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原副主任委员、世界知名精神病学家杨德森教授驾鹤西游。作为先生的弟子们，悲痛之情，难以自抑。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回响于耳，尤其是他作为“卓有创见的医学家、独具个性的教育家、情怀满满的哲学家”的“三维”人生，留给后辈无穷无尽的思念和永远追随的榜样。

卓有创见的医学家：校正失衡的精神世界，“一条路走到黑”

杨德森教授1954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两年后，成为该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第一代神经病学家黄友歧教授。从进入大学开始，他便致力于校正“失衡”的精神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条路走到黑”。一路走来，他亲身参与也亲眼见证了我国精神医学兴起和发展壮大。

众所周知，我国现代精神病学起步发展相对于西方较晚，而在杨德森教授硕士学习和毕业之初，精神科更是遭受了“文革”的重创，从业治学环境可想而知。然而，他心中的梦想并未泯灭。1978年，拨乱反正后不久，被平反并晋升为副教授的杨德森，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我国精神病学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精神病诊断全凭医生的临床经验，甚至毫无章法可循。1987年，杨德森教授受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的委托，带领我国精神病学界专家学者,主持制定了“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从此结束了我国精神疾病诊断无统一标准、随意性大的局面。该诊断标准及与之配套的《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案例》，备受精神科医师特别是青年医师的欢迎, 已成为我国精神科医师必备的临床与科研工具书。

尔后，他在国内率先引进美国的精神应激测定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反复实践，重新构思，编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应激测定工具。目前，该工具已在国内十几个省市的临床中得到推广使用，成为公认的研究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的实用工具。

在精神疾病的治疗方面，面对我国精神疾病的心理疗法几乎都来自西方的现实，杨德森教授深知中国人的思维、表达和接受方式与西方人有诸多不同，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的心理疗法很难奏效。因此，他在国内很早就开始的心理治疗本土化的研究与实践，带领大家广泛研习我国传统文化，吸收老庄哲学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为而不争的行为原则和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运用道家哲学思想，并借鉴中西方认知疗法的成功经验，创建了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疗法——道家认知疗法。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杨德森敏锐地感觉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网瘾、吸毒、赌博、性禁锢与性放纵等不良行为因素将上升为精神疾病的诱因。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精神病学相关的一个新领域：行为医学。这些当时还不为普通百姓所注意的精神问题，已经成为杨德森关注的精神疾病焦点。此举不仅使湖南医科大学精神科单靠抗精神病药物治疗重性精神病的局面由此画上了句号，还实现了我国行为医学的临床研究与国外基本同步，甚至个别方面还有所创新。就连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精神卫生顾问Shinfuku（新福尚隆）教授也对此赞叹不已。

作为一位卓有创建的医学家，杨德森教授也是我国精神医学国际化发展之路的矢志践行者，他常说“中外济世同心”。早在1979年，他就作为我国首批受到美国精神病学会邀请的学者，访问美国。之后，他又多次到美国进修、访问、合作科研，与美国同行建立了友好关系，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心理社会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协作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专家顾问组成员，国际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10版（ICD-10）中国现场测试中心主任、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4版（DMS-Ⅳ）国际咨询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海湾医学中心客座教授，为我国精神医学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独具个性的教育家：主张医教无类，不拘一格育人才

杨德森教授既是教授、博导，也担任过医科大学副校长，创办了精神卫生系并任系主任多年。他常说“古今医教无类”，主张不拘一格育人才。

为解决“文革”结束后原有教师大量流失转科的现状，他在刚开始恢复研究生培养工作时，总是尽可能多招多留。精神病学科在后来的十多年中增补有研究生学历的师资近20名。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才储备，使得1988年，卫生部把湖南医科大学纳入了第一批建立精神卫生系的直属院校，为今天的国家重点学科、国家教学团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精神卫生系开创者，杨德森教授可以说为我国精神卫生人才培养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建系之初，为了使学生能有一套优质教材，他四处奔波。1992年，他发起组织了全国精神卫生系（专业）面向21世纪教改和教材编写会议，约请国内精神科知名教授编写教材，其中他主编、参编的6本教材至今仍是精神科医生的“宝典”。此外，他还发起成立了全国精神医学著作出版基金会，着力改善我国精神医学书籍陈旧、匮乏的窘境。迄今，该基金会已资助出版了10余部精神医学著作。退休之后，他还倾心一生积累，建立“杨德森精神医学基金会”。80岁时，耄耋之年的他又筹集40万元给基金会，用于每年评选优秀论文，设立精神科最佳住院医师奖、外语应用奖等，奖掖年轻学子。

在杨德森教授的带领下，精神卫生系也取得了快速发展。1993年，由3年制改为5年制。2002年，精神卫生系被教育部特批为特色专业，成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建设专业，学科评估名列所属专业的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第一名，逐渐成为我国精神病学界的“黄埔军校”。

