来他三度受邀赴新加坡讲学，被新加坡聘为国际针灸学会顾问。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经验义务为海内外群众诊治疾病，达万人以上。有些连医院也棘手的疑难杂症，如尿毒症、红斑狼疮、癫痫、手术后引起肠粘连反复发作的肠梗阻及血液病等医院也感棘手的疾病，他也常常妙手回春。

他一辈子钟情教育，笃信教育兴邦，教育兴国，自感匹夫有责。他家有瘫痪19年的老伴，常年请保姆照顾，家居和生活简朴，却省下数十万慷慨捐资家乡办学和贫困生

1980年冬天，黄老回家乡广东梅县槐岗村探亲，看到家乡的小学校舍已成危房，刮风下雨时依靠斗笠遮挡风雨，心情十分沉重，年少时坎坷的求学经历，让黄老深深懂得发展教育治穷，科教兴国的重要性，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的经历，让黄老深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但没有起码的教学条件，又何谈教书育人、科教兴乡兴国！黄老决定在有生之年，尽力为办好家乡教育做点好事。这年春节，黄老与村支书黄杭添等20余人商议，决定成立校友会，抓紧筹建新校舍。大家一致推举黄老为校友会主席，联络在海外的华侨捐款，筹集资金。从此，帮助家乡办教育就成了黄老晚年生活里魂牵梦绕的一项重要任务。黄老利用自己在国内省市和国外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讲学的机会，四方奔走，邀请20多位海内外乡贤发起捐款，在10多年间共筹集捐款200多万元，建起了5栋新校舍。1984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建成3栋教学楼，开办槐岗中学、小学各一所，使300多名小学生和500多名中学生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同年，黄老捐资10万元，设立俊明老师夫妇奖学金，以资助贫困学生得以完成学业。自1981年后，他每年都寄出1-2万元用于家乡的教育事业和贫困学生助学金。

黄老的义举感动和激励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与华侨，带动了华侨纷纷捐资建立奖学金、助学金，资助家乡建设。

1994年，黄老继续动员侨乡亲友，募集捐款50多万元，准备在家乡中学内建一礼堂。当地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深为感动，积极支持，多方筹款，建成了四层楼的多功能教学楼。一层为礼堂，二层为电脑房，三、四层为图书馆。1996年，黄老又捐助两台电脑和1600元的书籍，这些硬件设施的配备，进一步改进了教学条件，有力地提升了学校的实力。

2001年，黄老有感于一些青年医生病历书写不规范，写作能力较差，从此便年年汇款槐岗中小学，请学校设立书法、作文奖，举办写作、书法竞赛，以鼓励学生提高基本技能、基本素质，全面发展。2006年3月，黄老又汇款15000元，作为学校的奖学金与购买教学器材的费用。

自小贫寒，是在亲友帮助和国家无息助学贷款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的经历，使黄建平终生不忘和感恩。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所能多帮助一些贫困学子完成学业，为教育事业做一点贡献。他总是说“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是祖国的栋梁，我们老前辈有责任关怀帮助他们成人、成才”。

2009年，黄建平听说湘雅医学院关工委在为贫困生寻求经济帮助后，主动向关工委提出，愿意每年从他的离休费中拿出5000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男、女医学生各一名读完5年大学毕业。他诚恳表示“我应该再出一把力，为贫困生提供一点资助，使他们有信心有条件努力求学，将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他殷切希望两位同学能博览群书，同时学习中医知识，把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发扬光大。

作为一名普通的离休老干部，黄建平的家庭情况算不上宽裕。他的革命老伴曾是从事中小学教育几十年的教育家，因脑梗塞下肢瘫痪19年常年卧床，长期靠保姆照料。以前还能坐轮椅，去年又增加截瘫，再也卧床不起。由于黄老也是耄耋老人，家里常常需要请2个人照料才忙得过来。长期以来，黄老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十分节俭。家里的家具至今还是用了几十年的老式旧家具，穿的是几件普普通通的衣服，生活简简单单。他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毫不吝惜地支援家乡办学，资助贫困生，捐献灾区，用大爱滋润新苗茁壮成长，用奉献诠释老共产党员的博大情怀。

黄建平清平一生，却拥有富有的精神和情感，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大家庭。他与老伴相依相伴，走过风风雨雨60多年。他是老伴名符其实的“私人良医”，他用自学的中医方法为老伴治病保健养生，在他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老伴瘫痪19年居然皮肤保养很好，一身干干净净，从没有过久瘫病人常见的褥疮和异味。程老师一直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用无言的行动积极支持黄老扶贫助学献爱心。

在黄老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由新加坡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周金标书写的条幅：“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这正是对黄建平这位老党员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