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翩（1898—1984），湖南省娄底人，湘雅毕业生，细菌学家，病毒学家，美籍华人，曾创建美中医学科学中心，任第一届华盛顿华人协会会长；毛泽东的挚友，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朋友，为中美医学交流和中美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驱张斗争”是指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亲自策划与指挥湖南学生发动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张敬尧乘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湖南，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在湖南恣意施行暴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极为痛恨，时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倒行逆施、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组织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形成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毛泽东赴京代表团一行40人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其中有湘雅第五班学生李振翩，另一位学生高也愚（湘雅1925年毕业）。这一史事发生在1919到1920年间，正是湘雅医学教育系统中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由潮宗街校区分批迁入麻园岭新校区期间。

李、毛结识成知己

《治病济世的心灵——李振翩教授回忆录》一书，1986年12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书中，李振翩教授谈及他与毛泽东结识的情景：

……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走进我们阅报室时那身着白色长衫的高大、庄重的身影。……

从他第一次跨进我们阅报室起，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了我的奇怪的口音。我把“我”说成“喔”。他说我说话像水牛叫一样，给我起个外号叫“水牛”。我呢因为他们家乡湘潭来的人素有狡猾（此处指聪明之意）的名声，我便叫他“水老倌”。

关于李振翩与毛泽东在湖南驱张运动中交往的史事，李振翩说：

我个人和毛泽东的关系围绕着湖南军阀、省督军张敬尧的问题而越来越密切。那时湖南是由三部分势力统治的：军阀张敬尧统治湘北，属于强大的皖系集团；军阀吴佩孚占据湘南的一小部分，属直系集团；湘南其它地方则由孙中山控制。因为张敬尧一手镇压了“危险”的《湘江评论》，被学生们看成是中国旧的压迫和腐朽势力的象征，必欲去之而后快。由长沙二十多所大中学校的代表组成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聚会商讨张敬尧问题，我是湘雅代表中的一员。

经过几个月的辩论，湖南学生联合会最后决定举行反张罢课，并为举行罢课和向北京政府请愿驱逐张敬尧，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每个学校选两名代表参加，我是湘雅的代表之一。

我们乘夜车去汉口集中。路上不能让人看出我们是代表团，否则很危险，因而我们严格遵守互不往来的规定。当然，我们钱很少。那时长沙所有的中学生，包括湘雅的医科学生，都是寄宿生，每个学生每月要交四块大洋(银元)的饭费。学生们通过表决把伙食标准降低到每月三块钱，这样就可以省下一元钱供我们代表团去北京。（编者：从这点看，不论是办《学生救国报》，还是驱逐张敬尧，都是湘雅学生的集体行动，共同参与。）尽管有同学们的慷慨支持，我还是只能坐四等车厢——运煤用的。在中国，和穷学生为伍的人很多，煤车厢里塞满了“旅客”。我算幸运，还找到一个立足之处。毛泽东在汉口迎接我们。我们聚在一家小客栈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当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眼前的问题——如何对付压制人的军阀，不过我们的讨论也涉及到对中国前途的设想——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中国？我们应该信仰什么？斗争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各有各的观点。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干掉张敬尧。我们给自己起了个“驱张请愿团”的名字，并决定在汉口留两三名代表做联络工作，再选几个人去上海和其它大城市筹款，其余人跟毛泽东去北京提交要求撤掉张敬尧的请愿书。我被选在去北京的代表中。

被列逮捕名单之首

李振翩接着回忆说：

我们聚集在北京马神庙地区，散居在各自的房间，经常不公开地碰头。在此期间，毛泽东接触了很多在北京供职的湖南人，他们都痛恨张敬尧。

我们提交请愿书的历史性日子到来了。我骄傲地但又有点紧张地走进总统府大楼。当时的总统是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实权却操在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手里，段是总理。张敬尧和段祺瑞同属皖系，是一丘之貉，显然段不会屈从于请愿学生的压力把张弄下台。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

“五四”运动相对地说是（各校）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而反张运动则是毛泽东首次指导和周密计划的一次革命行动。毛泽东十分清楚请求政府把张敬尧搞下台无异于向虎谋皮。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揭露军阀的罪恶，把学生的才能和力量引到将来要做的革命工作上边。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

对于我自己，这次北京之行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事件。它强化了我那种居于所有中国人之上（所谓盖世之男）并要尽毕生精力拯救国民的意志。结果呢，我去北京请愿的这一大无畏举动很可能成为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国主义的表演。出于某种原因，张敬尧竟把我错当成了这次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当他命令逮捕十三名主要闹事者时，我的名字位列名单之首，有一段时间悬赏要我的脑袋，毛泽东的名字却不在名单上！这一失误使毛得以脱险。他去了上海，在那儿找了个洗衣店的活干。我设法回长沙学医。实际上驱张运动最后还是胜利了。当我们跟毛泽东去北京时，另一路请愿者到湘南去找过吴佩孚。吴是直系的将领，是张敬尧最头疼的劲敌。出于自身政治的需要，吴佩孚撤出湘南，把地盘让给了湖南地方武装。在吴佩孚的配合下，地方武装竟把张敬尧推翻了。

与毛泽东的交往，起于邀请毛泽东接任《新湖南》的主编（见本报第606期四版《五四风雷入湘雅 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密切在湖南的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期间。

参加新民学会

1920年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会议。会上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并通过书社《组织大纲》。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一座两层小楼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这时湘雅已全迁到麻园岭校区），这很可能是中国第一家合作性质的书店。

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没钱。书社初办时十分困难，1979年5月17日，易礼容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况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仅有借来的20块钱作日常开支，是由赵运文（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秘书）经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银洋是一笔很大的钱。”易礼容和陈子博等还用黄泥小火炉架着一个瓦钵子做饭，书社的“员工”只有生活费，没有工资。

李、毛的交往，随着两人的相识与相知在不断加深。1920年，李振翩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当时，新民学会是一个有着共同理想，纪律严格，组织严密的进步团体。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通过的章程中确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章程中的纪律简而言之有五条：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1920年，湘雅医学教育系统已全部迁到北门外麻园岭新校区后，毛泽东为“文化书社”租用潮宗街湘雅校舍，以组织、扩大仍是成员不多的秘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李振翩应邀参加。

在会中，李振翩提出“用罗素的温和办法，现在就从教育下手，作个性改造”的革命主张。它较之新民学会成立后，1920年7月在法国蒙尼达会议修改确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在政治高度上有一定的差别，说明这时的李振翩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的政治主张已由激进转向立志学医、科学报国的温和思路。促使李振翩有这一转向的直接事件有两项：一是在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中，出于某种原因，张敬尧错把李振翩当成了这次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名列当局逮捕的十三名主要闹事者的名单之首，悬赏要李振翩的脑袋。二是新民学会成员、17岁的中学生陈自宝的因病而突然死亡。

正是这种转向，李振翩后来成了国际著名的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