作为著名的精神医学教育大师，自然不少学生慕名投奔门下，可想要成为杨德森的学生绝非易事，挑选学生杨德森有他自己的一套——不拘泥于成绩，不局限于一纸文凭，最看重个人能力。考试时杨德森不讲半点情面，但有时他却又主动放弃考试原则，敞开大门迎接真正热爱精神科学、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已是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张亚林教授30年前还只是初中学历的煎药工人，“无本科学历，不符合报考资格”的一纸通知曾差点击碎他的梦想。“但求真才实学，不讲空头文凭，欢迎继续报考。”杨德森的鼓励让他重振旗鼓。凭着对精神医学的热爱和顽强自学的韧劲，第二年，张亚林如愿走进湖南医科大学，师从杨德森，成为我国行为医学第一位研究生。

进入“杨门”很难，其实，那才仅是开始。杨德森教授对学生之严也是出了“名”的，以至于有时很多人都用“老鼠和猫”来形容他们的师生关系。其近乎苛刻的严格，其不留情面的批评，不作为他的学生无法体会，不作为学生也没有这份幸运去领略。

如今，杨德森教授亲自培养的18名硕士生、24名博士生中，22人成为正教授, 12名为博士生导师,郝伟任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理局委员，赵靖平、李凌江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委，还有多名成为全国各地医院的“精英”。而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将近600名，占据了我国精神科专业现有研究生的半壁江山，成为名符其实的“黄埔军校”。

情怀满满的哲学家：性格既“直”又“怪”，跳出精神医学的思考者

杨德森教授常说，“我的工作主要是面向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总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精神医学的发展，其敏锐和前瞻性无人能及。

改革开放初期，被推上科室领导岗位的杨德森教授大刀阔斧革新用人机制：规定“文革”10年间分来的3年制“工农兵学员”医师要全部进行业务甄别，考试有一门不及格的，改作技术员、教辅人员或自谋出路，为的是留下编制进本科生与研究生。他广罗人才，为避免“近亲繁殖”只招外院来的研究生，为今后科室发展的“提速”埋下伏笔。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1990年，杨德森带领学生开始道家处世养生方法研究。以道家的哲学思想指导, 吸收现代认知疗法的成功经验, 制定了可操作的治疗程序, 建立了道家认知疗法，总结了处世养生原32字原则，即：“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私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胜刚”，“返璞归真，顺其自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即行为医学，使得该领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精神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之一。

在学科发展上，他提出分灶吃饭，各奔前程，鼓励弟子们开展多领域科研，互助合作，互不干扰，使得精神病学科很早就形成了重大神经发育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孤独症）、重大应激性精神疾病（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成瘾性疾病、临床心理评估与心理治疗四大研究方向，并发展成为我国四大区域精神卫生中心之一和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与其高瞻远瞩的哲学思考相比，其情怀满满的浪漫主义可能不太为外人所知晓，他的人生态度、家国情怀也对我们影响至深,因为在他心里，始终架着一副掂量人生幸福的天平：看轻财富与权势，看重学术与贡献。

在“文革”期间，杨德森教授和同事编写的《精神学讲义》被当成是“毒草”，受到严重迫害，其中两位同事因无法忍受被批斗的身心双重折磨，接连自杀。而他不仅不悲观，还借机学习，别的书不可以读，他就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译本；不能搞精神科业务，那就下围棋、学日语。他还考虑过，即便将来要下放，自己就背个药箱卖万金油，或修钢笔、配钥匙、修单车等，体现了他“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的人生态度。

很多人都用“直”和“怪”来概括杨德森教授的性格。说起这“直”，主要体现在他直言无忌，敢说，敢做。对需要帮助之人总是十分大方，但批评起学生来他不留情面，学生论文出现语法错误，他在旁边标注“什么文化，什么文法？博士文化，小学文法！”。“怪”，则是他“不听招呼”的特立独行和“语不惊人发誓不休”“标新立异二月花”的脾气。

杨德森教授骨子里，有着典型的湖南人的“血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气功作为 “国粹”大行其道，对外宣称气功能够包治百病，强健体魄。杨德森对这种现象非常担忧，鼓励学生研究迷信行为和人类历史上记录的神秘现象，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角度，实证了并不存在所谓的“外气功”和“特异功能”。不论身处何处，他这种敢于同邪恶力量作斗争的精神，也让我们敬佩不已。

国际友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Arthur Kleinman一度与杨德森教授关系十分密切，但两人因中国人精神病发病原因学术见解不一，曾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进行过公开“论战”，双方都无法接受对方观点，以致“不欢而散”。但当得知杨德森教授去世后，他仍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杨德森教授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一个成就卓越的精神病学教授，一个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一个严谨苛刻的导师，一个地道纯粹的湖南人……他的一生阐释并演绎了如何把本质的真实与信仰的忠诚协调统一起来”。

杨德森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他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境界、殚精竭虑的专业精神、追求卓越的人生态度、治病救人的仁爱情怀将一直激励着后辈勇往直前，继续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